抵达并返观南方百年乡土的全息敞现——李伯勇文学创作综论

沉静而坚韧地笔耕于赣南乡间，执着以文字向乡土生活掘进的李伯勇，迄今已奉献《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旷野黄花》《父兮生我》《抵达昨日之河》六部长篇小说，另有《南方的温柔》《恶之花》《孤烟·繁嚣》《重叠的背影》《瞬间苍茫》《昨天的地平线》《灰与绿的交响》《九十九曲长河》《文海观澜沉思录》等中短篇小说、思想文化随笔、散文和文学评论集出版。

短篇小说《瓜地熏风》获江西省首届“谷雨文学奖”；长篇小说《轮回》获“恒泰杯”当代长篇小说征文三等奖；《恍惚远行》入选200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深受文学界好评。

李伯勇既无盛名支撑，亦无地域优势，默默坚守于乡间一隅，以乡土书写占据文坛一席，自有其独特价值。

从南中国农村走出的李伯勇，摒弃了乡土写作惯有的“地表式”表现—家常琐事、民俗奇观、方言俚语。

这对长期扎根乡土的作家，本是驾轻就熟、水到渠成的，李伯勇显然不满足于此，而将笔力聚焦于中国南方乡土历经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全息敞现乡土现实，反思诸种历史合力作用下乡土社会和乡土精神的解构与重铸，叩寻乡土的现代“灵魂”。

其创作因此“以命意独特、思考深邃、风格沉静、内涵丰厚见长”[1]。

一
李伯勇的生长地是江西赣南，在他的文学世界中着力营构的也正是赣南乡村世界。

李伯勇在县城长大，与乡土相连，与乡村亲友往来，加上在学校时下乡支农，他从小感受着乡土氛围。

当然那还只是幼稚少年眼光，乡土印象是外在的。

12年中小学、“文革”停课，接着知青下放，他成了芸芸乡民之一，在现实乡土中讨生活。

其间又经历下乡锻炼做“一阵子农民”到成家建房做“终身农民”的思想历程。

他走进乡土，乡土融入了他的生命和情感，他对乡土有了更真切而深刻的认知。

日后时代转轨，他又由乡而城，20世纪80年代以后，确立文学抱负成为作家，不但一次又一次重返下放地，而且重返本县和赣南山乡，不时“田野作业”，乡土时空大为扩展，抵达和返观更有着多重意蕴。

他对乡土由“外”而“内”，由浮表到纵深，频频抵达和返观，对乡土及变迁有着更为理性的观照。

他的乡土写作也就独树一帜，用文字浇铸了以赣南乡土为血肉灵魂的文学王国。

乡土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2]，属于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3]。

作为一种植根于土地，靠血缘关系纽带和传统礼俗来维系的中国自然村社，在近现代以来，因各种变革，一直处于结构性变化之中，乡土的现代转身呈现出意味深长的历史内涵。

这一切，在李伯勇的笔下，则集中表现中国乡土或主动或被动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复杂历程，其中蕴含着地域、政治、家族、历史文化和集体无意识等等多重维度的纠缠裹结。

赣南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正是伴随着中国革命
抵达并返观：南方百年乡土的全息敞现
——李伯勇文学创作综论
◎邵 滢
而开始的。

李伯勇笔下的“革命”有着宽泛的时代所指。

一方面作家欣然赞许革命的正当性，认定其“属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些给赣南客家精神的现代锻造注入了强劲的思想资源”[4]。

他的长篇小说《旷野黄花》，就把对乡土现代化进程的关注推溯至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土地革命和国民党蒋经国的“赣南新政”，都被纳入了小说写作视野，而且是作为赣南整体性乡土生活的有机组成来加以表现。

在中国现代史中，赣南实际上充当了国共两党早期探索、实践乡土现代化进程的实验田。

这块土地从现代化的伊始，就站在了政治革命的前沿，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政治文化的关联就愈发密切。

同时，作家又认同鲁迅所说：“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

”[5]或许不同于中国的其他乡土，因自足性和封闭性带来政治反应的滞后性，赣南大地更早地被道路斗争、思想斗争、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等等运动所唤醒、所磨砺，政治文化与这块乡土的关系来得更加直接和紧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政治意识更加敏锐而绵长。

同时，这种政治意识也是时代意识的突出体现，构成了赣南乡土鲜明的内质。

李伯勇的乡土文学世界被这块土地所涵养，作家本人又亲历过农村一浪接一浪的诸多政治运动，他对政治文化与乡土现代化密切关联的体察，也就特别敏感而深刻。

接踵而来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等农村政治运动，基本上瓦解了乡土原有的自在性和自然性，也即李伯勇认为的“乡土自性”—乡土自在、自为、自主、本原、自治状态下所彰显的乡土主体性。

[6]政治文化如何进入并影响中国乡土社会，成为李伯勇表现乡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视角。

但他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立场，他的创作往往直面政治旋涡中的乡土人生沉浮、情感命运及精神变化。

这在其长篇成名作《轮回》中即已有所体现，中国南方农村的政治风云剧变和农村生活的浮沉史，成为小说的主线。

虽然各种政治运动本身的是非臧否，历史早已做出明确回答，然而李伯勇对于政治文化进入乡间，并没有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作家清醒地意识到，政治文化对乡间的影响力可能是双重的，既可能充当着乡土变革的主要推动力，也可能相反；它们有时惊天动地，有时则苦涩黯然。

但不管是鲜花还是污秽，毕竟都已融入了历史，融入了现代乡土文化，成为其有机构成。

它们是一个整体，是不能被阉割、否认和遗忘的。

作家的使命要就此开掘下去，在对现当代中国乡村的现代性整体流变做精准的展示中，探寻并还原乡土现代进程的复杂性。

以长篇《抵达昨日之河》为例，2014年，当知青题材早已并非文坛创作热点之时，李伯勇推出这部厚重之作。

小说择取“知青下乡”这一特殊政治历史时段作为时代背景，但作家用心显然不在向读者奉上一部知青小说，而是由知青打开乡土世界之门，在知青“融入”乡村的十年经历的“地表”之下，涌动的是政治运动对乡土社会的冲击及世相人心的变化。

“知青”成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方乡土历史演进的参与者、观察者和承受者。

知青刘彤对于“窑岭”，与其说是鲜活的生命个体，不如说是一种身份符号，是知青下乡运动的符号化呈现，从知青身上体现政治对乡土的介入。

而在刘彤下乡之前，“窑岭政治”就已形成，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对乡土版图进行的改写早已开始，大队书记杨盛铭等一干村干部是政治运动的代言人，并参与了这种改写。

知青下乡，不过是“运动”又一次进入乡村；知青与“窑岭”成为一种政治作用力关系的表征，小说呈现了一个处处烙上“运动”印记的乡村世界。

乡民们无一例外被政治化生存方式所裹挟、所改变，其生存状态每况愈下，其心灵情感趋于分裂。

这一幕幕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多少有些生厌，有些残酷，但是却真实。

这就是李伯勇贡献给当代文学的特殊乡村世界。

二
然而，政治文化并不是李伯勇反思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唯一向度。

历史毕竟是合力的作用。

这股力量不时和李伯勇笔下的另一股力量发生直接或间接的碰撞与交锋，不仅增添了小说写作的张力，也成为作家书写现代乡土的鲜明特色。

以家族为背景的人物及人物关系构塑，在李伯勇小说中反复出现：《轮回》中的周家、张家、马家、刘家，《寂寞欢爱》中的许家，《恍惚远行》中的凌家，《旷野黄花》中的黄家，《父兮生我》
中的李家，《抵达昨日之河》中的杨家、马家，等等。

家族化人物生存，成为李伯勇笔下人物的突出特征。

这种家族力量渗透在乡土历史的各种时间段，革命年代、政治运动年代、改革年代，直至当下。

面对“家族”这个庞然大物，一切是与非、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等等价值判断都变得异常复杂。

《抵达昨日之河》中知识青年刘彤在融入“窑岭”的过程中为何会产生“困难”？恐怕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知青与农民在身份或思想上的差异，更因为他在“窑岭”是一个“无根”之人，宗法伦理交织的“窑岭”社会没有提供给他姓氏和家族的庇护，使他无法真正落地生根。

与此相对的是大队书记杨盛铭，尽管他因政治身份而拥有了掌控“窑岭”的权力，但其政治地位的获得，本身又与他所代表、所能代表的家族密切相关；而在他陷于危机、政治地位岌岌可危之际，村民们非但没有将往日积蓄的不满和仇恨发泄出来，乘势将他扳倒，反而很快就产生了心理逆转，转而同情起他的失势，对他的“强人”统治感怀。

他因是杨家人重新得到理解和同情。

“杨家人”的身份，庇护着杨盛铭，就像他的父亲当年参加革命被捕，杨家人出来营救一样，他不可能在“窑岭”如刘彤般受难。

无论刘彤拥有怎样的知识文明或者政治正义，即便能获得来自“窑岭”人的同情、认可、接纳，他仍不能像本族人一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无论杨盛铭如何的不公、跋扈和为所欲为，刘彤与其两相较量，虽然最终决定力量来自无从把握的“上面”的意志，但乡民的取舍选择早已注定了结局。

不止于《抵达昨日之河》中的“窑岭”，《轮回》中的“冷水坑”、《恍惚远行》中的“官溪乡望月村老鸦坳”、《旷野黄花》中的“信泉圩”、《父兮生我》的“县城”等等，都是李伯勇笔下乡土社会的一个个缩影。

以血缘为纽带的乡土自然性社会关系不容忽视。

虽然历经现代化的蜕变，包括政治的连番洗礼，但一切现代元素要在乡间真正落地生根，必须获得乡土在精神和情感上的认同。

姓氏意识、宗族文化等人际网络的牵制力往往交融其中，无法用对错、好坏来做出价值判断。

李伯勇在外来政治文化与内在乡村传统的复杂纠葛中，以赣南乡村作为范本，描摹和展现着乡土现代进程的复杂角力。

它们相互融合、排斥、纠缠，各自顽固地呈现出自己的根性，各成体系地搅动乡土生活。

政治文化和乡村传统是李伯勇在书写乡土世界中极为重视的两股历史力量，然而又不仅限于此。

历史毕竟是合力的作用，乡土现代化是层叠累加的渐变过程，历史纵向推进的诸种合力以及时代构筑的诸多横向要素，缺一不可。

任何单一视角的考量都会显得过于简单粗暴。

作为一名立足于乡土生活、乡村经验丰富的作家，不可能无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或者这样更好理解，李伯勇的乡土写作一直葆有浓郁的政治历史色彩，但他又从未将立意定位于某次具体政治运动的批判或反思。

因为这样反而会遮蔽历史的复杂性。

历史既不是一蹴而就，也非一力所能为。

同理，市场经济及其对乡土的冲击—这个时下乡土写作关注度最高的切入点，在李伯勇构筑的乡土世界中，却似乎并没有被浓墨重彩地渲染和凸显。

这当然不是作家对乡土现实的疏离，他清醒地意识到“乡土在变，乡土生活在变，经济大潮更是推动着中国乡土这一沉厚的磨盘”，事实上乡土的物化和商品化一直与政治文化、家族力量等一起构成其小说创作重要的关键词。

但李伯勇坚持历史的合力观，“其实，乡土一直在变”，“只是人们缺少体察罢了”。

[7]现实的乡土问题不能只简单归结为市场经济强力推进从而对乡村的摧枯拉朽，而必须置放到整个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语境中给予观照。

三
李伯勇对乡土现代进程的深切思考，赋予作品浓郁的思想者色彩，但他首先还是小说家。

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活动，不是社会和历史的附庸，而是人向自我生成的一种方式；文学应该具有历史观照和社会观照的独立视角，即“人”的观照。

中国乡土文学的开创，正是始自于“五四”以来由“人的发现”“人的文学”而引发的对底层农民的发现。

李伯勇更不例外，他脚踏着大地，呼吸着泥土的气息，深切关注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

大自然被污染，乡村风俗日渐变形，随着打工潮带来的农村空巢化，由亲情、乡情维系的乡村生活和乡村伦理也开始瓦解。

“建立在传统格局上的乡村正在解体之中。

从许多村道长满了齐膝的蒿草就可得知乡村
的凋敝”，由此产生的是归属感的失落：到哪里去寻找“心灵的依归与安妥”？[8]无论是表现政治文化于乡土，还是家族文化于乡土，又抑或是二者纠葛后共同作用于乡土，李伯勇最终还是立意于生存于乡土的人。

他将对乡土现代反思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指向了人，尤其是乡土现实中的人的精神皈依。

在时代政治与乡土文化传统的扭结中，仍有正面意义的乡土精神的存续，但出现大量的精神病变，即时代之熵，这也是乡土的一种现实。

漫长而迟缓的乡村现代化进程，逐渐摧毁了乡民积淀于意识深处的精神乌托邦；历次政治运动，束缚、麻木了民众的精神和心灵；就在人们还未来得及重构自己的精神信仰之际，乡村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加剧了人们精神的迷惘和无所依傍。

李伯勇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这一进程中乡村人的精神荒漠。

在李伯勇的创作中，“乡土”固然是现实的乡土、物质的乡土，但更多时候意味着乡民精神生存的依托。

乡土现代化不仅是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的改变，还是整个乡土文化原有的心理结构和道德基础的一次全面重构。

作家着力关注乡土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生存境遇，特别是底层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精神价值体系的重构。

乡土写作这种由外在社会问题到内在人物精神命运的笔墨转移，是作家对乡土现代化过程中乡村道德失范、人性价值迷失的体察。

从李伯勇的创作历程看，乡土精神世界的开掘这一主题不仅贯穿始终，而且作家越来越走向意识的自觉。

写于1980年代的中篇小说《望户》，摆脱了当时流行的、政策图解式农村改革题材创作的窠臼。

它围绕主人公张大桂和下一代的矛盾冲突，作品反思了他所代表的大一统、家长式的发家致富思想乃是根植于过去时代农民未曾实现的理想基础，然而时代的变化很快超越了这一阶段，新的变革必然导致传统农民理想的破灭。

同期的短篇小说《瓜地熏风》书写了传统农民邓昌裕在乡村种植转型期（由粮食种植向瓜果副业发展）努力“跟上”的时候，连连遭到观念的挑战和社会不正之风的侵袭，出现了来自心灵深处的理想失落和迷惘。

这种理想悲剧并不是个体的，而是价值观念与物质生存不断冲突并在冲突中走向新生的体现。

作品在这里已开始直面乡村变革的精神层面。

进入1990年代，作家对乡土精神世界的关注愈发自觉。

中篇小说《遍野霞光》延续了乡村精神思考的主题。

主人公江枝莲所面对的父亲、家族和作为外来者的丈夫之间的冲突，正是变革时期传统与现代的价值碰撞。

作品既正视变革时期乡村社会对富庶的物质文明的渴望和追求，又体察到沉稳、内敛、保守的传统精神始终混融于时代大潮中，既可能成为推动物质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可以成为其无法回避的阻力。

乡村变革是以显在的物质层面加以体现，却在更深层次触及社会的精神层面。

长篇小说《恍惚远行》，更是集中体现出李伯勇对现实乡村精神世界的高度关注。

小说塑造了有着强烈“英雄情结”的“疯子”凌世烟，这个人物承载着作家对乡村精神建构的沉思。

“凌世烟”并非作家凭空主观臆造，而是建立在生活原型之上，是乡村“精神病人”的集中体现。

乡村中又何止一个凌世烟。

小说不惜笔墨地写到受利益驱使的村民们，疯狂地掘地三尺、狂捕芒鼠，喜好围观，并对芒鼠的受虐状津津乐道，这与他们得意扬扬地扎堆观看“斗坏人”的看客心理相呼应，都是精神空虚的表现。

价值依托的空虚和精神归宿的茫然使乡村人处于震荡、无从把握的环境，如果没有健全的人格建构，难免无所适从，沮丧失望，甚至绝望。

乡村中的这些人物，既象征着变革时期弱势群体在精神上所受到的伤害，更警醒人们，乡土社会文明进程中，精神家园的重建理应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主题。

而缠绕于“凌世烟”们心头的“英雄梦”，正是人们渴望英雄的诞生，以填补自己日益空虚的心灵世界的象征。

然而，作家对此又充满焦虑。

因为“英雄”的价值尺度在乡民心目中已然混乱。

历次政治造神运动，树立起来的“英雄”，很难进入人们灵魂内部，人们只有盲目而机械地从现实生活的“实际”出发，建构各人心目中的英雄。

凌世烟“英雄梦”的渴望，来源于孩童时代叔叔凌维宏的影响。

他之所以崇拜叔叔，是因为深切感受到“英雄”的称号带给叔叔个人乃至于全家的现实利益，于是渴望成为像他一样的乡间“英雄”。

无独有偶，中篇小说《恶之花》中，土匪凌大雄的事迹竟会被人们竞相“英雄化”“传奇化”，并进而让人无比崇敬。

短篇小说《拳师》，则刻画
了一个有真本事、在民间享有盛名的英雄，但在权势的拉拢和腐蚀以及他自己的主动依附下，变得外强中干不堪一击，而天真的青年仍对其顶礼膜拜。

生活在赣南乡土的客家人延续着一种“英雄崇拜”情结。

“英雄梦”本是人类一种文化性、心灵性的追求，然而李伯勇却敏感地注意到，在乡村弱势者心目中，所谓英雄，与权势地位、实惠实利相关联，英雄已被实用化、实物化、实惠化。

他们对英雄的崇拜很大程度上缘于与英雄真正的精神内涵不相关的物化层面。

因此，“英雄梦”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乡土已经寻找到价值重构的基础，相反，更加残酷地映照出乡村价值体系的混乱失衡，这一切反而成为乡土走向现代文明的巨大阻力。

李伯勇将笔触深深扎进自己熟知的赣南乡土，最后落笔于更为深层、更为内在的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乡土全息呈现，这应该是其创作的最主要特色和重要价值所在。

与此同时，这种特色和价值还在于，李伯勇对乡土精神世界的掘进所展现的乡土精神的维系或流失，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当下性。

现代中国的乡土书写，肇始之初便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聚焦于乡土的贫困、愚昧甚至病态，从而将其作为批判或启蒙的对象；另一种则将乡土作为诗意的家园予以追索和回忆。

延安解放区文学之后，乡土表现的重心转向与政治革命紧密相连的山乡巨变。

李伯勇对乡土精神世界的探寻，没有以“文明”度量乡土的落后和愚昧，也没有用所谓的“乡愁”营构乡土的想象世界。

李伯勇对乡土的叙述，既不是皈依，亦不是逃遁，更不是简单的批判。

他始终直面当下现实情境中的中国农民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冲突和价值皈依，体现出乡土写作鲜明的现实关怀和当代意识，体现出小说家对于现实问题的强烈介入意识。

这样，李伯勇对乡土精神的掘进或探寻，既继承了鲁迅灵魂拷问式的乡土写作传统，又呈现出完全不同于鲁迅的当代乡土。

当下性成为李伯勇乡土写作鲜明的立场和特色，也是李伯勇乡土思想的一个鲜明属性。

四
从乡土精神现实出发，李伯勇近乎执拗地开始寻找构筑现代乡村精神的钙质。

作家以刻骨铭心的乡土生存感，深切认识到乡土走向现代文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以乡村教师、乡村医生等为代表的乡村知识分子成为李伯勇乡土精神打捞的重心所在，这些人是乡村精神钙质的体现者。

正是在这些人身上，他惊喜地发现，在被遮蔽、被漠视和被遗忘的乡村中，有过向现代化转化的丰富和辉煌。

也许乡村知识者与李伯勇的个人生存体验最为接近，所以他们的身影始终晃动在他的创作中；但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已经视他们为现代乡土精神的重要构成要素。

乡村现代知识者的出现，既表明乡村与时代的紧密联系，也成为这种联系的丰硕之果，更是表明乡村不可能是世外桃源，他们成了乡村构成现代社会的重要标识。

正因如此，乡村知识者成为李伯勇笔下用力最多的人物形象，且最为作家推崇。

不妨梳理一下这类人物谱系：《恍惚远行》中的凌维森（民间意义的乡村才俊）、梁明渊（处于社会边缘的西医），《旷野黄花》中三代黄家人黄盛萱（行将被历史否定的中医、乡绅）、黄朝勋（现代意义的自由人，留日学生，学习西医与法律）、黄腾（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广州读大学，赶革命末班车的青年大学生），《父兮生我》中的“爷爷”（急流勇退的乡绅）、“父亲”（寻常乡村教师），《抵达昨日之河》中的刘彤（教师家庭出身，接受革命政治洗礼的下乡知识青年），等等，这些人物几乎勾连起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知识分子的历史。

显然，在作家竭尽心力塑造人物之际，对这些人物在乡间的行动是充分认可的，他们为乡间注入了科学、法治、民主等现代理念，不仅为乡土带来生存层面的改观，更在精神意识上唤醒了古老的乡土。

他们在乡土现代进程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时常是被低估的。

乡村这些现当代知识者的坎坷命运，既折射出他们个人也是他们所属时代的思想之光，也负载着李伯勇的乡土思想。

李伯勇因为坚守在乡土，自己就是乡土的一分子，所以他无意于将知识者打扮成居高临下的乡土批判者或启蒙者；也正因为从来就未曾离开过土地，所以也无须用乡愁营造的诗意想象来拷问知识者，让他们在乡土博大的胸襟面前自惭形秽。

作家是将他们视为现代化进程中乡土自身蜕变生长出来的文化自救力量，这就使得李伯勇的乡土知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