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府的灾荒救治——以偏城县救治1944年旱灾和蝗灾为中心

2020年6月June 2020
第30卷第2期Vol.30 No.2
邯郸学院学报Journal of Handan University 太行山文书研究华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府的灾荒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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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偏城县救治1944年旱灾和蝗灾为中心冯小红
（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河北邯郸056005）
摘要：1944年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偏城县发生了旱灾和蝗灾。

为了救治灾荒，偏城县政府和村公所发 动“春菜运动”，以应对春荒；运用特殊的“降息”手段，以减轻贫民的粮贷负担；采用打蝗与抢收相结 合的手段，以应对蝗灾；使用阶级斗争手段向地、富征集土地、房产和物资，以救济难民。

与南京国民政 府相比，华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府的灾荒救治措施有两点特殊之处，即以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生产救灾和 以阶级斗争手段迫使地、富让利和疏财，这两点特殊举措的实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农村建立的党、 政、武、群组织体系。

关键词：华北根据地；基层政府；灾荒救治；偏城县
中图分类号：G2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30（2020）02-0026-07
收稿日期：2020-03-16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学术年会专项：编号201908030202）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冯小红（1970—）,男，河北高阳人，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博士，主 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近年来，随着近代灾荒史研究的深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灾荒与救治也得到广泛关注，涌现出 大量研究成果。

从研究区域来看，以往关于华北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治的研究或选择整个华北根据地, 或选择某个边区，最小的区域也是选择某个专区。

©很少有学者针对某一场或某几场灾难，深入探究①选择整个华北根据地的研究有：魏宏运、左志远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248 页）,高冬梅《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第182-200页），苑书耸《华北抗 日根据地的灾荒与救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张水良《华北抗日根据地 的生产救灾斗争》（《历史教学》1982年第12期，第27-31页），阎秋风《华北抗日根据地救治灾荒的措施》（《南 都学坛》2007年第5期，第35-37页），李红英、汪远中《华北抗日根据地时期灾荒背景下的违法问题及法律应对 研究》（《中国农史》2014年第2期，第115-124页）等；选择某个边区的研究有：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晋察冀 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第397-402页），齐武《晋冀鲁豫边区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第403-415页），李金铮《晋察冀边区1939年的救灾度荒工作》（《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第120-131页）， 刘庆礼《晋冀鲁豫边区1942-1944年的灾荒与救济工作》（《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第145-147页） 等；选择某个专区的研究有：郝平《论太行区根据地的生产自救运动》（《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39-43 页），李新艳《中共太行抗日根据地灾荒救治工作研究——以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的旱、蝗灾为中心的考察》（硕
根据地基层政府的灾荒救治。

由于以往研究选择的区域过大，一方面造成不同研究者针对不同区域总结出的救灾措施却呈现出雷同的状况，另一方面造成研究者对各种措施的描述多流于泛泛而谈，缺乏深入细致的剖析。

有鉴于此，本文以偏城县①1944年旱灾和蝗灾为中心，利用涉县档案馆馆藏档案与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深入剖析华北根据地基层政府©的灾荒救治措施。

1941至1945年，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的部分县份旱灾频发。

以1943年为例，隶属太行区五分区的涉县旱地禾苗大部枯死，“即使立刻下透雨，秋收也无大希望”，一些小山村吃水都发生困难。

同属五分区的磁武县“同样没有落雨，即零星下点雨均系雹灾，青苗大部分枯萎，山上的树叶都快吃光了”。

偏城的旱灾已成，“并不比涉县为轻”。

六分区的武安、沙河，四分区的平顺、潞城、壶关，其旱灾也十分严重。

Ml到1943年冬，太行区灾民占到全区人口的一半以上。

1944年又发生大蝗灾，“从豫北、冀西蔓延到晋东南，飞蝗遮天蔽日，田地庄稼一扫而光，全区23个县、879个村遭受蝗虫危害，有27万亩庄稼被吃光，29万亩地庄稼受到损害。

”国239在上述县份中，涉县、偏城的旱灾较为严重。

从1941至1945年，涉、偏二县连续5年大旱，尤以1942、1943年特大干旱，麦苗枯死，秋禾无种，两年绝收。

1944、1945年春旱之后又发生虫灾，飞蝗遮天蔽日，所过之处，树叶、禾稼俱食精光，每棵谷子平均有50多只蝗虫。

即07,112旱灾和蝗灾使得本已十分困难的群众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为了救治旱灾、蝗灾和救济灾民，偏城县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发动“春菜运动”以应对春荒
上文已阐明，从1941年开始，偏城县连年遭受旱灾，1942、1943年旱灾尤重，1944年又发生春旱。

本来春季就是华北地区一年中青黄不接之日，贫苦人家在春季均可能发生粮食困难，不得不靠借贷度日，待挨到夏收、秋收之后，粮食困难当有所缓解。

如果在春荒之余又发生春旱，以致夏季有可能减收或绝收，这样一来贫苦人家寄于麦收和秋收的希望也有可能部分或完全破灭。

为了应对春荒，偏城县政府发动了“春菜运动”。

“春菜运动”的实质就是号召种植春菜，即以春菜为代食品，以充民食，帮助群众挨过春荒。

偏城县选择的蔬菜品种有两种：一种是单种的千穗谷、扫帚苗、养麦芽等，要求各家每人必须保证种一分地。

⑷千穗谷属蕨类植物门、蕨纲、真蕨目、觅科，生命力特强，特别耐旱，枝叶正嫩时可以食用。

春季播种千穗谷，15-20天便可收割食用。

冈29扫帚苗，学名地肤，生长环境适应性极强，耐干旱，嫩苗和叶可做菜蔬，一般农历3月播种，当植株长到15-20厘米时即可采集幼苗食用。

冏39
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社科部，2009年），谢忠强《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太行革命根据地救济灾荒工作述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142-148页）等。

①偏城县是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1940年新设县份，该县位于涉县西北部，地处涉县和黎城县之间”偏城地区在宋代之前一直为涉县所领，元至元二年（1265年），偏城地区13村划入山西省黎城县，历元、明、清三代，行政区划为黎城县凭贤乡，下分宇庄、偏城二里。

1940年1月，太行区将原偏城地区从黎城县剥离出来，新设偏城县。

初建时，偏城县下设南、北二区，南区治所在东安居，辖西庄、偏城、横岭、郭庄、符山窑、东鹿头、西鹿头、壮口、东安居、西安居、东宇庄、西宇庄、木口、杨家庄、东皎等15个行政村；北区治所在寺子岩，辖西皎、畔皎、董家沟、秦家竦、圣寺岩、石峰、小皎、青塔、桑栈、南艾铺、窑门口、吃腊铺等13个行政村。

1944年3月，涉县第三区划归偏城县，被设置为偏城县第三区，治所在东戌，同时划武安县马渠水、长亭、万谷城3村属该区。

全县共辖行政村56个。

1946年5月，偏城县撤治，所辖村庄全部并入涉县。

见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涉县志》第55页。

②基层政府指的是县级及县级以下政府。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县级及以下共设三级政府，分别为县政府、区政府、村公所。

受资料所限，本文只研究县级政府和村公所的灾荒救治。

养麦芽即养麦的芽苗，一般在农历3月底播种，一般10〜20天左右，子叶展平，变为绿色，下胚轴呈紫红色，近根部为白色，植株幼嫩，即可采收食用。

［7举甫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偏城县号召农民单种的菜蔬大都是适应性强、耐旱、经过短期生长即可食用的植物，春荒时作为代食品最为适宜。

另一种是套种在谷子、玉米地里的小菜、蔓菁及早熟的菜蔬。

小菜是华北油菜的俗称，嫩茎和叶可以食用，根部亦可食用，形状和味道类似于蔓菁，籽可以榨油。

涉县、偏城一带一般农历六、七月份播种，可在谷子、玉米地里套种，10月底根部长成，即可刨食。

蔓菁也称芜菁，是十字花科芸薑属一年或二年生草本植物，肥大的根部和嫩叶均可食用，在偏城一带的山区农历5月即可播种，生长期为100天左右。

同由小菜、蔓菁等植物特性可知，这些蔬菜是作为秋季备用代食品来种植的。

偏城县政府对于种植春菜不仅仅下令号召，而是经过细致的准备和发动大规模行动。

细致的准备主要是准备种子，且采取县政府、合作社、农户个人相结合的办法，首先由农民个人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由合作社想办法解决，县政府则派专人到临近的武乡县购买千穗谷种子，以备不时之需。

同时县政府要求在种植时先实验一下购来的种子是否发芽，以免误种。

Ml发动大规模行动指的是发动“春菜运动”①，就是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落实种植春菜。

县里规定阴历三月初五日至十二日为种菜突击周，要求届时县、区、村各级干部要“停止其他不必要的工作，来督促、领导，并切实检查好进行情况。

”［1］
二、运用特殊的“降息”手段减轻贫民粮贷负担
上文指出，偏城一带的贫民为度过春荒，不得不靠借贷度日。

1944年正值大荒之年，贫民借贷的周期比往年更长。

一些富裕者便趁机渔利，超额剥削贫民，出现以小米借出，以超量小麦归还的加重剥削现象，有些村子竟出现“借一斤米，还三斤麦”或“借一斗米，还二斗半麦”的揭约。

在一般情形下，麦子价格要高于小米。

新编《涉县县志》记载了1946年涉县漳南镇粮食价格表，兹将该表整理后列如表lo
表11946年涉县漳南镇粮食价格表单位：元/斤粮食种类1月28日集2月25日集2月28日集2月29日集7月1日集12月12日集小米656 6.53228
麦子101010113545麦子价格超
66.7%100%66.7%69.2%9.4%60.7%
过小米价格
资料来源：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涉县志》，第427页。

将表1麦子价格超过小米价格的比例算数平均，可知1946年麦子价格超过小米价格60.6%。

在这里假定1944年两种粮食价格的比例与1946年相近，我们取60%作为1944年的比例，那么在1944年，3斤麦子相当于4.8斤小米，2.5斗麦子相当于4斗小米。

如此以来，上述粮贷的总利率分别为380%、300%。

度过春荒和春旱，一般春借秋还，假定借贷期限为6个月，则月息分别为63.3%、50%,用当时农村借贷通用的说法，分别为每月63分行利、每月50分行利。

据李金铮研究，1933年山西
①赖若愚在《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一地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8月，见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第207页）中谈到救灾工作时曾说太行区党委1944年春发动了春菜运动，这样看来，偏城县政府发动的春菜运动应该是在太行区党委统一部署下开展的。

该书编纂者对这段史料的原整理为“发动了春菜［耕］运动”，认为“菜”字原文错讹，应改为"耕”字。

从赖若愚的讲话内容和偏城县的情形看，原文用“菜”字没有错，太行区党委发动的就是“春菜运动”。

粮食高利贷的月利率为6分,［邪7则1944年偏城县粮食借贷的月利率比平常年份的高利贷还高出7.3至9.5倍，由此可见其剥削之重。

为了减轻受灾贫民的负担，偏城县政府规定以下几条办法［则：
一、现在（五月廿五日之后）借米一斤，麦秋后偿还麦子最多不能超过一斤半；
二、现在（五月廿五日之后）借米一斤，如按欠粮折算（一斤六两），可双方协商行息，但利息最多不能超过三分，须按时间计算利息。

三、已经借贷者，过秋偿还时一律按此规定偿还，不得按原定超量还麦数目（米一斗还麦三斗或米一斤还麦三斤）索取。

四、如有的地方不能借贷的，村公所可将灾情实况报告区公所，由区公所给予适当解决。

按上述办法第一条，麦子1.5斤折算成小米为2.4斤，总利率为140%,比原利率降低了1倍多；按第二条，1斤6两为1.375斤，①再加上3分利息，总利率为67.5%,比原利率降低了4倍左右。

但是，偏城县灾年减息之后规定的利率仍然比"减租减息”运动中规定的利率高得多。

②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县政府担心，大灾之年，如果利率过低，富户不放贷，贫民借不到粮。

1943年发生大旱灾时，晋冀鲁豫边区冀鲁豫区贫民借粮利息也高达3倍至5倍，6月8日，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减息清债的指示，将最高利率规定为30%。

到23日，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又发出补充指示，指出“在灾区目前不是清理债务问题，而是如何拖延的问题，因此在灾区目前不必进行清债工作，以免妨碍目前的借贷。

”gm偏城县政府在第二年的几乎同一时间能够突破冀鲁豫区上一年的做法，敢于大幅度降低借粮利率，一方面是因为该县地处太行区腹地，政权基础和群众基础比冀鲁豫区要好一些，县政府对县里地、富的治理更有底气；另一方面，偏城县政府对地富的治理也预备了一手措施，那就是由区公所出面给予适当解决。

虽然档案资料没有指明区政府解决粮贷的方式，但是按常理推断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区政府将储备粮直接贷给农民；另一种是区政府向村里富户施压，逼迫其贷出粮食。

三'采用打蝗与抢收相结合的方式应对蝗灾
与受灾严重的县份相比，1944年偏城县的蝗灾相对较轻。

前文所说的1944年的严重蝗灾主要是针对涉县而言的。

据时任太行区组织部长的赖若愚在太行区地委联席会的报告中总结，从1944年2月份至6月初，太行区共发生两次蝗灾，这两次蝗灾偏城县所在的六分区部分县份被波及。

从二三月份到五月底为第一次蝗灾，此次蝗灾是本地土生，经历了由卵变埔和由喃变蝗的过程，根据地打蝗也经历了挖卵、打埔和剿蝗的全过程，到五月二十五日前后基本肃清。

5月28日和290,从平汉线向太行区五、六、七分区飞来第一批飞蝗，四分区的平顺、黎城、潞城等县亦有波及，此为太行区第二次蝗灾。

问223偏城县1944年救灾档案中提到的只有第二次蝗灾。

并且从1944年6月10日偏城县给各村长通知中所用的“我们受到连年灾荒的痛苦，眼看麦子黄了，小苗长得很好，再努一把力，灾荒快要过去了，可是现在发现蝗虫”等表述2］,可以看出第一次蝗灾基本未波及偏城县辖区。

从偏城救灾档案记载的内容看，即便是第二次蝗灾被波及，偏城县辖区的灾情较相邻的涉县也较轻。

当时在偏城县以东以南的涉县辖区农村都发生了重蝗灾，在偏城县境内，先是原属涉县、1944
①抗战时期涉县通用16两秤，以1斤为16两折算。

②晋冀鲁豫边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1940年规定的最高年利率为10%,1941年又将利率上调至15%。

分别见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辑，第569页；第一辑，第177页。

年3月划归偏城县的三区九个村发现蝗，紧接着二区的东安居、壮口、东鹿头一带也发现蝗虫和蝗婶。

虽然蝗灾较轻，偏城县对打蝗也十分重视，为此制定了以下四条措施［⑶：
一、已经发现蛙虫的村庄，要再接再励，彻底肃清。

二、在未发现蝗虫和已肃清村庄，要随时检查，一经发现，立即组织去打。

三、发现蝗虫，要很好侦查，想好打的办法，并随时报告。

四、发现蝗虫地区，麦子熟了，须收麦与打螳相结合，具体组织分工。

赖若愚在太行区地委联席会的报告中总结出太行区打蝗的三点经验：第一，打蝗运动既是长期的斗争，同时又带有突击性；第二，打蝗斗争必须进行广泛的动员，要做好侦查，经常了解蝗情；第三，打蝗必须组织和发动群众。

四224偏城县的前三条措施皆在赖若愚总结的经验之列，而第四条措施则是报告总结的经验中没有提到的，就是打蝗与收割麦子相结合，同蝗虫抢时间、争粮食。

四、使用阶级斗争手段向地、富征集救济物资
在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中有1册账本，依照封皮字样定名为《民国三十三年九月涉县西安居农民救国会救助难民物资账》（编号为HTX13B660018）（如图1）,该账本共15页面，单页尺寸为12.5厘米X26.3厘米。

西安居村今属涉县鹿头乡管辖，1944年为偏城县第一区下辖行政村。

该村位于涉县县城西北21公里处，距离偏城县治所偏城镇6.5公里，距离偏城县第一区治所东安居村将近1公里。

该村1996年有耕地1820亩，人口1090人。

PR从地形来看，西安居村位于太行山腹地，四面环山，山高沟深。

该村耕地多为山坡、沟壑梯田，全部为靠天收的旱地，农业种植结构以谷子为主，辅以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抗战时期正常年份谷子亩产60公斤左右，小麦亩产四、五十公斤。

［⑷
账本封皮账本第1页
图1民国三+三年九月涉县西安居农民救国会救助难民物资账
兹根据账本所记账目，将其重要信息列如表2。

表21944年偏城县西安居村救济难民物资分类统计表
物资种类及价值
姓名银钱及数量土地、房产
王丕寿大洋856元契纸5张王鍾票洋63元契纸5张
金银
合计
其他衣物、
被服
类
首饰
及器
物
杂物
37.558.7211.4757.74万
万元万元万元元
8.7万0.7万0.6510.05万
元元万元元
王增福票洋460元，中洋票
151.3元,冀南票3毛5
仙
契纸12张
34.6
万元
1・2万
元
35.8万
元
王世驯
铜元1800文，票洋新旧契纸 6.230.75 2.479.45万
6127元，大洋42元53张万元万元万元元
王绍鸣
大洋23元，铜元5580
文，中洋票200元
新契纸21
张，旧契纸
23张
4.05
万元
0.52
万元
4.4万
元
8.97万
元
古铜香炉1个
王何堂大洋9元，小毛洋1块
新、旧契纸
11张3.8万
元
0.25
万元
1.55
万元
5.6万元
王世駭
大洋20元，票洋1831.6
元，铜元1090文
大洋930元，小毛洋1新旧契纸
17张
1.07
万元
5.75
万元
6.82万
元
揭约2张
合计块，票洋6650元，中
洋票351.3元，冀南票
3毛5仙，铜元7380
文①
契纸147张96万
元
16.69
万元
21.74
万元
134.43
万元③
古铜香炉1个,
揭约2张④
注：①大洋即银元；小毛洋即毫洋，是晚清民国年间流通的一种银辅币，有5分、1角、2角、5角4种；票洋是当地钱庄开出的钱票；中洋票指的是法币；冀南票是冀南银行发行的冀钞。

②这里的契纸包括房契和地契，民国以前契纸是土地、房产所有权的象征，交出契纸，就等于交出土地和房产，任由村农会处置。

③这里的计量货币当为冀南银行发行的冀钞。

④揭约就是借款时出借者与借款人之间签订的借据。

首先，该账本不是村里向灾民发放物资的账本。

账本所记物资除被服外，还包括旱伞、铜盘、铜勺、皮箱、七星剑、锤子、表、茶碗、钟、马鞍、小烟袋、茶壶等物品，以及银锁、金银耳环、银小手、银老爷等金银饰物，而向灾民发放物资应该是急需的粮食、衣物和被服，账本所记的上述物品显然不适于发给灾民，因此，该账本不是村里向灾民发放物资的账本，而应该是村里征集救灾物资的账本。

再看被征集人的情况。

表列被征集人共7户，从7户交出去的银钱、土地和房产（交出契约就等于交出土地和房产）以及金银首饰来看，这7户应该是西安居村比较富有的地主、富农。

也就是说这些物品是西安居村从该村地、富手中征集而来。

从账册封皮记载来看，西安居村负责从地、富手中征集物资的机构为农民救国会。

农民救国会有的县份又称农民抗日救国会，在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

农会自上而下有完备的组织系统，太行区有农救会总会，各分区有地级农救会，各县有县农救会，各区有区农救会，各村有村农救会。

［闵农会的主要工作有四项：1、组织农民参加冬学；2、进行生产互助，和政府生产委员互相配合，组织生产互助小组、春耕队，调剂劳动力；3、与政府配合，开展减租减息运动；4,解决农民困难，调解家庭纠纷，解决因土地租佃、地界不清而引起的纠纷。

［坷由表2可知，7户地、富拿出了大量财富，尤其是当时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和房产，这种情况对于地、富来说不应该是完全情愿的。

因此，为征集救灾物资，西安居村农民救国会应该对本村的地、富做了坚决的阶级斗争。

综上所述，为救治1944年旱灾和蝗灾，偏城县政府做了大量工作。

与南京国民政府相比，©华①南京国民政府的灾荒救治见武艳敏：《民国时期社会救灾研究：以1927-1937年河南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
北抗日根据地基层政府的灾荒救治措施有两点特殊之处：其一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生产救灾；其二是以阶级斗争的手段迫使地、富让利和疏财。

这两种特殊措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顺利实施，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产党在根据地建立了完备的党、政、武、群组织体系，©正是依靠这种组织体系，中国共产党能够调动根据地农村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灾荒救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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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晋冀豫区左权支部工作调查材料（1942年2月28日）[A].山西省档案馆藏太行区档案：A1-2-36-4.
（责任编辑：李俊丹）
学出版社2014年版）、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寇耀辉：《抗战时期四川社会救济管理研究》（硕士毕业论文，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8年）、刘玉梅：《简论1928-1949年国民政府的荒政》（《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133-135页，等等。

①以村庄的组织为例，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村庄建有党支部（或小组），将旧的村公所改造成党控制下的抗日民主村公所，建立了武委会（或自卫队），建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

邓小平在《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结论》（1942年2月20日）中指出：一个革命根据地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个力量，这四种革命力量是缺一不可的，并相互影响，互相配合。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