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学系列当代建筑艺术中的审美病态倾向探析

变异学系列当代建筑艺术中的审美病态倾向探析
本文原载《中外文化与文论》2014年第2期已获作者和刊物授权，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
张熹，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艺术学博士），师从我国著名文艺理论专家曹顺庆先生与傅其林教授；现任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环境设计系专职教师、景观设计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建筑与城市景观设计美学。

发表CSSCI 等刊物十余篇、其中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一篇；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教材《艺术学概论》；出版学术专著一部；主持省部级科研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项。

近年来，参与贵州省贵定县王大坝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贵州省都匀市剑江河沿河两岸城市景观规划设计、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八宝旅游小城镇总体规划、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旅游小镇镇区总体规划、云南省大理市南涧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云南省石林阿诗玛文化旅游湿地公园总体概念性规划等多个项目。

摘要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建筑文化的注视下，国内建筑界逐渐形成一种病态的审美倾向，究其本质是传统建筑美学的“失语”。

这种“失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传统建筑话语与现代话语的断裂；2、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的侵袭；3、建筑的符号化与泛艺术化倾向。

“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是未来世界建筑艺术发展的走向。

因此，要应对这场文化困境，我们应当立足于传统建筑美学本身，反思现代性所带来的对于“形式”的过分追求，注重异质性话语的融合，从而摆脱“失语”的状态，营造既具有民族审美特征，又符合时代需求的建筑艺术形式。

关键词
建筑艺术病态审美失语中国美学
中国传统建筑一览
近年来，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迎来了一场空前的城市更新运动。

随着外国建筑师的设计频频中标，中西建筑文化在华夏大地上产生激烈的碰撞。

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固有的建筑话语与言说方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并逐渐被边缘化。

在这种背景下，过去的十几年是中国城市景观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大量经过日积月累所形成的具有地域性民族文化特征的建筑受到破坏。

面对城市更新我们毫不吝啬的推倒历史悠久的城墙，将特色鲜明的街区夷为平地。

在这场运动中“传统”成为了现代的对立面被遗弃；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刺激下“绿色、仿生、智能、非线性、表皮主义”等各种西方建筑语汇层出不穷，并成为“理性、现代与时尚”的符号，为大众所极力追捧。

北京银河SOHO，苏州东方之门，CCTV大楼等经过商业化包装的所谓“先锋”建筑大量出现。

他们怪异而夸张的造型，将城市的肌理与文脉撕裂。

在西方建筑文化的注视下，今天的城市中到处充斥着风格相似的摩天楼、规模庞大的城市广场、千篇一律的步行街、奇形怪状的城市综合体。

万象不过一景，我们的城市在“现代”与“繁华”中逐渐丧失其个性和特色。

1中国当代的建筑创作：对传统美学的流放与背离
当前建筑界的这种怪象，背后的问题何在？有人或许会简单地把
问题归于外国建筑师，认为他们标新立异，不考虑地域文化，过分宣扬个人风格；也有人归责于本土建筑师，认为他们缺乏创造力，盲目抄袭国外的设计；还有人认为问题出在部分领导、开发商，甚至是业内媒体上，他们过分吹捧国外建筑师，或表现为“崇洋媚外”，或表现为“商业炒作”。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大众之中充斥着“不做超高层，城市就矮人一头”；“没有非线性，城市就没有个性”这样的审美观念。

面对西方新奇建筑理论，我们是如此热情，甚至是盲目。

我们的建筑创作正是在对西方新奇建筑文化的追捧下兴旺发达，这种现象弥漫出一种不自然的文化发展气息，究其本质是一种文化的失语，即具有民族审美精神的话语与言说方式的缺失，我们的建筑创作得了“失语症”。

在当今建筑界，中国传统建筑美学的“灵魂”己悄悄地被“洋灵魂”所取代，建筑艺术从理论话语到创作实践逐步走向全面“失语”，成为一种文化病态。

“失语症”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病态”。

[1]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日渐频繁，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自身的文化体系在言说方式、概念范畴、话语规则等方面遭受到了十分严峻的挑战。

[2] “失语症”的说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并进入文学艺术领域的讨论之中。

在这里“语”是指“话语”，专指文化意义建构的法则。

这些法则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维、表达、沟通与解读等方面的基本规则，是意义的建构方式和交流与创立知识的方式。

因此，“失语”指的是失去了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的固有文化规则。

[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面对城市的现代化，国内学界开始大量引进西方建筑理论，于此同时，建筑市场的开放，吸引了大批外国建筑师的进入。

随着西方建筑文化的不断引入，中国现当代建筑创作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话语模式，在创作思维、表达、交流与阐释方面长期处于“失语”状态。

不可否认，现代建筑工程技术在设计思维、空间营造、施工效率等诸多方面都有质的飞跃，特别是在计算机辅助建造的帮助下，对于复杂建筑形体与空间的运用更为自由。

但建筑不是居住的机器，他始
终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

诸方唱罢，当穿梭与不同的城市之间，人们却总感觉到似曾相识，总觉得缺少了什么，这正是我们城市营造中最重要的元素——传统美学精神。

这种传统不仅是通过建筑物质载体所体现出来的具体形态与样式，更多的是指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的文化意蕴。

在西方建筑话语的统治下，当前建筑创作中这种文化意蕴的缺失与背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重“形”而失“韵味”。

中国传统美学在塑造审美形象上十分注重韵味的传达。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讲到：“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4]对于建筑艺术来说，建筑的形象塑造原本与中国传统美学“立象以尽意”的表现手法相一致，重视“象外之象”，“韵外之致”的效果。

正如《诗经·小雅·斯干》所云：“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5]赞赏建筑屋顶轻巧的线脚描绘出的动人韵味。

同样，《阿房宫赋》中：“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展现了阿房宫建筑空间“盘盘焉，囷囷焉”的审美韵味。

可以说，中国建筑的韵味就存在于这种以“线”作为形体基础，所形成的山水画卷似的审美结构之中。

台基、立面是刚毅的直线，翼檐飞角是流动的曲线，空间布局是起承转合的多段线，他们相互交织组成《园冶》中所描述的“山楼凭远”、“竹坞寻幽”、“窗户邻虚”、“层阁重楼”的审美韵味。

相比中国，西方建筑自古追求一种雕塑感，将建筑作为客体进行对象化地处理，强调造型的整体性。

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下今天的建筑创作，特别是地标性建筑，大多强调几何状的外部造型，缺少细节的推敲，将体块简单地符号化为一种“标志”。

例如：国家大剧院、沈阳方圆大楼、杭州奥体博览城等初看之下虽然很现代、也很“艺术”，但看多了却感乏味，感觉缺乏韵味。

其次，重“理”而失“意境”。

中国的艺术十分重视意境的创造。

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讲到：“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有：“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
成高格”[6]的论述。

诗有诗境、词有词境、画有画境，建筑同样也有自己的意境，即梁思成所说“建筑意”。

所谓“建筑意”是指富含文化意蕴的建筑客体，以“可人的光影”、“和谐的轮廓”、“披着风所赐与的层层生动的色彩”[7]引起审美者特异的感觉，形成特殊的心灵与神智的融合。

不同于西方，中国建筑审美更多的是一种对“意”的塑造，强调“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言有尽而意无穷”，“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清人笪重光谈论绘画时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

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8]宗白华先生也讲到：“中国人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

他的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旋往复的。

”[9]然而当代的建筑创作太注重理性的思考，落入一种现代主义所框定的数理逻辑之中，这就决定了其变化无非是直线变为了曲线，平面变为了曲面，线性变为了非线性，只能不断地将体块进行分解再重构，但始终脱离不了基于体块的堆砌。

正是在这种设计语言的指导下，我们的城市不再是诗意的栖居地，而成为了理性的牢笼。

第三，重“新”而失“个性”。

正如《吕氏春秋·为欲》所说:“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10]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建筑艺术蔚为大观。

黄土高原的窑洞、京津的四合院、江南的小桥流水、云贵的传统聚落、湘西的吊脚楼等。

风格各异的建筑艺术形式是中国建筑审美的一大特点。

不同年代丰富的历史遗迹，多样的民风、民俗，独特性的城市格局，这些特征构成了城市文化信息的差异，形成了城市的个性。

然而，今天城市的现代化大多采用“破旧立新”、“旧貌换新颜”的发展理念。

大量的历史街区被推倒重来，有的甚至重来几次。

直接的负面后果是城市的历史生命被一扫而光，性格形象消失殆尽。

身处城市中的人们大多已经无法感知自己城市的文化性格和精神历程，我们的城市获得了时代感的同时失去了差异性与地区特色。

2
沿波讨源：现代化转型下建筑文化失语的原因
中国当代建筑美学的“失语”是失去了固有文化内涵。

当前大多数建筑师，特别是青年建筑师大多是在西方建筑语汇的范围内思考设计，这样的结果是上海成了纽约，北京成了伦敦。

我们的建筑美学在他者（即西方美学）的注视下逐步异化和消解。

这样说也许有些夸张但绝不是危言耸听，这也绝不是我们的建筑艺术现代化转型的出路。

造成当前建筑设计的美学病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传统建筑话语与现代话语的断裂。

建筑作为实用艺术具有一定的功能，它依附于生活，要受到人的行为模式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

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现代社会对于建筑空间的使用提出了新的需求，这既为建筑艺术的发展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也使得传统建筑的话语规则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与背景。

面对城市更新，传统建筑美学不知何去何从。

在此基础上，“自'五四’以来，科学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不仅成为'五四’文人反传统、建立新文化、新创学术借以依赖的观念、工具和方法，而且逐渐演变成为统领社会意识的价值尺度和精神权威。

”[11]唯科学主义的泛滥对中国传统建筑美学精神产生了遮蔽，面对城市现代化我们的建筑审美出现了“真空”。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建筑文化在“现代”的光环下大量传入，并迅速成为建筑设计的主流话语形式，中国传统建筑话语与现代建筑审美逐渐断裂。

这种“断裂”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危机，他彻底改变了国人的建筑审美意识。

对此梁思成先生早有描述：“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的摧残，虽然对于新输入之西方工艺的鉴别还没有标准，对于本国的旧工艺，已怀鄙弃厌恶心理。

”[12]正是在这种审美心理的影响下，“大裤衩”、“秋裤”、“马桶盖”、“怪蛋”、“比基尼”等所谓“现代的”、“”时髦的”、“夸张的”与传统建筑美学背道而驰的建筑形式大量涌现。

它们标新立异，肆意炫耀毫无文化内涵的符号，运用各种抽象、荒诞的形式挑战甚至彻底颠覆中国传统建筑审美话语形式。

CCTV“大裤衩”
面对城市更新，城市管理者希望通过具有个性的建筑提升城市的形象，获得一种潜在的影响力。

然而，在中国建筑审美处于断层的当前，他们将西方建筑文化作为救命稻草，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他们否定传统建筑的审美意义，运用西方建筑话语对建筑创作进行改造。

这并不能使我们的城市获得持续的文化意义，反而会进一步消解自身的价值，造成城市文脉的缺失。

其次，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的侵袭。

正如鲍德里亚所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

[13]当前我们处在一个物化的消费社会。

大规模的物的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行为，还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态度。

这种物化需求改变了建筑艺术固有的审美价值观念，直接威胁到传统建筑话语言说的有效性。

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人居空间环境已经物化为一种商品，具有了商品的属性。

传统的建筑审美逻辑与价值标准不再有效，取而代之的是消费社会的内在消费逻辑。

在大众话语的强大攻势下，建筑作为一种居住的场所，其实质的意义仅仅是社会意义一部分。

所以，建筑及其所产生的空间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它代表着一种财富、权力与生活品质，除了其实际的使用之外，它被作为符号消费。

建筑作为符号变成了修辞的、非现实主义的，消费建筑就是消费符号，人们通过消费符号实
现个体虚拟的幸福。

[14]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社会生成和生活的主导动力与目标，消费主义作为“消费社会”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其本质不是满足“需要”，而是不断追求难以彻底满足的“欲望”，这就决定了建筑及其营造空间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

而在消费社会中这种“消费需求”并不仅仅是基于对物质的满足，更多的是追求在差异性消费中所体现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消费”是为了获得某种社会分层的属性。

[15]建筑功能的这种转变决定了建筑及其所产生的空间需要不断地被包装。

在消费逻辑中与环境“和谐”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标新立异，运用各种异构空间，才能吸引眼球，创造所谓的商品价值。

北京银河SOHO建成后对周围城市空间与肌理产生严重破坏，但它奇异的造型获得了大众的追捧。

在非文化的商业动机的驱使下，其作为商品获得的轰动效应就是巨大的成功，这就是消费社会的建筑审美逻辑。

第三，建筑的符号化与泛艺术化倾向。

20世纪以来，符号变成主导的世界图像，它组织社会生活，甚至建构起日常生活。

可以说，当代艺术同符号获得了同一性。

与此同时，在新技术与媒介的影响下，传统意义上的精英艺术观念正在逐渐消解，艺术逐渐呈现大众化与娱乐化的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具有艺术表意功能的符号已经渗透到日常审美活动的各个方面。

日常生活的泛艺术化实际上是消费社会语境下物化的生活形式对艺术审美活动的侵蚀。

如前文所述，物化的生活形式借助艺术的话语规则来推销自己，即添加艺术的一些“形式化”符号，而传统艺术与美的深层的意蕴却并没有一并出现。

对于今天的建筑设计者来说，他们借助于“技术美学”的符号，对于建筑语言进行一种技术层面的编码，使所谓的“前卫”建筑获得标出性的符码，对于这些符号的产生意图并不是立足于传统的功能与形式需求之上，而是带有某种明显的利益意图。

[16] 这种“意图”彻底颠覆了传统建筑“立象以尽意”的概念，使得不少符号的形式意义大于其内容本身。

在这种意图的驱使下传统意义上的建筑空间观念逐步消解，无处不在的“非线性”、“表皮”、“混沌”等前卫元素正是消费社会语境下
建筑所追求的形式化符号，通过它们使建筑获得某种标出性。

但是这种脱离了文化背景的“标出”并不能使中国建筑本身获得自我言说与自足存在的依据。

泛艺术消解了传统意义上建筑的形式与空间观念，使传统建筑艺术的审美逻辑不再有效，“功能、实用、美观”的创作原则被无处不在的“艺术性”所取代。

然而，文化的正常状态是非艺术化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学派的什克罗夫斯基提出艺术的“陌生化”理论，他认为陌生化是以常态化为背景的，艺术的手法就是日常事物的“陌生化”。

正是有了“正常表意”的主流文化的在场，作为艺术的特殊表意形式才得以存在，正常表意的主流文化的在场，是艺术符号“标出性”的先决条件。

[17]也就是说，在泛艺术时代，追求“标出性”的前卫建筑也是得益于主流建筑话语，或者是城市肌理才得以存在。

我们可以想象，正是有了主流建筑文化的正常表意，有了传统的城市肌理作为背景，前卫建筑的艺术性才得以凸显。

然而，为了寻求“标出性”，前卫建筑需要不断地打破原有话语规则，建立新的规则。

正是在这个不断往复的过程中，泛艺术化打破了建筑艺术自身作为具有实用功能的艺术审美话语系统的自律性与相对稳定性。

其无限扩张的外延消解了固有的审美逻辑，模糊了具有使用功能的建筑与纯艺术的界限。

盲目的“艺术性”与简单的“符号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我们的建筑艺术。

3
从“失语”到“杂语共生”：
拯救建筑审美病态的思路
全球化的到来，促使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这既对传统建筑文化形成冲击，同时也为现代转型带来了动力。

在多元化的时代，“失语”并不代表一种话语对另一种话语的彻底消灭。

相反，强势与弱势、主流与边缘的二元结构已经不能概括时代的走向。

“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是未来建筑艺术发展的必然潮流。

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建筑而言，只要充分认识到“失语”的本质，加快传统建筑的现代化转型，中国建筑艺术就可以从“失语”走向“杂语
共生”。

对此，国内部分建筑师开始大胆尝试，他们将传统文化有意识的融入自己的设计之中，获得了国际建筑界的肯定。

他们的思考代表着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思，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及对他者经验的借鉴。

结合他们的建筑创作实践对当前建筑审美病态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01
反思现代性，重建传统建筑审美话语。

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现代性”逐渐成为一种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现象，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传统的割裂。

正如前文所述，“现代性”对传统建筑美学产生了遮蔽，在西方话语规则的评价机制之下，中国传统建筑话语往往被冠以“过时的”、“不经济的”、“效率低下的”等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标签。

当前建筑的失语表现为一种对于文化的不自信。

对西方的借鉴并不等于“西方中心论”，我们必须重估建立在西方话语规则上的“现代性”问题，探索与重建既符合现代特征，又具有本国文化特色的建筑话语言说方式。

要构建具有民族特征的建筑话语形式，就要打破现代社会所推崇的城市秩序下的简单功能主义与盲目的表现主义，加强对于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重新认识发掘传统建筑话语自身的美学内涵。

对于这一点，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就是较为成功的案例。

建筑师在设计上将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园林艺术与书画艺术融为一体。

建筑外形结合周围环境，选用江南民居简洁而富有诗意的造型，使得整个建筑典雅而庄重，初看似乎貌不惊人，但是愈看愈有韵味。

内部空间采用中国传统合院式布局，空间序列分明而连续。

院中古木、流泉、小桥、碧荫、红叶交相呼应，仿王曦之《兰亭序》中“曲水流觞”之意。

在建筑装修上大量运用传统书画艺术元素，形成人在画中游的审美意境。

香山饭店的设计充分运用了传统建筑文化中独特的审美元素，将西方现代建筑原则与中国传统的营造手法相结合，运用现代建筑材料与工艺建造具有中国气质的现代建筑，表达了对中国建筑现代之路的思考。

2
注重异质性话语的融合
中西建筑艺术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根基与言说方式，不可否认其中存在着“可通约性”，但也存在着异质性。

在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这种异质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与西方理论平等交流的话语。

然而，各种不同形态的异质话语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必然产生变异，这种变异对于中国建筑艺术来说，表现为一种“融西为中”的策略。

只要能够充分认识各自的话语体系与言说方式，选择性的吸取对方有益的部分，异质性话语之间就可以相互融合，实现“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良性发展模式。

近年来，对于异质性话语的融合，国内部分建筑师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

我国首位建筑“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他的设计力求运用传统建筑话语营造现代空间，将中西建筑文化完美结合，唤醒人们对历史的回忆。

例如：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的设计上，王澍将传统建筑话语模式与现代材料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符合中国传统建筑审美特征的现代建筑空间。

王澎的设计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符号和象征表意的层面，而是进入到传统建筑审美精神的现代表达这一更深层次的探讨之中，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异质性关系。

整个设计大量运用花格窗、白墙灰瓦、马头墙等传统建筑符号，并结合不规则的立面、通体的飞道、自由灵活的空间组织等现代建筑设计语言，使人联想起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但又不失现代感。

在建筑材料处理上，将砖、瓦、木材等传统材料与钢、玻璃、混凝土等现代材料结合运用，营造一种耐人寻味的空间质感。

除了王澍，还有许多建筑师基于这一理念进行创作。

长城脚下的公社、建川博物馆川军抗战馆、北京炎黄艺术馆、四川美术学院雕塑馆，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住宅，上海金茂大厦等，都是其中较为成功的代表。

这些设计充分调和了异质性话语的多元矛盾，体现了中华传统建筑文化的包容性。

中西异质性文化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建筑形式的“升级换代”，传统建筑的现代化转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