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 作文

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作文
轰炸，无休无止的轰炸......
战争恶魔的黑色翅膀，终于在1999年，笼罩了整个南斯拉夫。

它的阴影，向每一幢房屋、每一个人逼近，同时也悄悄地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逼近……
狂轰滥炸下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艰险，越来越困难。

断水断电，给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商店虽然照常营业，因为断电，人们得在门口排队，分批进入商店，一批人出来后，再进另外一批，售货员在微弱的烛光下应对顾客。

轰炸给交通造成困难，商店蔬菜水果减少，价格上涨，但是人们没有抢购，默默地，无言地忍受这一切。

入夜，城市陷入一片黑暗，犹如一片墓地，偶尔驶过的汽车带着瞬息即逝的灯光，就像坟地里的鬼火。

战争的阴影，印在每个人的脸上，没有欢声，没有笑语，本来无忧无愁的小康生活，现在却成了人间炼狱。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同志们，以及在使馆内外工作的记者们，在密集的轰炸中已工作一个多月，一夜数惊，睡不踏实，白天照常工作，感到头昏脑涨，浑身疲惫，胃口不好。

大家称这为“轰炸综合症”。

对于这种症状，没有良药，只要轰炸停止，很好地休息一下，慢慢就会康复。

贝尔格莱德还坚守着几位开饭店的中国同胞。

在大批华人撤
走后，他们决定留下来。

他们相信，战争总会过去，南斯拉夫恢复和发展的时期终会到来。

由于轰炸，生意自然清淡，但他们仍然苦守着，相信黑夜过去，就是黎明。

他们对南斯拉夫人的沉着镇静感到钦佩。

他们相信，这样的民族应当有美好的未来。

使馆的安全小组经常开会，研讨形势，制定相应的安全措施。

大家认为，北约轰炸已成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而南斯拉夫方面也难以退让，轰炸可能长期化；在轰炸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北约不得不进行地面战，战争可能地面化；斡旋外交加速进行，南斯拉夫方面已经开始同北约接触，双方可能边打边谈，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根据形势的发展，使馆制定了一系列安全措施，商定了第二批撤离计划。

第一批撤离计划是于3月24日开战前7小时完成的。

使馆决定把一些非急需人员撤到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暂避，其中包括外交官夫人、使馆一些可以暂时脱离的同志、主管教育和科技的外交官、留学生和教育部派出的汉语教师。

撤走的人员中，有曹荣飞的儿子曹磊，送行的人中，自然有他的母亲邵云环。

使馆起初打算将许杏虎的夫人朱颖和记者吕松岩夫人小赵一起撤离。

但朱颖和小赵的回答是坚决留下。

使馆安全小组成员分析，当前使馆的主要危险是间接轰炸，就是北约轰炸毗邻的建筑物而波及使馆。

大家认为，使馆附近，最有可能被炸的目标是南斯拉夫政府
大厦，该建筑距使馆不到一公里。

而当潘占林大使到政府大厦去会见劳动卫生和社会政策部长，谈中国向南斯拉夫提供1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问题时，发现政府大厦已经人去楼空，文件以及重要的办公用具已经转移。

其次目标是使馆附近的动力设计院。

这个建筑在使馆旁边，是南斯拉夫在第三世界承包项目、工程设计的大公司。

为防止间接轰炸的伤害，使馆办公室和宿舍都采取了防护措施，玻璃用胶条打上“米”字，防止震碎的玻璃杀伤，凡是靠窗的床都要转移地方，或者换地方睡觉，有的同志睡在沙发背后。

安全小组没有强调大家都得搬到地下室睡觉，因为使馆的地下室是半地下，窗户一半在地上。

然而，潘占林大使出于综合考虑，也没有坚持要求大家搬到地下室。

从3月24日北约开始轰炸，到5月上旬前夕，使馆人员已经在炮火中生活了一个半月。

日夜的警报和空袭，使人们的神经绷得很紧，疲惫、紧张、思虑造成的“轰炸综合症”在使馆已较普遍。

同时，人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还要坚持多久？北约在轰炸中使用了贫铀炸弹，被炸毁的石油、化工等工厂散发出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大家也担心受到辐射污染。

大家都知道，当此南斯拉夫危机，国际风云变幻之际，祖国更需要处于第一线的耳目，更需要来自前方的信息，以便领导人做重大决策时参考。

同时，使馆的存在，我们
的外交官坚守岗位，也是对南斯拉夫人民的支持。

况且，使馆人员的留与走，不是使馆哪个人，也不是大使就能决定的。

这需要国内的批准。

周恩来总理说过，外交官是文装的解放军。

外交官就是军人，身处战地，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馆里领导建议各单位抽时间在一起谈谈心，在这种紧张、压抑的情况下，人们更需要交流，需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为了减轻大家的生活负担，使馆食堂向大家提供午餐和晚餐。

晚上，使馆为大家放电视连续剧录像，使大家能够松弛一下神经，转移一下注意力。

当时放的电视连续剧是《雍正王朝》，那引人入胜的剧情，那一环扣一环惊心动魄的斗争，使人们暂时忘却了身处的险境。

他们听说，台驻马其顿的“临时代办”也看上了我国驻马其顿使馆的房子，待我们使馆人员搬出后，他们就马上入驻。

使馆办公室主任刘锦荣在装完车后，一眼看到了院子里的旗杆，那时我们的国旗已经降下，但想到就在这个旗杆上很快就会升起台湾的所谓“国旗”，心里不是滋味，决定把旗杆也拆掉运回贝尔格莱德。

使馆请塞尔维亚工人在使馆大楼前修好底座，安装旗杆，把国旗升起来。

使馆原来的旗杆在楼顶，和通讯天线距离很近，升旗多有不便。

而此时，在使馆院子里散步的潘占林大使望着国旗，环视着
使馆周围的环境，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

这是一种躁动，是不安，是对未来的窥视，是对不可预知未来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