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中国通货膨胀理解框架(揭开货币面纱之三)word资料18页

开货币的面纱之三
--中国通货膨胀的理解框架
高善文尤宏业莫倩高伟栋
2019年8月17日
内容提要
在掀开货币的面纱系列前两篇报告中我们提到，利用货币供应量和产出缺口预测中国的通货膨胀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

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的更为核心的因素。

在生产资料和食品价格的波动领域，我们认为其产品相对标准化、有较好的流动性，因此价格粘性的色彩并不强；考虑到中国经济在各个层面上主要受制于资本存量而不是劳动力的多寡，基于产出缺口进行推断并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经验证据。

有鉴于此，我们以弹性价格为基础，以供求平衡和库存调整为线索，构造了以中国经济为基础、独特的通货膨胀分析预测框架。

货币和通货膨胀在长期之内有密切的联系，但在短期的联系并不明确。

在中国也是如此，经济周期性的凉热是联系短期货币和通胀最主要的作用环节。

我们以经济凉热产生的信贷需求强弱为入手点，兼顾货币政策松紧的影响，以微观的政策传导过程为对象，以广谱的经济证据为基础，研究了货币和经济的关联。

一、中国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
1．全球生产资料价格的同步性
观察历史数据，中国和美国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1996年前后出现截然不同的相关走势。

大概在1996年之前，两者相关性较小，而在1996年后出现高度地同步性。

这种前后的差异，以及中美PPI的同步性在原则上并不难理解。

工业品大部分是可贸易品，可贸易品要遵从一价定律。

在1996年后中国开放经常账户，并采取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

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和货物可以自由流动、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经常账户项下）的情况下，套利机制将抹平可贸易品价格的差异。

不考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运输成本的变动，国内外生产资料价格的同比波动将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种一致性在微观角度也十分容易理解，上游和中游的工业品，比如原油、铁矿砂、钢材等都是全球定价的。

下游的工业品，包括电脑、汽车等等都是可贸易品。

我们观察中国、美国和欧盟的PPI波动，即使在月度的条件下，各主要经济体的生产资料价格波动都有较强的一致性。

在幅度上自2019年之后美国的生产资料价格涨幅高于其他经济体，美元贬值可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

因为国内外的同步性，所以考虑中国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要立足于理解全球的生产资料价格的涨落。

2．主导生产资料价格波动的因素
那么全球生产资料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简单的看法是，全球生产资料价格取决于全球需求的强弱。

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采用美国PPI来代替全球PPI，
这种替代在趋势上不会有太大问题。

我们观察历史数据，在过去二十年的绝大部分时候，全球工业需求和价格呈现同向的波动。

但在一些年份同向关系出现比较大的背离，比如2019年，2019-2019年，以及2019年。

这种背离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框架前提过于简单，只包含需求波动，而没有考虑价格决定机制中其他重要变量，比如供应的波动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

2019-2019年期间全球工业高增长的同时价格维持大体稳定，这和中国供应能力的增长可能有较大的关联。

2019至2019年期间是中国在前几年投资热潮中的新建产能大量投放的时期。

供应能力的大幅增长压低了全球的价格水平，并导致中国贸易盈余的大量形成。

这一产能投放过程在2019年下半年的结束带来了供应能力的下降，从而产生了工业减速与价格上升并存的局面，并使得同期大宗商品市场的上涨压力快速传导到中下游产品市场。

2019年中国的产能过剩也很严重，并出现了巨额的贸易盈余。

虽然这段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比较小，但在边际上可能对价格也有一些影响；此外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元汇率和商品价格的影响可能也产生了一些作用。

3．全球经济的同步性
在经济活动中，价格由供求形成，并作为信号影响当期和未来的经济活动。

全球同步的生产资料价格波动，使得全球的工业库存、盈利和投资行为容易形成共振。

尽管发达国家的工业产能周期并不显著，但工业品价格的全球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全球产能周期的同步。

从最近二十年的情况来看，中国和全球工业活动的同步性有逐渐加强的趋势(。

这种趋势用贸易、价格和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可能都无法完全解释。

该现象背后可能还有生产和供应链的全球化，信息和资金在全球的快速流动，以及其他一些尚未被识别的机制。

全球经济的同步性导致在中国生产资料价格判断上有时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仅仅根据中国经济冷热判断中国生产资料价格的走势在大部分时候问题不大。

因为中国需求走强，多数时候伴随着全球需求的走强。

但在中国和全球增长不太同步的时候，这种差别就会影响生产资料的价格趋势。

下面两个案例就说明这种情况。

在2000年，当时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大概是11-12%，处于过去十几年比较低的水平，但PPI的最高点已经到了4%以上的较高水平。

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工业增速在2000年上升到了过去二十年非常高的水平。

另外一个案例是：2019年下半年，中国的PPI显著拉升到6%以上，并诱发了中国最近一轮的通货膨胀。

但这段时期中国工业增速始终维持在13-14%的较低水平。

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工业增速在2019年经历了明显反弹，并在2019年下半年维持在显著高于历史高点的水平之上。

所以考虑中国生产资料价格趋势的时候，必须站在全球需求的角度考虑问题。

同时，就像过去二十年一些例外情况所显示的那样，供应波动和大宗商品冲击也需要一并考虑在内。

二、理解中国食品价格的波动
1．食品和总物价趋势的同步性
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波动绝大部分来自于食品价格的波动贡献。

甚至有人认为，CPI的波动趋势主要取决于天气的情况，粮食的歉收，以及猪的疫病。

那么，事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年中国食品和经济整体通胀情况(图6)。

我们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代表工业和服务业涨价水平的第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和食品类价格指数，表现出非常强的同步性，其相关系数高达0.85。

这两项指标的同步性，在逻辑上暗含了三种可能的作用关系：
第一种可能，食品通胀引发工业品和服务业的涨价，从而主导整体经济的冷热；第二种可能，天气等因素在引发食品通胀的同时，也引发了整体经济的冷热变化；第三种可能，整体经济的冷热，工业品和服务业的价格变化，诱发了食品类的通胀。

认为食品价格的波动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冷热，这样的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

我们在第一部分可以看到，生产资料价格具有全球的同步性，其波动主要来自于全球需求等因素的推动。

很难认为全球工业品价格由中国的食品价格决定。

认为天气等因素在影响食品价格的同时，也引发了经济的冷热。

对中国这样较复杂庞大的经济体系来说，这种解释应该很难成立。

可能的逻辑中，第三种相对比较合理：经济整体的冷热、工业品和服务业的价格变化诱发了食品通胀。

2．成本加成和通胀预期
那么整体经济的冷热如何影响食品价格？下面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个逻辑的经济过程。

如果将农户隔离观察：农户的产出是农产品。

投入品一方面是自身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化肥、种子、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还包括农户自身的生活成本，比如汽油、轿车、外出就餐、工业消费品的价格等。

农户向经济体提供了农产品，同时买回自己无法生产的东西，这就是农户的交换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整个经济所有产品加总就是农户的投入，农户的产出就是农产品。

在此情景下，至少存在两种机制可以使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价格同步起来:
第一种是成本传导：化肥、农药、薄膜和汽油的价格在上升，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生活成本，通过成本加成的渠道影响了粮食价格;
第二种是通货膨胀预期：农户观察到化肥、种子、薄膜的价格在上涨，产生了通货膨胀预期，同时出现了保值需求。

此时农户会减少货币现金的持有量，增加其它资产的持有量。

对农户来说,他比较容易调整和增持的资产就是粮食和生猪。

在此条件下，农户就要囤积粮食和延长生猪存栏时间。

在市场上，粮食和猪肉的供应就会减少，相应的价格也会上升。

通胀预期通过存货调整的机制作用在农产品市场上，从而推动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升。

成本加成和通胀预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

现实中到底哪个更为重要？
技术上较为简单的区分方法是观察弹性。

如果是成本加成的机制，那意味着10%的成本上升，粮价上升幅度略小于10%。

那么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对GDP缩减
指数上涨幅度的弹性应该小于1。

如果是通货膨胀预期机制，价格上涨更主要是通过存货调整导致的供应收缩来实现的。

那么价格涨幅可能会大于生产资料涨幅，弹性完全可能大于1。

计算弹性有助于我们识别和区分到底哪种机制在起作用。

弹性的计算结果是：食品价格相对二三产业的GDP缩减指数的弹性在1995年之前是1.2，从1996-2019年是2.0，近三十年的平均值约1.5。

这一数据在统计意义上应该可以被认为弹性是显著大于1的。

弹性数据支持了我们的结论：在短期价格波动的意义上，通货膨胀预期导致的存货调整是食品价格剧烈波动的重要原因。

当然，粮食价格相对成本的快速上涨也可以解释为歉收。

生猪价格的上涨也可能因为疫病和存栏短缺。

所以，完全基于食品整体的弹性证据可能无法排除供应不足等原因。

我们需要给通胀预期和库存调整理论寻找更多的数据支持。

3．通胀预期和库存调整的证据
我们通过食品横断面的数据来验证库存调整在食品通胀中的显著作用。

我们将食品细分为：粮食、肉禽、新鲜的疏菜、不新鲜的蔬菜、新鲜的瓜果和不新鲜的瓜果。

之所以做这样的细分，因为新鲜疏菜和瓜果很难储存。

即使在通货膨胀预期下，也很难做存货调整。

如果通货膨胀预期下的存货调整是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那么一种食品越新鲜、越不能储存，存货调整的影响应该越小、对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的弹性也应该越低、相关系数也应该越低。

与此对比的是,如果成本加成的因素是最主要的，那么不同食品在横断面上的弹性区别应该不大。

我们的估算结果显示:粮食和肉禽的弹性最高，鲜瓜果和鲜菜最低。

相关系数也是如此，粮食和肉禽最高，鲜瓜果和鲜菜最低。

最直接证明库存调整的方法是观察库存的变动，比如观察粮食库存的变化。

但中国粮食库存，无论国家还是农户的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

但中国生猪养殖有存栏量和出栏量的数据，计算存栏相对出栏的变化，可以发现生猪库存调整的证据。

我们观察生猪市场总量的周转时间，可以发现在2019-2019年生猪价格大幅上涨过程中，生猪周转时间较历史趋势水平显著延长。

生猪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库存调整现象。

那么，通货膨胀预期和库存调整到底如何作用于农户的生猪养殖行为？
生猪养到一定的体重就面临着生长过程变慢，从而投入产出效率开始明显变低，此时出栏是更为经济的选择。

在正常条件下，农户按照一般的养殖时间进行出栏，每天都会有养殖户进行出栏和屠宰活动。

但在通胀预期下，养殖户预期生猪价格可能上涨，边际上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延迟出栏以博取更好的利润（被称之为“压栏”）。

那么市场上短期的生猪供应量会相应减少，从而导致生猪价格的上涨。

从2019年的情况来看，生猪养殖总周转时间较近年平均水平（约263天）至少延长了14天。

对应固定的存栏量，平均周转时间的延长5%，将导致大概5%的供应收缩。

对于具有需求刚性的食品而言，5%的供应收缩足以引发价格的明显上涨。

2019年的生猪价格上涨也有明显库存调整的痕迹，整个上半年生猪存栏量平均恢复到同比约2%的水平，但上半年猪肉产量下降了0.5%，价格大幅上涨了40%。

存栏上升，猪肉产量下降并且价格大涨说明了生猪市场库存调整在其中起的作用。

以上的逻辑推断和数据分析暗示：从短周期意义上讲，存货调整是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最重要原因。

存货调整是因为农户产生了通货膨胀预期，需要调整资产配置。

而可供农户选择的空间相对比较有限，他会增持一些容易保存的农产品，例如囤积粮食和延长生猪出栏时间等，从而造成市场上相应的农产品供应减少和价格上涨的局面。

三、通货膨胀预期和产品属性
1．为什么食品的库存调整十分显著？
通胀预期和库存调整机制对食品价格的波动影响巨大，那么对其他产品的影响是否同样显著？从过去三十年的数据来看，存货投资的GDP占比和缩减指数比较同步，但在最近十年变化幅度不大，而且其中可能有价格因素的作用。

从微观层面的证据来看，尽管在2019年上半年，很多原材料行业的库存累积现象十分明显，但在很多其他经济部门，库存调整大幅推高价格的现象并不明显。

我们认为，库存调整机制之所以在食品领域十分显著可能有三个原因：
（1）中国食品以初级农产品为主，农产品相对标准化，容易做库存调整。

（2）大部分农产品的短期供应弹性很小，而需求刚性却很强。

（3）中国农产品市场相对封闭，而且农户可配置的资产选择较小。

从库存调整的机理来看，是否容易做库存调整取决于产品是否标准化。

标准化的产品，比如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比较容易，所以价格的波动具备充分的弹性；反之，价格形成和调整就较为困难。

例如，空调就不那么标准化，价格有较强的粘性。

所以囤积某一型号的空调机，短期内价格上涨幅度非常有限，中长期还会有此类型号产品滞销的风险。

所以，在空调市场上库存调整的动机就不强。

对于标准化的大宗原材料就有所不同。

比如，这一吨精铜和任何一吨精铜都没有区别。

因为便于交易，产品价格具有高度的波动性。

因此预期价格上涨，进行囤积的比较方便又有利可图。

而且囤积行为会对短期的价格造成正向的支撑，从而形成正反馈，促使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强化。

我们观察空调机和铜价的历史数据便能显著地看到价格波动模式的不同。

空调价格在过去八年大部分时间，价格年同比变化都在10%以内。

而铜价则显示出高度的波动性。

中国的食品以粮食、猪肉等初级农产品为主，相对标准化，容易做库存调整。

对于经济中其他广泛的产品和服务而言，服务业没有库存的概念，无法做存货调整。

而偏下游的工业品也相对不标准化，不太容易做库存调整。

但为什么偏上游的工业原材料的行业属于标准化的商品，但在大部分时候库存调整的作用不如农产品显著？
重要的原因在于工业品短期的供给具有一定的弹性。

比如，钢材价格不断走高，钢厂可以提高产能利用率来增加供应，从而对价格形成压力。

而农产品短期的供应具有很强的刚性。

当期较高的粮食价格只能刺激下一季的粮食生产。

上涨的生猪价格要刺激母猪存栏和仔猪供应，才能促进生猪出栏量的增加，这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

所以，当期的农产品供应具有很大的刚性，而食品的需求刚性又比工业品来得更强。

这使得食品领域出现一定的库存调整和短期有效供应的收缩对价格有更为明显的冲击，从而形成一定的正反馈过程。

另一方面，因为政策和标准的原因，中国农产品市场相对封闭，进出口贸易比较有限。

而且农户可选择调整对抗通胀的资产类别也非常有限。

这进一步为中国食品库存调整效应的放大提供了基础。

2．下游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调整
下游产品和服务很难进行库存调整，是否意味着通货膨胀预期对他们没有作用？我们认为，通货膨胀预期将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促进下游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调整，从而对通货膨胀产生正面的贡献。

因为下游产品和服务不太标准化，没有集中的交易市场来便捷地发现和形成价格。

所以，价格调整要依赖于个体的经济行为。

如果将价格调整行为视为经济活动，则存在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衡量。

价格调整的收益比较简单，是价格上涨增加的利润。

而价格调整的成本在于个体提高价格后可能面临的同业竞争和损失客户。

由此可见，价格上涨的收益是相对明确的，那么价格调整的成本取决于什么？
价格调整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竞争者调价的可能性。

如果其他人调价的概率较低，那么此时上调价格容易流失客户，调价的成本是较高的。

此时，一般根据商品属性的不同，生产经营者采取不同地方式在不改变售价的前提下消化成本压力。

例如，饮料通过减少体积来降低单位成本，空调机通过改用合金管等材料来替代铜管，从而降低高铜价造成的成本压力。

如果其他同业竞争者上调价格的概率较高，那么流失客户丧失竞争力的概率较低，此时调价的成本也比较低，企业这个时候可能会选择直接上调价格。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他人调价的概率会比较高？在整个经济中大量商品和服务纷纷涨价，有较强通胀预期的背景下，他人调价的概率会较高。

所以，此时下游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就会倾向于通过调价来消化成本压力。

通货膨胀预期就像润滑剂，加速了具有价格粘性产品的价格调整过程。

3．如何测量通货膨胀预期
前面部分的讨论，我们得知通货膨胀预期不仅导致了食品的库存调整和价格上涨，还润滑了下游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调整过程。

所以，通货膨胀预期对于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加速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那么，我们如何测量通货膨胀预期呢？通胀预期向来被认为是难以界定和测量的变量。

发达市场一般通过消费者和经济学家的问卷调查，厂商的调价意愿调查，以及和通胀挂钩的债券利差来综合反映通胀预期。

由于中国经济并没有类似的可靠数据来源。

但从我们一开始的讨论来看，理论上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可能是表征通货膨胀预期较好的指标。

因为二、三产业缩减指数数据频率较低，数据质量也存在一定问题。

而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性更大，权重也较高，PPI的波动能较好地符合二三产业GDP缩减指数的趋势。

而且生产资料价格数据比较透明真实，频率也较高。

所以，我们利用PPI的趋势来推断整个经济的通胀预期，从而衡量通货膨胀的趋势。

4．通货膨胀的预测和问题
那么，是否简单地跟踪和推断生产资料价格的走势，我们就一定能非常好地预测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波动？这种预测可能在大部分时候是对的。

但人类的经济活动是相当复杂的，内含很多变量和冲击的作用。

即使我们抓住了主要矛盾，仅仅依据单变量或简单多变量体系来预测经济总是会存在一些偏差和问题。

通货膨胀本身是全球需求波动，中国经济周期，大宗商品和农产品周期复杂作用的产物，并受经济中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

虽然在一些机制下，这些周期的同步性较强，但在中短期也可能会发生背离。

而且经济中存在一些其他变量的冲击作用，这时候对通货膨胀的预测需要进行综合考虑。

在2000年，由于全球需求较强，原油价格大幅度上升对全球PPI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中国的PPI在2000年出现了明显的走高。

但在2000年，中国经济内需增长很弱，经济显著偏冷，同时食品市场的成本压力较小。

虽然在当年生产资料价格和GDP缩减指数有明显上升，但中国消费者物价水平的变化不大。

在2019年下半年，全球工业恢复的速度很快，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体稳定在较低水平，但由于过剩产能的快速消除，PPI出现快速上升，食品市场又存在着广泛地价格调整压力，新一轮通货膨胀拔地而起。

当然，刘易斯拐点导致的低端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以及大宗商品供应的相对紧张可能也对此产生了影响。

即使在大趋势一致的情况下，因为食品周期和其他因素的扰动，PPI和CPI 的变化即使在年度、半年度来看是非常一致的，但以更短时间间隔来观察，可能会存在一两个季度的不同步。

在2019年，中国CPI上升的拐点发生在二季度，而PPI的拐点发生在四季度。

而在2019年，CPI的见顶在一季度，而PPI的见顶在三季度。

我们的框架有助于理解中国的通货膨胀，但具体到通货膨胀的预测乃至季度通货膨胀趋势的把握中，自上而下需要进一步综合考虑需求和产能等因素的变化，自下而上需要关注具体大类产品市场的价格压力和趋势。

四、货币和经济的交互作用
大部分人认为货币和通货膨胀在长期之内有密切的联系，但在短期的联系并不明确。

在中国也是如此，货币在短期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并不是如此的明晰和可靠，经济周期性的凉热，是联系短期货币和通胀最主要的作用环节。

考虑到银行体系是中国金融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以经济凉热产生的信贷需求强弱为入手点，兼顾货币政策松紧的影响，以微观的政策传导过程为对象，以广谱的经济证据为基础，构造了以下的分析过程。

1．货币的供应和需求
货币增速取决于货币需求和供应的共同作用。

根据我们对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解，我们认为货币需求和供应的式子可以表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