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友人辛德贝格与江南水泥厂难民营

丹麦友人辛德贝格与江南水泥厂难民营
作者：暂无
来源：《坦克装甲车辆》 2016年第24期
★ 尼烨祯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进攻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和南京市政府撤出南京城,数十万南京市民沦为难民。

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大规模屠杀，屠戮了30多万中国同胞，在中华大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在这场日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仍有人性的光辉闪现。

南京城内，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设立安全区收留难民；南京城外，江南水泥厂内丹麦人辛德贝格等人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下，面对凶残的日军，保护和拯救了万名中国人的生命。

辛德贝格在南京大屠杀中进行的人道主义援助不仅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而且永久值得后人铭记和尊崇。

喜欢冒险的水手
伯恩哈特·阿尔普·辛德贝格于1911年2月19日，出生在丹麦奥胡斯市一个普通家庭。

他自幼喜欢旅行，天生的冒险精神使他17岁时便告别家乡，闯荡世界。

在随后的几年中，他投奔过美国亲戚，在格陵兰岛服兵役做过水手，在阿尔及利亚当过法国外籍军团的雇佣兵。

1934年，辛德贝格在一艘从旧金山开往中国的轮船上担任海员，到达上海，直到1937年年中他乘船离开前往美国。

就在辛德贝格离开中国不久，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8月19日，正值淞沪会战的第7天，辛德贝格从美国加利福尼亚搭丹麦客轮回到上海，当客轮经过吴淞口时，他亲眼目睹了一场血淋淋的屠杀，日本士兵在黄浦江码头将9个被俘的中国人残忍杀害，这使从未经历过如此暴行的辛德贝格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辛德贝格曾在他的一份自述中写道：这一幕是截止当时他所见过的“最可怕的一幕”，在可怕的屠杀中，虽然他保持了缄默，但“难以控制内心的愤慨”。

重返上海，辛德贝格遇到了一个对他日后影响深远的人——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彭布罗克·史蒂芬斯。

他被雇佣作为史蒂芬斯的司机并担任其助手兼摄影师。

他们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并在战时采访运送受伤的中国伤民和平民，直到史蒂芬斯死于日军枪口。

现在，人们仍能见到当年他们在上海拍摄的战争场面的照片，为如今深入研究淞沪抗战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跟随史蒂芬斯在上海战场上采访的经历，不仅让辛德贝格学会了用相机和文字记录历史，并在此后形成了习惯，保存了大量珍贵的照片，让他感到在残酷的战争面前，自己依然可以有所作为，使其日后帮助并救助了大量的难民。

1937年11月12日，除租界外，上海全部被日军占领，并开始向南京方向进攻。

此时，位于南京城外栖霞山的江南水泥厂刚刚安装设备完毕，尚未来得及投产。

水泥厂董事会为保全水泥厂，借口“与丹麦订购机器合同，需点火试车后方付货款，货款未付清，产权仍属外商所有”，向丹麦F·L·史密斯公司提出派人和留厂员工一同保护该厂，即“在厂内挂出丹麦国旗”，以保护水泥厂。

当时丹麦是中立国，因此请求被应允。

当时，F·L·史密斯公司驻中国代表事务所招聘丹麦人辛德贝格，以权益关系人代表的身份，以每月100英镑的薪水让其前往江南水泥厂，英文翻译李玉麟随同前往。

1937年11月底（或12月初），辛德贝格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史密斯公司在南京创建的一个丹麦水泥厂正好在战区，我已经被派驻到那里，去升起丹麦国旗，代理这个公司”。

在丹麦史密斯公司的总部，至今保存着辛德贝格临行前在丹麦驻沪总领馆签下的“生死状”：“我特此同意志愿前往南京附近的栖霞山江南水泥厂，战时停留期间，风险自担，假使我负伤、伤残或死亡，除了合理的医疗费用，不对F·L·史密斯公司或任何其他方面附带任何要求。

直到我完成这项工作……”这份“生死状”显现了辛德贝格
不畏艰险的冒险精神与勇气。

与此同时，水泥厂董事也找来了一名德籍技师卡尔·京特假扮成
德国公司代表，让“德籍技师在厂内悬挂德国国旗”一同护厂。

江南水泥厂的守护神
1937年12月2日，辛德贝格、德国人京特和中国人颜景和、李玉麟一起，挤上了上海开
往南通方向的轮船，前往南京。

辛德贝格一行从上海乘船到达江北天生港，弃舟登岸，赶到南通。

日后，辛德贝格回忆起这段经历说：“上年赴厂时自通州(南通)以西，无舟船可乘，幸李
玉麟君沿途设法。

李君在通州向轮船公司请商，得一汽艇赴扬(州)。

在扬州向友人借得汽车(越江)驶往镇江，在镇江觅得同乡，获乘由镇开京最末次火车而至龙潭。

如无李君，或不免中途返沪。

”从他自述中足已可见当时情势凶险，困难重重。

到厂后，京特、辛德贝格等人发现，经
理已离去，“机工一百余人多发工资十天，遣散回籍”，但是随着辛德贝格等人的到来，使工
厂有了新的守护核心，也立刻开始了护厂工作。

辛德贝格、京特等人首先电告F·L·史密斯公司江南水泥厂厂内的情况，并分别亮出并升
起丹麦、德国两国国旗和标志，以防止日军轰炸。

丹麦《奥胡斯教区时报》1938年3月6日以《奥胡斯人在东方：最大的丹麦国旗飘扬在中国南京》为题，报道了1938年2月3日，辛德贝格从南京江南水泥厂写给奥胡斯一位童子军时期的朋友普尔·阿德勒·佩德森的信中的一些片段：“我在厂里升起了中国最大的一面丹麦国旗。

此外，我还让人在厂房的屋顶上用油漆刷了
一面约1?350平方米大的巨型丹麦国旗，这样在空中就能清楚地看到。

我想肯定是有史以来最
大的一面丹麦国旗。

”这面最大的丹麦国旗同辛德贝格一样成为了江南水泥厂的守护神。

与此
同时，厂内开始联系德国留在南京的外交官，进行购买食品和饮料。

由于1937年上半年，辛德贝格曾在南京工作过且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他曾驾车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因此对南京十分熟悉。

所以辛德贝格承担起了“从栖霞山步行到南京购买
食品和饮料”的任务，此时的南京城内的景象与半年前他在南京时的景象已经迥然不同。

南京
城内空袭警报一个接着一个，一些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在南京城内划定了收容难民的国际安全区，贫穷的百姓带着生活用品和铺盖从四面八方进入安全区，城内也正在为保卫战做最后的准备。

与此同时，南京城外形势更加紧张，距江南水泥厂不足10千米的地方就是战场，中日双方在栖霞山进行了多次激战。

江南水泥厂里的众人也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和腥风血雨之中。

在城
内外这种情况下，辛德贝格进城联系了德国领事官员，购买了食品、饮料的储备物品，使京特
博士取得了德国使馆的证明。

1937年12月9日，中国守军在南京东郊的梅墓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这是距离水泥厂最
近的一场战役，当晚，中国军队火力不支退出梅墓，栖霞山彻底沦陷。

江南水泥厂中辛德贝格
等人和留厂人员还坚守在厂内，守护着工厂。

栖霞山附近的百姓无论是力图逃避日本兵的村民，还是举着日本旗表示并无敌意的村民，都遭到日本兵的屠杀，难民们跑到江边走投无路，见到
附近所插的“工厂保护区”的木牌，便积聚到江南水泥厂附近避难，辛德贝格等人设法收容，
并于11日，开始领导和管理江南水泥厂难民区。

厂内的难民区分为两部分：厂南和厂北，难民不仅有从汤山、花园、龙潭、孟塘等地来的难民，甚至还有上海、苏州、常州、无锡一带的难民。

水泥厂的难民人数不断上升，最多的时候收纳难民达1.5万以上。

难民们虽然在水泥厂内有了落脚之地，避免被日军杀戮，保住了性命。

但是，厂内难民们
生活状况十分恶劣。

正如当年湖山难民夏良全和苏宝国描述的那样：“人挨着人，棚子靠着棚子，解手的地方都没有，下几天雨，就烧不了锅，锅就在外面。

下雨天人只好坐在棚子里，连
地上都长霉了，连牛马生活都不如”；“我得了麻疹，身上生了疮，脓水粘在衣服上。

身上到
处是虱子，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没有衣服穿，没有澡洗”，并且有的难民在难民棚子里生病
而死。

辛德贝格也说：“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可怜的人是如何苦熬度日的”。

由此，辛德贝格
等人也对难民区实施了一些管理办法，来维护基本的生活秩序。

即进行“连环保洁”，尤为提
醒“注意卫生”，同时在水泥厂南北两个难民区各选出负责代表6人参与管理，每天坚持视察
一圈，“搜查违禁物品”，并一再警告防火。

但即便有外籍国际友人的保护，日军还是不断来厂骚扰。

辛德贝格等人只能与日军展开苦
苦周旋。

“日军占领栖霞后，时不时来厂骚扰、捣乱。

一日或来数次，或数十次”。

他们一是
查有无隐藏下来的中国士兵；二是来找“花姑娘”；三是来混吃混喝的；四是和觊觎厂产的日
本不法厂商同来调查工厂资产。

江南水泥厂的辛德贝格、京特等人，对一日或来数次，或数十
次骚扰、捣乱的日本兵，“殷勤招待，相与周旋”，“酬应日军之费为最巨，约需(每月)三四
百元”，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难民，“因为他们现在掌握着大权”。

但有时则予以制止，包括
日军对工厂附近的骚扰。

居住在林山村的村民回忆道：“有日本人来糟蹋妇女，报告厂里外国人，丹国人就扛个旗子出来，说几句，日本人就走了。

”这个丹麦人自然就是辛德贝格，他是
难民区和附近村庄妇女们的保护神。

并在与日本人的周旋中，良好地运用了自己的交际手腕，
以至于一段时期，他成为唯一能开车往来栖霞山和南京市区的人。

人道主义的救助
在血雨腥风的大屠杀中，日军没有放过对江南水泥厂的检查，辛德贝格等人冒着生命的危
险收容保护这些不再携带武器的中国士兵，充满人道主义精神。

与此同时，对于受重伤的病员，辛德贝格还送他们进南京城进行救治，但是受到日军的阻拦。

1937年12月20日，辛德贝格因
送伤员进城受到日本兵的阻拦而独自进城，这是他应聘到栖霞山保护水泥厂厂产任务后的第二
次进南京城。

他来到位于南京宁海路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认识了该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以及其他人。

12月22日，辛德贝格再次进南京城，这次他又认识了马吉、威尔逊等一批
留在南京、从事人道救助的中外人士。

这样，城外的栖霞山难民机构就与城内的难民机构建立
起联系。

由于江南水泥厂地处农村，相比南京城更容易搞到食物。

因此，辛德贝格每次进城时
都会带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一些食品。

1938年1月23日，该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
在日记中写道：“辛德贝格又来了一趟城里，带给我6只蛋和20活鸭”。

辛德贝格在写给奥胡斯友人的信中也提到，“他们每一次都用欢呼声来迎接这些食品的到来”。

在异国他乡之中，
辛德贝格与他们结下了深刻的友情。

由于日本士兵不断施暴，中国无辜民众受伤者与日俱增，于是辛德贝格等人在江南水泥厂
内设置了小医院救助伤员。

他进城“向鼓楼医院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马吉牧师）
接洽，派护士两名来厂担任诊治，药品亦由该会供给”，因此小医院“有一个护校毕业的护士，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包扎员”，“大学医院给京特博士和辛德贝格先生赠送了若干药品、绷带
等物品”，并给伤员免费治疗，让附近的2万多名难民多了得到救治的机会。

正如颜景和在其
向江南水泥厂公司报告中说的那样，“成立之后，活命无数”。

距离江南水泥厂5华里山路，还有一座栖霞寺佛教难民收容所。

侵华日军实施“南京攻略”时，栖霞寺就成了难民收容所，但同样遭到了日军的蹂躏，日军毫无阻碍地在那里进行扫荡，“他们任意拉出年轻小伙子枪毙，任意强奸少女。

喝醉酒的士兵见到哪个人不顺眼就用刺刀捅
死或捅伤，以此取乐，而这一地区恰恰又没有任何医治救护条件，寺庙里的佛像或被抢走或被
破坏，连和尚他们也不放过，也要加以虐待。

”对于栖霞寺难民的苦难，辛德贝格等人充满同情，辛德贝格说，“在工厂附近的一座寺庙中，聚集着22?000名中国难民。

他们的境遇比厂子里的难民悲惨得多，因为日本兵每天都到那里……”辛德贝格知道拉贝等人正在整理日本兵的
暴行案例，起草备忘录和抗议信，准备送交日本大使馆，因此辛德贝格也将2份记录有日本兵
在栖霞寺暴行的案例请愿书直接递交给拉贝。

1.7万名栖霞山难民们在请愿书中请求得到怜悯
及保护，免受日军士兵暴行的侵扰。

1938年1月25日，已经临近春节，以“栖霞山寺庙”的
名义，并由当地20名知名人士签名，题名《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相关的人》的栖霞寺里难民悲惨境况和记录日本士兵暴行的信送到了辛德贝格手中，由京特博士翻译成德文。

春节过后，
辛德贝格便将这封翻译成德文的栖霞寺难民信带进城，送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
的手中，成为日后揭露日军暴行的事实证据。

1938年2月16～17日，辛德贝格还驱车接送约翰·马吉考察了栖霞山的两座难民营，马
吉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他的这次“栖霞山之行”，拍摄下当时栖霞难民区的状况，为后世留下了
珍贵的历史影像。

同时写下《栖霞山之行报告》。

该报告记载：“在栖霞山水泥厂内难民营，
现有一万难民，由古特博士和辛伯格先生领导。

目前人数正在增加……”“庙里有一个僧侣，
这里也收容难民，他告诉我有一段时间这里曾有两万难民，但现在只有一千多人。

显然有些原
住庙内的人移居水泥厂难民营，因为那里的人数激增而庙内人数减少”。

别的难民营难民人数
减少之际，江南水泥厂难民区难民人数猛增，这是该难民区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个特点既凸显
了日军在栖霞寺及周边广大农民的暴行，也反映了辛德贝格等人所领导的江南水泥厂难民区的
人道精神。

《栖霞山之行报告》记录了日军杀人、强奸、纵火的暴行，以及江南水泥厂难民区
难民居住、小医院伤病救治的情况，不但使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及其小医院得到马吉领导的国际
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人道主义支持和帮助，而且使日后马吉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提供声张
正义、惩处战犯的证言更有意义。

中国之友
1938年3月，辛德贝格接到上海史密斯公司总部的调离命令，要求他立刻离开南京，3月
20日他乘火车离开南京来到上海，一个月后便搭乘轮船离沪。

但是辛德贝格离开时，冒着被日
军查获的风险，随身携带着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和搜集的照片，以及一份约翰·马吉所拍
摄的记录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拷贝，于1938年6月与父亲一起前往瑞士日内瓦，因为当时国际联盟在这里，老辛德贝格说“他儿子此行的目的，是为中国政府进行一项重要的使命”。

当时
中国派遣以朱学范为团长的劳方代表团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中国代表团邀请了辛德贝格并希望他能在日内瓦停留3天，邀请国联的成员一起观看他带来的影片。

1938
年6月3日晚上，应邀前来的国际联盟成员国代表、各国记者约100人，聚集在中国国际图书馆，中国政府的代表朱学范称辛德贝格为“辛博”，把他介绍给来宾，并介绍了他的人道事迹，赞扬他不顾个人安危，从可怕的屠杀中保护了数千难民的事迹，并由辛德贝格播放了约翰·马
吉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

在播放前，他坚定地请妇女儿童离开这个场所，因为这部影
片充满残酷的血腥杀戮，辛德贝格花了好几个小时来讲解这部影片的拍摄背景。

影片放映期间，“现场有许多人焦虑并哭泣”。

放映结束后，朱学范为了感谢辛德贝格，在他的护照上题词说：“辛博先生：中国之友朱学范敬题（民国）二十七年六月日内瓦”，其他随行的中国人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辛德贝格以中立国公民和事件见证人的身份，用影片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