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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翼文学的复杂性看其对当下文学的意义
左翼文学是一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内涵的文学形态，它是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所创造的无产阶级美学范式对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
影响。

也正是因为左翼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对它的研究随着中国政治状况的变化呈现出波折起伏的状态。

长期以来，对左翼文学的研究体现出两种极端化的倾向：“惟左独尊”和“惟左为非”。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惟左独尊”，在政治上的极左政策的影响下，左翼文学成了唯一合法的文学形态，大量非左翼作家被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造成了文学发展和文学研究的极大的不平衡；70年代末至80年代是“惟左为非”，由于十七年以及文革期间文学遭到了严重的伤害，文革结束后文学界急着拨乱反正，力图摆脱极左政治的束缚。

以往受到非议、被边缘化的一些非左翼作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推崇，如沈从文、张爱玲等，“但是，当我们在争取这一批人的自由的时候”，“却重新把另外一批人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1]，对左翼文学的价值评价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无论是“惟左独尊”还是“惟左为非”，这两种倾向都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物，都是不合理的，对于左翼文学的研究来说二者皆不可取。

好在90年代以后，人们对左翼文学的态度逐渐趋向冷静。

前几年，学术界对左翼文学的研究又表现出了浓厚的兴
趣，尤其是“底层文学”、“新左翼文学”等现象的出现，使得左翼文学重回人们的视野，关于左翼文学的评价问题及其对于当下文学发展的借鉴意义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那么，如何正确、客观地认识左翼文学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获取有益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理论和创作资源呢？这首先要从正确认识左翼文学的丰富内涵开始。

一、左翼文学的复杂性
以往之所以出现对左翼文学的两极化的评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左翼文学这一概念内涵的认识上的偏差。

“左翼”之“左”有着很强的误导性，它的政治内涵容易使人将左翼文学的概念窄化并等同于受极左政治思潮影响并极端化了的文学观念。

新时期文学以来，为了“去政治化”，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一直在吸取左翼文学的教训，而对其有益经验却重视不足。

要纠正这种做法，就应该抛弃意识形态的偏见，对左翼文学的内涵进行重新的认识。

事实上，左翼文学虽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有政治化这一种形态，在左翼阵营的内部，围绕着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这一主导价值理念，许多作家在人生态度、审美追求、创作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状态。

按照这种差异性，我们可以把左翼文学的理论与创作分为以下几个种类：
第一种就是以“左”为特征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革命文学，代表人物有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钱杏?、胡也频、蒋光慈
等。

左翼文学的弊端主要体现在这一派人物的身上。

他们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隶属关系，认为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工具和武器，政治倾向非常鲜明，忽略甚至有意抹杀文学的独立性和多样性。

这种文学主张，一方面使得“革命文学从创作主体到形象主体充分的观念化，并在政治文化的逻辑上，建构起了抽象的观念神话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人物神话”[2]，另一方面，个体性的“我”变成了群体性的“我们”，文学作品中的个体形象具有了阶级群体化的特征。

这一类型的左翼文学富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与处理简单而粗糙，文学作品趋于公式化、概念化，存在着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弊端。

而这些缺点，也正是左翼文学在后世遭到诟病的主要原因。

直到延安时期以及建国以后，出于政权建设的需要，这种创作理念被发挥到了极致，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上述文学观念并不能全权代表左翼文学，它只是左翼文学的其中一部分。

左翼文学中的第二个重要的种类，被称为社会剖析小说，以茅盾、沙汀、叶紫、吴组缃等为代表。

“普罗文学最大的历史价值是使文学离开象牙之塔，关注社会现实”[3]，而茅盾等人，就是自觉地坚持五四所开创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关注现实，反映矛盾，描绘30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面貌，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剖析。

这类型社会剖析小说的艺术成就要高于上一种理想的、浪漫的革命文学，因为有真
实的现实生活体验而避免了概念化的弊端，同时也因为其批判的锋芒而更好地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功能。

第三种类型同样也继承了五四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它所表现的内容要更为深刻，即以鲁迅、胡风为代表的注重人的精神问题、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文学。

鲁迅虽然被推举为“左联”的领袖，但他在左翼作家内部始终还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他并不回避政治问题，同时也不以政治标准来衡量文学的价值。

鲁迅关注的是“人”，他始终以救国救民为目的，抓住精神文化这一核心，围绕“人”这一根本问题去关注现实，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这一主张将左翼文学的现实主义追求更加深化，显示出更为深沉的审美追求和思想追求，丰富了左翼文学的内涵。

除了上述三种主要类别之外，左翼文学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小的支流，例如艾芜、萧红等的浪漫抒情手法对现实主义的渗透，张天翼对社会现实夸张生动的讽刺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对于左翼文学的认识，不能被单纯的政治视野所遮蔽，要把左翼文学作为一个由多种因素组合而成的复合体来看待，这是正确认识和利用左翼文学资源的重要前提。

二、左翼文学对当下文学的资源意义
近年来，当“底层文学”、“新左翼文学”等新的文学现象进入研究界的视野之后，对左翼文学传统的重新认识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针对当下的一些文学现象，目前左翼文学研究的一个
重要的新课题，就是如何传承与利用左翼文学的精神价值，为当下文学的理论与创作提供资源。

在上述对左翼文学分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提炼出这些资源。

（一）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批判锋芒
20世纪80年代，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促使人们极力想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

于是在80年代中后期，“纯文学”的观念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与此同时，左翼文学因为过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积淀而受到了冷落。

作家们开始注重对文学语言、形式等的探索与创新，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颖的表达方式，来表现私人化的个体生存体验，甚至是欲望化的身体经验。

这种过度追求艺术性和审美性的“纯文学”在几年的发展中虽然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绩，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表现方式，但很快，它们的弊端就开始显现出来。

而其中最遭人诟病的，就是它们脱离现实、脱离群众，最终只能成为知识分子曲高和寡的孤独狂欢。

在任何时代，脱离现实与大众的文学，即使能够盛极一时，最终也必然会遭到时代的淘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开始全面发展，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迅速占领了精英文化的阵地，文学活动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市场经济的规律，逐渐沦为一种商业活动。

知识分子再也找不回以往的地位，变成了一个边缘化的群体，为了生存，他们也只能去主动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

于是，主旋律文学与商业化的大众文学开始居于统治性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权力与
金钱还从来没有占有过如此重要的地位，如今它们对社会的控制无所不在，并深深潜沉在人的意识与无意识深处”[4]。

在这样的社会大潮中，文学似乎已经自甘堕落了。

这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文学发展状况，而我们的社会现实是什么状况呢？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副作用日益显现：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阶层分化严重，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横行肆虐，贪污腐败愈演愈烈，而底层民众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而这些，在文学的世界中，却很难占有一席之地。

无论是“纯文学”，主旋律文学，还是商业化的大众文学，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的现实主义精神似乎已经消失殆尽了。

中国正处在发生巨大变化的转型关键时期，而作家们却无法为这些变化提供真实的写照。

在这种情况下，左翼文学就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价值。

左翼阵营中的大部分理论家和作家都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理念，茅盾就是现实主义的忠贞维护者，他曾说：“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的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而社会对于我们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对那社会现象正确而有力的反映”[5]。

与茅盾一样，左翼阵营中的很多作家，都坚守现实主义立场，以批判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的种种不平等，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呼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为后世解读那
个时代的社会变迁、人们的生活及精神面貌提供了珍贵的文本资料。

在左翼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中，最值得我们现在借鉴的是其对底层大众生存状况的关注。

左翼强调要代表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作家们对于底层人民的不幸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种关注包涵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底层生存状态的展现，一个是对下层民众精神世界的透视。

他们的作品或表现破产农民不幸的人生，并把这种不幸的原因归结于统治阶级的残暴；或关注下层民众最基本的温饱问题，号召他们为了争取生存权而走上革命道路；或表现下层人民在经历生活上的不幸的同时也经受着精神上的磨难，揭示他们“精神奴役的创伤”；等等。

这些作品，都在对底层社会的关注中企图建立起新的伦理价值体系和新的人性关怀，以证明无产阶级革命的紧迫性。

而目前，中国社会的底层民众同样面临着种种严峻的问题，也同样需要文学来给予更多的关注。

近几年兴起的“底层文学”实际上就是这种左翼精神的回归，应当充分借鉴左翼的历史经验。

（二）平民意识与大众化的文学追求
新时期文学以来，无论是80年代作家们精英意识的再次高涨，还是90年代文学对现实主义的抛弃，平民意识似乎已经远离了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对于民众显示出一种不信任甚至是鄙视的态度。

恰恰相反，在左翼文学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平民意识与大众化的文学追求都是其一大特点。

左翼文学首先是一种启蒙文学，它继承了五四的启蒙主义思想，企图扫除一切封建、蒙昧以启迪大众，并依靠大众的力量来进行政治革命。

为了达到这一启蒙目的，左翼提出了大众化这一文学目标。

他们认为，文学应该承担起唤醒民众的责任，要激发起民众的政治热情。

周扬曾说：“目前的问题是如何迅速而有效地使文学服务于抗战，服务于大众”，“文学必须成为在抗战中教育群众的武器，就是她必须反映民族自卫战争的现实，把民族革命的精神灌输给广大的读者”[6]。

那么如何把民族革命的精神灌输给读者呢？左翼强调文学要有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

例如鲁迅认为，“在现在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层次的读者之需。

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做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众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

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
样”[7]；郭沫若强调“大众”和“通俗”是文艺大众化的精神；瞿秋白主张建立一种“大众语”；周扬则主张大众化可以利用一下传统文学的旧形式，如小调、唱本、说书等[8]。

虽然大多数左翼作家的作品仍然散发着浓厚的精英味道，但他们与梁实秋等的文学主张以及80年代的“纯文学”都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并没有彻底置读者于不顾，而是真诚地希望能够唤醒中华大地上处于黑暗和苦难中的普通民众们。

这种平民意识和大众化的文学追求是左翼文学在当时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战斗精神与人文理想
当下的中国，是一个缺乏信仰的中国，而当下的文学，也是一种缺乏信仰的文学。

在全球化的经济大潮下，中国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已经将真正的文学与文学精神抛诸脑后，风靡当下文学的更多是对物与欲的迷恋。

当下文学的发展愈来愈贫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某种文学精神的丧失。

这种文学精神，恰恰是左翼文学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被当局极力压制的左翼文学非但没有在高压下放弃，反而越挫越勇。

他们秉承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带着对中国未来美好社会的坚定信念，在黑暗中艰难摸索，他们甚至冒着坐牢和被杀的危险，不惜以献出生命的代价，朝着他们所相信的那条光明的道路，义无反顾地前进。

而在他们当中，真的有像柔石、殷夫等这样的作家，为了“左联”的革命事业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所以，在鲁迅充满着战斗力的杂文中，在蒋光慈、胡也频热情浪漫的小说中，在殷夫高昂雄浑的诗歌中，我们总是能被一种真诚的战斗精神所打动，被他们的批判精神和人文理想所感染。

而现在，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已经很难再读到这种感动，知识分子理想与激情的缺失已经成为阻碍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
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左翼的价值再次凸显。

对于左翼文学的重新评价，应该注意两个重点，一是摆脱过去两极化的思维模式，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给予左翼文学正确的历史评价，二是要基于当下文学的发展状况，从左翼文学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文学资源。

只有做到这两点，左翼
凝血批判的精神、底层的立场、战斗的勇气、恢弘的叙事等优点，才有可能为当代文学提供更多理论与创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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