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介堪鸟虫篆印及其对印坛的影响

方介堪鸟虫篆印及其对印坛的影响
权英杰
【摘要】鸟虫篆印是指以鸟虫篆文字入印的印章.它发源于战国,盛于两汉,之后长期处于式微,直到二十世纪才形成创作高潮,即以方介堪为领军人物的创作风格驰名印坛.方介堪的鸟虫篆印创作取法高古,时誉甚高,为鸟虫篆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方介堪鸟虫篆印的创作动机与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汉鸟虫篆印、铜印等方面.同时,从历史发展和艺术发展的角度出发,重新定位鸟虫篆艺术的价值,并对当代印坛鸟虫篆的创作风格进行了简略分析.
【期刊名称】《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33)005
【总页数】5页(P112-116)
【关键词】方介堪;鸟虫篆印;纹饰
【作者】权英杰
【作者单位】太原学院学生处,山西太原 03003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909
鸟虫篆，承袭于楚国文字体系，是一种将花、鸟、鱼、虫等动植物的形象与篆书文字形象进行结合的装饰性文字。

自西周至春秋，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文字在不断满足日益繁杂的社会需求的同时，其装饰性也开始逐渐独立并鲜明起来(详见图 1)。

文字不再是纯粹记录语言的符号，其形体的拉长与线条的扭
曲带来了更为强烈的装饰性，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对美向往的内在表现，也是文字由记事向艺术发展的过度。

正因为这种装饰性的表现，使得文字在社会动荡和战争不断的春秋时期，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在繁杂的各国书体中，最具装饰性，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鸟虫书。

鸟虫书，最早称“虫书”，始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汉以前史佚记载，已无法考查。

《说文解字·叙》曰：“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
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1]315 由此可见，在秦朝鸟虫书已是官方认可的文字体系并被广泛地使用。

西汉初年，虫书作为“六体”之一，由太史用来课试学童，至新莽复古改制，则称虫书为“鸟虫书”。

《说文解字·叙》云：
“及亡m新居攝，使大司空甑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

时有六书：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书，四曰佐书，五曰鸟虫
书。

”[1]315
由此可知，鸟虫书即是指原来的虫书。

颜师古注《汉志》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指出：“虫书谓象虫鸟之形，所以书幡信也。

”因此，浑言之为“虫书”，析言之便成为“鸟虫书”[2]2。

鸟虫篆印是指以鸟虫篆文字入印的印章。

这类印章最早见于战国玺(详见图 2)，
战国鸟虫篆古玺的构形简单，只在基本字形的基础上，随体变形，略作纹饰。

这为后世以简为宗、不求繁缛的鸟虫篆印确立了典范。

及至两汉，印信中的文字将秦小篆变圆为方，与方形的印面高度契合，从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艺术面貌。

古玺中那种圆斜笔为主且留白不均的活泼局面被汉印中以平直笔为主且留空相对平均的整饬局面所取代。

汉代的鸟虫篆印不管装饰手法如何，其印面的空间分布都较为平均，整体的构图呈现出一种中正平和的气象 (详见图 3)。

汉鸟虫篆印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多见于玉印，如汉玉印“武意”(详见图4)，有
鸟有虫，显然是鸟虫书。

因为线条装饰呈现出明显的动物纹样，我们称这一类为“具象化”。

另一类以汉铜印为多，如“姜临私印”(详见图5)，因为单纯的以线条的盘曲而构成流动的动物形象，这样的线条是看不出明确的动物形象的，我们称这一类为“抽象化”。

因而，汉玉印式、汉铜印式基本可以分别代表鸟虫篆印中具象化与抽象化的类型。

鸟虫篆本身具有工艺化、美术化的特征，相比较而言，具象化一类趋向于美术化，而抽象化一类更多的表现出工艺化的特点。

前者多见于西汉早期，后者则在时间上要稍晚一些。

汉代以后，鸟虫印经历了长期的低迷阶段，在历代流传的印玺与印谱中也难觅其踪迹。

因此，除了宋高宗赵构的两种“绍兴”联珠印(详见图6)、米芾的“米芾之印”(详见图7)外，较为可靠的鸟虫印至明代才有出现。

但若论真正的复兴，却要到近代的方介堪先生，鸟虫印才从两汉后的低迷阶段中走出，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焕发出新生。

明代篆刻，印起八代之衰，异军突起，开创了篆刻史上的流派篆刻的新纪元。

明清两代，流派篆刻蓬勃发展，作者之众，流派之多，成就之高，比起书法、绘画来毫不逊色，继秦汉印之后出现了第二次篆刻艺术的高峰发展。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明清时期的鸟虫篆时，看到的却是与流派印繁荣景象极不相称的冷清局面。

在收录鸟虫篆印最多的徐古甫编纂的《鸟虫篆大鉴》中，明清鸟虫篆仅收录七十余方。

而这部分作品近一半连作者是谁都无从查考，其中稍具规模的，只有明人汪关精整细密、线条圆润的仿汉铜印式的作品，如“李宜之印”(详见图8)、黄士陵的“臣耘私印”(详见图9)。

在如上所述的鸟虫篆印在流派印中备受冷落的背景下，经上海谢稚柳、方介堪、钱君匋等先贤的大力倡导，在二十世纪中后叶形成了以鸟虫篆入印的高潮。

这种现象不能全部诠释为一种偶然性，鸟虫篆印的异军突起的偶然性是为其客观必然性开辟道路的。

谈及这一流派的兴起，就不得不谈及方介堪先生。

方介堪(1901～1987年)，原名文榘， 27岁后更名为岩，字介堪，以字行，晚
号蝉园老人、晚香堂主，斋称玉篆楼，以醉心于汉印切玉法故名。

尤以金石著称，齐白石先生曾赞其曰：“秦汉人有过人之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
超千古。

余刻印不拘于前人绳墨，而时俗以为无所本。

余尝哀时人之蠢，不思
秦汉人，人子也；如令昔人见之，亦必钦佩。

”[3]4
方介堪先生是明清流派印发展以来鸟虫篆印的集大成者。

他的鸟虫篆印风格多样，除汉玉印式、汉铜印式等传统式样的作品外，更另辟蹊径，自成一家。

他曾有
诗云：“戈头矛角殳书体，柳叶游丝鸟篆文，我欲探微通画理，晓如腕底起风云。

”道出了他对鸟虫篆印的执着与自信。

马国权在《近代印人传》中这样评价
方介堪：“先生于摹录古玉印时，得悟鸟虫篆添头加足之理。

中岁以后，刻意研究，不独无一字不可作鸟虫篆，亦无一字有违字理画趣，虚实映带，和谐协调，妙在亦书亦画之间。

”[4]68
2.1 方介堪具象形鸟虫篆印种类
2.1.1 鸟类
鸟虫篆，顾名思义，鸟当为其重要的纹饰类型。

从春秋战国鸟虫篆金文来看，
鸟形文饰是其最主要的动物纹饰。

在汉鸟虫篆印中也是如此。

汉鸟虫篆印中的鸟形不仅造型多样，在印中的突出程度也胜过其他动物纹饰(详见图10)。

“新成甲”的“新”字中有一只立鸟的形象，“成”字中也有鸟头的形象，而鸟的身躯则完全视文字的结构而灵活变化。

在方介堪先生的篆刻作品当中不乏这样的古老文饰，如“长相忆”(详见图11)、“柳白衣”(详见图12) 将鸟头灵活的添于篆文当中，又加以点睛之笔，而鸟的身躯也是完全视文字结构与字形而灵活填充变化。

如图 4 汉玉印“武意”中“武”
字中一只卧鸟的设计。

这是方先生借鉴汉印艺术的高超技艺。

2.1.2 龙类
龙是“神物”，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在鸟虫篆印中龙的形象较特
殊，因为印章文字的限制，龙都没有刻画腿，其特征除了似蛇的身体外，主要表现在头部。

汉鸟虫篆印“王氏信印”(详见图13)其中有三条龙，“王”“氏”首笔，“印”字末笔都是龙的形象。

这与著名的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的造型不谋而合(详见图14)。

“王氏信印”的这种处理虽为孤例，但为我们提供了汉印具象化程度最高的龙的形象，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方介堪先生的鸟虫篆印中也有几方仿此手法之印。

如“张氏大千”(详见图15)，“东吴何氏”(详见图16)，作者在边款中也提及“龙文为汉印中所仅见”。

这类印的创作风格可谓取法高古，他将其纹饰和文字固有结构合二为一浑融无间，可见功夫了得。

吴昌硕曾这样评价到：“学吴让之已得其神髓，又上承秦汉，劳揽浙皖，加之才资高远，日后独步艺林，当可拭目以待。

”
2.1.3 虫类
鸟虫篆，顾名思义，“虫”的位置也非常重要，但这里的虫是指广义的虫，几乎包括所有的飞禽虫兽。

如果指狭义的虫，在鸟虫篆印中反而不多。

汉鸟虫篆印中的虫仅见于玉印，多与龙共存，其形象与龙差别不大，主要特征为体短，其头呈三角形。

在金文中“虫”的写法就是这种特征(详见图17)。

汉鸟虫篆印中的虫，既像自然界中之虫，又像金文之形，具有造型上的两重渊源，是独具特色的。

像汉印“刘说”(详见图18)中“刘”的下部分、“说”字的上部分。

另一种“虫”饰的文字，为汉鸟虫篆铜印中的抽象的盘曲线条，如“杜子沙印”(详见图19)这类，其线条颇近于虫形，但与具象不同，我们从印中看不出具体的动物纹饰，而将其视为抽象类线条似的“虫”饰。

方先生的经典鸟虫篆印作品中，以“虫”纹饰入印的不是很多，仅存几方，而且仅仅以“虫”纹饰造型的三角头饰为代表，像“史莽”(详见图20)中“莽”的“艹”头及其下部分。

2.1.4 鱼类
鱼谐音“余”，自古有吉祥、富足的寓意。

将其视为吉祥之物乃是不争的事实。

《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记载：“时有二鱼长尺，集于武库之屋，有司以为吉祥。

”鱼纹常见于商、周青铜器、玉器上，汉代大量的双鱼洗更加说明了人们对它的喜爱程度。

汉鸟虫篆印中鱼纹的形象仅见于玉印，有鱼形象的汉玉印有十方左右，这些鱼的造型大同小异。

如“苏意”中(详见图21)“苏”字下半部分，“意”的上点儿。

“新成甲”(详见图10)中“新”的上点儿。

“武意”(详见图4)中，“意”的上
点儿，且鱼纹装饰线条上的鱼身还有细线条的刻画，表示鱼鳞，这是鸟虫篆印中绝无仅有的特例。

鱼形纹饰多用于鸟虫篆印中的短线条，而且不能有太大的转折。

方介堪先生在鸟虫篆印创作时，充分利用其鱼形纹饰作为短线条的功效，将其发挥在大批篆刻作品中，使我们在欣赏之余能感受到水的存在，给鸟虫篆印增添了一份自然的生动。

“大千世界”(详见图22)中“千”字头部，运用鱼形纹饰，并且将“鱼”生动地游于字中间。

这样的布篆很是巧妙也是首创。

在创作上的原创性使方介堪先生成为二十世纪鸟虫篆界的一位名家。

2.2 方介堪抽象形鸟虫篆印的特点
所谓抽象形鸟虫篆印，即以不是动物纹样形状的线条，而是带有某种具象化特征的线，进行反复盘曲、杜篆而成的篆字印。

汉玉印中的抽象形鸟虫篆的线条不是动物纹样形状，但也异于普通笔画。

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2.2.1 异性笔画方面
1) 两头方中间细的横线
例如汉玉印“李堪”(详见图23)“杨玉”(详见图24) “甚”部一横起到避免线条
单调的作用，而且在全是曲线的印面中显示出方笔棱角，平添了许多清刚气息。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能明确其代表的意义。

方先生的鸟虫篆印中具有抽象形的作品还有很多，如“黄恒山”(详见图25)。

这样的摹古而不拘泥于古，故能拒拘谨而得神气，求新而不敢离古，故能拒轻佻而得创意。

这样的篆刻是标新立异，出人意外，别开生面的。

2) 局部线条加粗补空
把局部线条加粗补空是鸟虫篆印常用的一种手法技巧。

如“程灶”(详见图26)、“柳白衣”(详见图12)，将“程”“柳”字竖画下部加粗来添补其空缺，借鉴古人，又高于古人，为后人开了眼界。

2.2.2 构形方面
鸟虫篆印在构形方面强调均匀盘曲，在这类印中，笔画几乎不作“戈头矛
角”“鸟头虫形”之态，单以盘曲线条表现朴实之美，如“侯志”(详见图27)。

韩天衡在《方介堪印选·跋》中指出：“方介堪的篆刻作品，不论是取法古玺、秦铸和汉凿，都有笔有墨，势态流动，格局宽大，气息浑厚。

在他独具风貌的印
作里，世人又着重推崇他的仿汉玉印和鸟虫篆印。

”[5]103
马国权在《近代印人传》中称：“先生白文印瘦劲中见温雅，起止转运交代分明而典丽流动，盖浸古玉印有得故也。

”[4]77
在方介堪篆刻作品中的鸟虫篆印章中，韩天衡《跋》中又提到：“方介堪在鸟虫篆印中的建树则能独树一帜。

他不失古风，不违字理，创造性的以严谨的古文字形体与艺术化的绘画原理作入情入景的结合。

”[5]103
据吴仁生回忆：方先生从12岁开始治印，直至86岁时应民革中央之邀请，参
加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他篆刻了最后一枚印章“日新”，平生治印，三万余纽。

其治印数目不仅惊人，而且创作岁月之长，精力旺盛，亦为
鲜见。

其印无论是拟秦仿汉，或效法明清，皆能以取其神得其意，又有自己鲜
明的个性。

在明清与秦汉之间开拓自己的领域，平中求奇，稳中寓险，独标一格。

他的鸟虫印，既有生意盎然的自然物象，又是书法艺术的笔墨韵味，亦书亦画，将工艺装饰性与书法艺术性两者统一起来而有所突破。

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方介堪创作的鸟虫篆印章一问世，即为印坛所公认，张大千、谢稚柳倍加赏识，遂成为他们丹青上珠联璧合的钤记。

据徐古甫编纂的《鸟虫篆大鉴》一书，辑录方介堪的鸟虫篆印章三百余方，以其数量之大，质量之精，将他列为近代印人的首位。

他的创作既非大起大落，亦非斤斤计较，而是以中和恬淡取胜，工稳整饬中寓灵动多变。

纵观方介堪的鸟虫篆印章，形式多样，但总体来说，他的鸟虫篆从秦汉中汲取营养，与历代鸟虫相结合，在立足传统的同时，准确地把握了鸟虫篆装饰意味的精髓，并将这种形式美与文人的精神世界相联系，开启了一代新风，成为一代承前启后的开路人。

【相关文献】
[1] [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M]. 徐铉，校订.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2] 马国权. 鸟虫书论稿[G]∥古文字研究(第十辑).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3] 齐白石. 白石老人自述[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
[4] 马国权. 近代印人传[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8.
[5] 韩天衡. 天衡印谭[M]. 上海：上海书店，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