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城市雕塑文化遗产保护的公共性

谈城市雕塑文化遗产保护的公共性
张利民
【期刊名称】《建筑与文化》
【年(卷),期】2015(000)010
【总页数】1页(P20)
【作者】张利民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城市雕塑是重要的城市文化遗产，积淀和凝聚着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反映人类过去生存状态、人类的创造力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有力物证，是城市文明的纪念碑，蕴含了城市文化的重要内涵和深厚底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一个城市特色和性格，甚至影响着城市的定位。

这些城市雕塑文化遗产经过历史的沧桑依然存留在城市的空间中，与人们的生活相融合，对城市的风貌、城市空间的划定和人们的行为起着无法替代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

城市雕塑文化遗产不仅包括经过认证的历史文物雕塑，也涵盖了与历史建筑血肉相关的装饰雕塑，部分新建成的城市雕塑也属于文化遗产范畴。

对这些固化了的物体的保护，不仅仅取决于它是否还具有以往的使用价值、多么珍贵的艺术和科学价值，同时还取决于它已经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一定街区和空间的标志，进而深深地印刻在市民们的记忆里。

保护城市建筑文化遗产，正是因为它们对城市文化传承、现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过度注重经济利益的社会环境中，城市
雕塑文化遗产需要的不是人们给予怜悯式的保护，而是需要人们真正认识到对于城市发展、社会秩序稳定、文明素质的提升和市民生活质量提高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而给予积极的保护，应该是市民的自我保护，是全社会的关注和职责。

因为，这些雕塑一旦遭到损毁，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就会随之消失，遭受损失最大的还是城市自身和全体市民。

因此，城市雕塑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涉及全民的公共事业，要体现社会公平，其中最主要的是保证公众的根本利益。

市民的参与意识和行为的本质就是雕塑文化遗产保护的公共性。

因此，对雕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在那里生息繁衍的市民密切相关，牵涉到公众的利益，更需要公众的参与。

目前，中国的城市雕塑文化遗产保护大致可以分为政府和民众两个层面。

1.《天津日报》对纪念碑遭污损的报道
2 沈阳“坦克碑”屹立时的旧貌，现已迁移
政府是自上而下的，且处于主导的位置；而公众参与是自下而上的，十分被动。

简单回溯近些年的政府行为，如成立城市雕塑管理办公室等机构、制定国家和地方法规、设定文化遗产日、确定城市发展规划、维护被损毁的城市雕塑等，既有成功的范例，也有失败的教训。

至今为止，仍然存在着缺乏体系的建设、缺乏管理组织体系间的协调机制、地方性法规不完善等失缺，造成各自为政、保护力度不大、投入不平衡等现象在各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致使很多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城市雕塑被拆毁、被破坏，或改造的面目全非，为当前和以后的保护与修复留下很多的遗憾。

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聂士成是清末武卫前军统领，在天津市抗击八国联军时于今八里台一带殉国，为纪念这位爱国将领，天津市政府于2000年在原址兴建《聂士成纪念碑》。

但是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维护不佳，基座损毁、灯光缺失，甚至成为便溺场所，引起前来瞻仰的公众极大反感，在舆论关注下才得到解决，恢复了原有面貌。

从公共性的视角总结民众对雕塑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更让人叹息。

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民众主要考虑的是生活和经济发展，对各类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较为淡漠，但依然有一些有识之士从国家地位、文化遗产，以及学术价值等各个角度呼吁对以建筑为代表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如历史建筑的摸底调查和修缮、参与文物法规和城市规划的制定等。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民众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层面的场景。

一方面是专家参与论证，学术界形成研究团队和中心，以及政府规划和改造工程的公示，为民众的反馈提供通道；另一方面民众自发地组成志愿者团队主动进行调查和参与改造。

但是，更多的民众参与者的意见并不具有约束力，在许多情况下，参与公众并未真正成为决策者，也缺乏制度化保障；加之政府官员追求业绩，规划师、建筑师、文化遗产保护者等职业人士也随之妥协，在政治力量裹挟下的保护规划和措施羸弱无力，结果使得公众和政府不具有连续互动的关系，社会的权力阶层、职业人士及管理机构代替普通居民决定居住环境。

近年来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沈阳火车站《苏联阵亡将士纪念碑》（俗称《坦克碑》）的去留，这座有60年历史的纪念碑是中苏两国并肩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见证。

当地建设、铁道等部门认为《坦克碑》影响交通枢纽升级，应予拆除。

但文化部门则认为搬迁异地会造成纪念碑承载的宝贵历史信息的缺失。

当地市民也广泛表达了应当在原地保留纪念碑的强烈意愿，但依然不能改变纪念碑被迁移的结果。

虽然在原址放置了一块卧碑，但公众依然不知道纪念碑被迁移何处。

这是典型的公共性的迷失。

城市雕塑文化遗产保护就是在强势和弱势不对称的状况下进行的，缺乏相互博弈的平台和氛围。

从公共性的角度看，对雕塑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提高到与建筑等其他文化遗产同等的重要位置，并通过政策的制定为公众提供多种渠道参与的可能，促进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提高和参与活动的主动性，将民众这种自下而上的保护方式和政府自上而下的保护结合起来，使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实现为具体的保
护参与，提高保护利用的效果，并且要给予法制和制度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