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情结一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娜拉情结一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作者：刘春光闫妍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6期
刘春光1．闫妍2
(1.赤峰学院文学院：2．赤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内蒙古赤峰024000)
摘要：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传播后，娜拉形象深入人心。

各界人士无论男女开始
关注女性的命运，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对女性精神及肉体的残害，提倡妇女解放就成为五四时
期反叛传统的一种表现。

本文旨在对五四时期女性启蒙状况的了解中来探讨当时女性意识初步
觉醒。

关键词：娜拉情结；女性意识；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K2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 2012)06-0013-03
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洋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随之进入。

这
种异质东西的传人必然与经几千年积淀于中国人头脑中的集体无意识发生碰撞，父权制的统治
不是牢不可摧，封建礼教也不是中国人始终如一的信奉准则，到了五四时期就是对传统发起挑战，对价值重估的逆子贰臣的时代。

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觉醒的一群人，像尼采
一样开始对传统对权威提出质疑，他们站在文化语境间审视着本民族文化中一些愚腐的东西特
别是对人的思想和自由束缚的东西，女性问题自然就浮出水面。

“夫女性而成为问题，女性之不幸也。

”“夫谓女子：二年来受儒教之毒，压抑束缚，蔽
聪塞明，无学问，无能力。

”中国的女性是受压迫、受束缚最深重的一个群体，首先，父权统
治将女性降低为附属于男性的第二性，《系辞》曰：“天尊地牢，乾坤定矣。

卑高以陈，贵贱
位矣。

”又曰：“乾道男，坤道成女”。

女性所受的教育，也只是《女儿经》、《女戒》、
《女训》、《女论语》等。

用父权话语系统的“三从四德”来约束女性，让其安于第二性的地位，正如《白虎通·三纲六纪》曰：“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

”父权社会对女性
的第一要求是没有独立思想的顺从的家庭天使；其次，西方倡导“人生而平等”，女性也是人，是跟男性一样的人，然而中国女性却被剥夺了做人的各种权力。

经济上没有任何保障，衣食住
行的一切不是依靠父亲就是丈夫。

权力的剥夺及思想上的顺从使她们安于深闺之中；第三，贞
操问题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又一束缚，“忠臣不事君，烈女不更二夫”，“饿死事极小，失节
事极大”，完全是男子专制的一套忍心害理的贞操论。

提倡女子贤德，守贞守节，人都有七情
六欲，女子也一样，可父权话语系统偏偏把那些对美好爱情追求的女性看成是淫妇，如潘金莲
这一人物形象，而男子则妻妾成群，始乱终弃；第四，对女性身体的摧残，中国女性最独特的
特征是“三寸金莲”，男子专制的父权社会剥夺了女性思想自由及各种权力不说，还进一步对
其身体进行限制，“缠足”使得每个女性的双脚小巧玲珑，表面上是符合了男性的审美标准，
实际上是限制她们的自由，让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进，深琐在闺女房之中，不是读《女戒》之
类的书就是做女红。

“欧洲自卢梭，福禄特尔，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诸鸿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

美洲男
女同校，自小学至大学，学科一律；女子的成绩，反优于男子。

立法，司法、行政，女子皆得
为之。

纽约一府，女子为官吏者数千人，而发明家尤以妇女居多数；美洲人至有“男子末路”
之叹，此次大战争，妇女起而同男子服务于国家社会得者，尤卓著于世界，其运动参政权风潮
之激烈，更非吾国议员所敢几其毫末；报章所载，昭布耳目，非空言也。

”西方女性之张表扬
与中国女性之压抑，使得时人关注女性之解放，要唤醒女性，让其参与社会与男子同样平等。

一、启蒙与觉醒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源于18世纪，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就已体现了女性的觉醒，并注重对女性独立意识的培养，认识到教育权利的重要性。

19世纪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哈里雅特？泰勒的著作《论婚姻和离婚的早期论文》、《妇女的选举权》、《妇女
的屈从地位》等，已经将焦点扩大为对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的重视，而且她们将妇女联合起来
召开妇女权利大会，为女性争求教育、婚姻、财产、政治等权力而奔走呼号。

正是在这些人的
不断努力下使西方女性问题成为一种不能让人轻视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真正将这一问题体现在
文学文本中并引起撼然大波的是挪威的易卜生，而且也正是易卜生，中国社会的女性问题引起
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界的重视。

1890年6月，恩格斯在给爱伦斯基的信中说道：“挪威的文
学比较其他的民族，的确造出了更多的精神上的宝贝，而且使别国文学也露出挪威影响的痕迹……无论易卜生的戏剧有什么缺点，这些戏剧之中所反应的世界——虽然是中等阶级的小世界——可是……所反应的世界中的人物还有他自己的性格，还能够有发动的力量，能够独立行动。

”确实如此，易卜生笔下追求个性独立的娜拉形象不仅在精神上更在行为上影响了中国女性，使得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掀开女性解放的浪潮。

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6号为易卜生专号，刊登了《挪拉》全剧和《国民公敌》节译，另有胡适专论《易卜生主义》，袁振英《易卜生传》。

袁振英在文章中指出“此剧仍描写社会
之工作伪，及各份心，攻击家庭制度，写妇女之地位，如爱鸟之在金笼，其表明家庭之罪恶，
发展女子之责任，其光荣权利，不在训夫教子，乃在乎己身之独立及自由。

”“当娜拉之宣布
独立，脱离此玩偶之家庭，‘开女界广大之生机’，为革命之天使，为社会之警钟。

”《娜拉》一剧的上演，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映，社会各界纷纷呼吁女权之平等，大学开女禁，在婚
姻家庭、伦理道德、女子职业等方面要求解放女性，给予女性自由。

在1919年，发生了赵女士自刎事件及李超事件，特别是李超事件，其死于五四运动高潮中，等于是妇女问题的一个曝光点，暴露了“父死子继”的父权统治对妇女的残酷性，涉及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有
女不算后”等封建意识问题，引起了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广泛重视。

1919年11月29日，北京教
育界为李超开了追悼会，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作了演说，胡适写了《李超传》，在这前后的重
要文章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李大钊的《妇女解放与Demoracy》、《战后妇人问题》，鲁迅的《我的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
走后怎样》，胡适的《祝贺女青年会女》，李达的《妇女解放论》，叶绍钧的《女子人格问题》等等。

之前中国女性启蒙先驱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刊登了许多关于女性解放的文章。

就是
在这样一个中西文化交溶碰撞，在新与旧，破与立的斗争中中国第一代现代女作家群诞生了。

女子之于创作就是用其自身特有的思想及言语来体现女性之价值，以往如李清照等如作家的作
品都是依附男性思想的离愁别怨，而这批女作家则完全不同，她们具有娜拉式的觉悟思想和反
叛精神，有独立的个性和行动的勇气，从此“她们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
要作人。

”
二、行动与局限
五四这些觉醒的女儿大多集中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庐隐、冯沅君、石评梅、陆晶清、苏雪林）和燕京大学（冰心、凌叔华）。

年纪稍长的陈衡哲和袁昌英，留学回国后在北京高校
任教。

这些女作家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大部分都出过国，留过学。

她们是中国女性群体中最先
醒来的一部分，就像鲁迅所说的呐喊几声就叫醒了几位铁屋子中沉睡的人，但醒来后她们要做
什么，怎么做？以往的传统与规范必须打破，但新的路子该怎么走，怎样才能获得自由，怎样
才能彰显女性自身的价值？在五四的反对旧传统、旧文化、旧科学，旧道德的口号中，以“娜拉”为楷模，“娜拉”在这一代女作家心中已成为一种情绪时时影响着她们的思想和行动，
“她的离家出走构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行为方式，而她的名言‘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则成为她们精神觉醒的宣言。

”那么旧有的父权意识形态，父权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不免要受
到猛烈的冲击，“父与子的斗争在全中国各处的古老家庭里爆发，一些反抗的青年女子从‘大
家庭’里跑出来，抛弃了深闺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发源的大都市内找求她们理想的生活来了。

”
她们行动的第一步是汲取知识的营养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对父权社会所规定的“女子
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她们斥之以鼻。

女性对知识的渴求，从夏姓采摘智慧之树的果实
开始就有了预兆。

一旦她们认识到知识对启迪心智的重大好处，就不顾一切地跳进知识的海洋，封建的家庭不可能阻止她们的行动，如冯沅君、庐隐、石评梅等这些作家，以宁可不结婚，宁
可将嫁妆作为学费，宁可与家庭断绝关系的决心和意志去实现对知识的渴求。

第二步是反对包
办婚姻，大胆追求美好爱情。

冯沅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多亏那时有了个冯沅君，‘五四’女儿们在时代潮流鼓舞下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争取爱情自由的斗争才得到正面的表现，‘五四’女儿们作为同封建传统正面交锋的叛逆者形象才得以进入文学。

”冯沅君不但以自己的行动，
而且在自己的作品如《劫灰》、《春痕》等小说中以一种敢做敢为的勇气谱写一曲叛逆之女的
赞歌。

觉醒的女作家们有很强的叛逆精神也做出了许多行动，但其自身却又带有许多局限，五千
年的父权社会意识形态在女性心中积淀太深，仅仅靠一点知识的启蒙并不能够照亮前方的路。

因此在这些女作家身上有反抗压迫的冲动，但结局却是徘徊犹疑；有反传统的情爱但较少真爱
本身，有婚姻但没有真实的婚姻生活。

其反封建的自主性要求与依傍传统的归属意识造成了一
代求索者的人格分裂和矛盾心理。

她们反抗的领域很狭窄，一般都是在个人的小圈子里，来反
抗旧的枷锁对自身情感的束缚。

由于没有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没有像西方那样地组织妇女运动，她们反抗的结果往往四处碰壁，遍体鳞伤，最终不是回到父亲的家或丈夫的家，否则就因
此早逝。

如冯沅君小说《旅行》中男女主人公的人双殉情，卢隐的露莎们的哲学病及性爱苦闷，石评梅因虚幻的爱情而早逝。

三、出路与困惑
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出走了，中国的“娜拉”也随之出走寻找自我，但“中国娜拉面前有两
道门：父亲的家门与丈夫（对于新女性来说，是自己选择的丈夫）的家门”。

迈出家门的每一
步都是那么艰难，那么深重，李超刚迈出第一道家门倒下了。

石评梅则倒在了第二道家门外。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极有见地提出“娜拉”的现实出路问题，深刻地指出了她们“梦
醒了无路可走”的现实困境，最后不是堕落就是回家。

因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
桌子，改装一个水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能够搬动，能改装。

”这种找寻不
到出路的困惑在五四女作家的笔下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

庐隐的小说《何处是归程》准确地表
达了她的找不到出路，无所归宿的茫然心绪。

对于“归程”每提出一种“是什么”的答案，必
定紧随着“不是什么的否定：结婚是归程，结婚不是归程；独身主义是归程，独身主义不是归程；出国是归程，出国不是归程，热心于社会活动是归程，热心于社会活动不是归程……”其
他作品是这样充满了困惑和悖论。

既找不到出路又很傍徨苦闷，不但女作家如此就是在男作家
的心里也是同样的迷惘，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涓生，虽走出父亲的家门但对爱情与婚姻、家庭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不知所措最后只好以悲剧结局。

这是五四这个特殊时代给予时人的复
杂心理。

谈到出路问题，即指女性社会问题又指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问题，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女
性社会问题必定会在女性主义文学中折射出来，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又是女性社会问题的扬声筒。

女性问题解决的根本就是女性必须有经济权利，有生活上的保障，五四时期的女性之所以
很迷惘，就是因为反抗行为的背后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其次还必须拥有政治、教育、文化等
各方面的权利。

这就涉及到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问题，女性从第二性上升为与男性平等的性别
群体就必须有参与社会的权利并得到男性的尊重，女性自身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女性自我意识
才能得到张扬。

女性自我意识高扬的同时就会以女性主义文学为载体，逐步建立女性话语系统，以女性独特的书写方式来彰显女性。

四、小结
这批崛起的现代女作家们可以说是中国的“娜拉”，她们身上都有娜拉叛逆的影子，但又
比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有更多地历史承担，封建礼教，父权、夫权都束缚着她们，满怀憧憬她们
勇敢走出家门但门外的世界太大了，她们形单影只不知如何前进，她们失去了一切依赖，失意、彷徨、苦闷的矛盾心理又时时伴随有着她们。

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新的观念？这是一个漫
长的摸索过程，有了五四时期女作家的初步觉醒才会有三、四十年代冰心、丁玲、张爱玲等女
性觉醒的深入，以及后来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理论的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