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媾和期间苏联外交政策对国际主义的背离

苏德媾和期间苏联外交政策对国际主义的背离
作者：陆俊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9期
陆俊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二战前夕，苏联面对当时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外交政策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其对外政策逐渐偏离国际主义的原则，并进行了一系列的保卫其国土安全的扩张。

国际主义已经成
为苏联的一张“牌”，最初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原则已经面目全非。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复
杂的国际形势对苏联的外部压力，斯大林的外交理念及其应对态度，以及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
的固有悖论等。

关键词：国际主义；苏联;外交政策；军事扩张；退化的原因
中图分类号：D85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2）09-0023-03
学界对于苏联在苏德媾和期间的外交多有论述，传统上几乎异口同声地对苏联外交进行褒扬，对以其民族利益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表示充分理解。

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逐渐
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既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原有资本主义规
则的一次尝试，那么显然不能用传统原则来衡量其是非功过。

本文旨在分析苏德媾和期间苏联
外交政策的转变，作出重新评价，窥见其外交中国际主义因素消亡的过程和原因。

一、苏联对外政策中国际主义色彩的退化
1933年，德国纳粹党上台，苏联外交政策随之发生了剧烈变化。

希特勒公开反苏反共，表
现出破坏传统世界体系的决心。

针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威胁，苏联倡导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建
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调整了对资产阶级和社会党人的政策，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

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相继在大国的保证声中覆灭，但是这并没有点醒英法领导人。

它们在同苏联的谈
判中表现得非常消极，双方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治谈判进展缓慢。

“1939年5月，李维诺夫被免职，这对西方而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李维诺夫一直被认为
是苏联推行集体安全政策的象征。

”[1]李维诺夫的下台不仅仅是斯大林想要调整对外政策的信号，而且也是苏联内部新一轮清洗的前兆。

李维诺夫及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清洗，使得苏联推行
集体安全的努力实际上已经失败了。

德国声称：“对莫斯科外交而言，犹太人的外交人民委员是恢复德苏友谊的唯一障碍。

”
李维诺夫的下台正是对德国示好的一个信号。

1939年8月，英法才慢吞吞地派出军事代表团乘
船参加三国军事谈判，实际目的在于拖延战争，以外交手段干扰苏德正在进行的谈判。

“相对于进展迟缓的英法谈判，苏联驻德大使阿斯塔霍夫同德国的接触则极其顺利。

德国
急于得到苏联保证以便发动战争。

通过频繁试探后，里宾特洛甫急匆匆地于1939年8月23日
来到莫斯科，几乎是不顾一切地同斯大林展开会谈。

”[2]希特勒急令他实现对苏妥协。

斯大林趁机敲了一笔竹杠，提出要德国承认苏联在芬兰等地的利益，并且划定了在波兰的势力分界线。

里宾特洛甫几乎全盘接受。

当天夜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正式签订。

德国通过给予英法不
愿给予苏联的利益获得了发动战争的有利条件。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

条约的签订是“极端现实主义的选择”（丘吉尔语），然而也是一个巨大的道义损失，“斯大林一直在痛骂法西斯野兽，而现在他自己居然也入伙干起这种行当来了……现在这种道义资本丧失殆尽了”[3]。

在条约签订前几个月，斯大林还在会议上说：“法西斯头子在奔向战争以前，决定用某种手段炮制舆论……但是战争始终是战争，侵略者的同盟始终是军事同盟，而侵略者始终是侵略者。

”[4]他对法西斯的伪善与野心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然而却在几个月后进行了一个大转身。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斯大林想要祸水西引的计划，他期待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掀起新一轮的革命高潮，进而挥动着社会主义大旗夺取欧洲。

不仅国际社会对苏联产生了怀疑，苏联内部也对此颇为不解。

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回忆道：“我感到由于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我们从一种人变成了另一种人……仿佛随着他这个决定，我们渐渐变成了在某个方面同过去不一样的人。

”[5]准确地说也就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感消失了，人民心中这种道义感和神圣感消失了，大家惊奇地发现原来苏联也在谋求一国利益。

与希特勒的媾和不仅延缓了苏联卷入大战的直接危险，而且还为谋求直接的战略利益创造了条件。

“毫无疑问，莫斯科得到的好处是巨大的。

恰恰是希特勒启发了斯大林，使他萌生了侵占波兰东部和攫取波罗的海沿岸的念头。

”[6]
二、苏德媾和期间苏联的军事扩张
苏联在此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扩张，与其说是为了拯救人民和保卫和平，倒不如说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收复故土或预防侵略的未雨绸缪。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不得不提到在德国入侵波兰期间苏联提供的援助。

苏联对入侵波兰的德国空军提供导航，并且公开对德国入侵表示谅解。

苏联甚至还声明，在波兰国家业已不存在的情况下，苏军于1939年9月17日开进波兰是由于“不能无视在波兰的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同胞”。

红军在与德军接触后还进行了一些协同作战。

苏联还答应帮助德国维修潜艇，并为德国舰队袭击英国提供援助。

随后苏联操纵波兰东部选举，使得波兰东部很快实现苏维埃化，“自愿”加入了苏联。

“同一时期苏联强迫波罗的海国家签订军事互助条约，派兵进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指导’该国内政外交。

”[7]面对三国的抗议，苏联几乎是采取了赤裸裸的压迫手段。

斯大林对来访的拉脱维亚外长说：“我给你们直说吧，有划分势力范围这回事……要不是我们的话，德国人可能已经占领你们了。

”[8]
这一时期苏联所作出的最受到国际社会声讨的行为莫过于发动苏芬战争。

1939年10月，莫洛托夫要求得到汉科半岛及芬兰靠近列宁格勒的维堡等地区，并表示会将一部分苏联领土作为补偿交付芬兰。

他所要求的芬兰地区多是芬兰人口密集和工业发达的中心地区，而苏联的补偿则是北极圈附近荒无人烟的苔藓地带，苏联的要求显然是极其无理的大国霸权主义。

在进行谈判的同时，莫斯科动员军队随时准备入侵。

斯大林认为三周就能占领芬兰，甚至觉得战争都不会发生，芬兰会很快屈服，因为“只要对他们大声说话就够啦”[9]。

然而芬兰却没有步捷克斯洛伐克的后尘，斯大林最后决定动用武力。

苏芬战争虽然以苏联的胜利告终，并且初步实现了保证列宁格勒和摩尔曼斯克铁路安全的战略企图，但苏联的损失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国际社会的道义层面更是将自身置于几乎同德国一样的狼狈处境。

苏联的所作所为导致了国际上一片谴责，美国著名记者夏伊勒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工人阶级最伟大的斗士，反抗法西斯侵略了不起的宣教士，一丝不苟地遵守条约的最正义的旁观者，现在却违背了至少半打庄严的条约，扑向了欧洲最规矩、最勤劳并实行民主制度的小国。

过去十年苏联在国际关系上赖以生存的道德基础像纸牌搭建的房屋一样坍塌了……克里姆林宫
已经背叛了革命。

”[10]这种态度在西方具有普遍性，谴责、声讨苏联的声音不绝于耳，国际
主义在西方的影响进一步减弱了。

抗战初期受到苏联援助的中国对此也感到尴尬，中国知识分子此前曾经广泛赞誉苏联，现
在也逐步扭转了态度。

胡适后来在致友人的信中说：“一九三九年之后波兰被瓜分，芬兰被侵略，这些事件曾使我对苏俄开始怀疑。

”[11]苏联虽然谋得了眼前的领土利益，但从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大局来看显然得不偿失。

苏联失去的不仅是外交的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难以令人再相信，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性和共产主义的优越性遭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

三、国际主义在苏联退化的原因
作为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渐渐背离其标榜的基本原则，而
在军事、外交上一步步走向国际主义的背离面呢？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
首先，现实残酷的国际形势给苏联外交产生了巨大压力。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方兴
未艾，而与此同时，在非法西斯国家却是和平主义思潮盛行，东西方领导人都不希望第一个卷
入新的世界冲突，且都在奢望能够适时投入战争以坐收渔利。

英法与苏联的互不信任使得建设
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归于失败。

在希特勒抛出了示好的诱饵之后，斯大林认为必须改变对外政策。

其次，这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态度和个人理论水平有相关。

斯大林的个性较为粗暴，但
却具有非凡的毅力，他对于设定的目标常常能按部就班地计划与实施。

他对荣誉与权力有着由
衷的贪恋，善于对事物进行抽象化、简单化和概念化的分析。

最为关键的是斯大林爱好个人专
权而非集体执政，早在20年代，斯大林就声称，“不要忘记，我们住在俄罗斯，一个沙皇的国家。

俄国人民喜欢国家为首的是某一个人，当然这个人应该执行集体的意志。

”[12]十月革命
后建立的高度集权化政治制度也为斯大林的专制提供了条件。

斯大林本人已经成为党和民众的
同义词，不同意见基本上被压制。

列宁后来给斯大林的回信中忧心忡忡地说，“这里提出一个
重要的原则问题：怎样理解国际主义？我想，我们的同志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个重要的原则问题。

”[13]
最后，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是一个很难调解的长久悖论。

践行国际主义必然会以牺牲一部
分国家利益为代价。

当两者尚未冲突之时，自然不会有太大问题；一旦出现冲突，则难以抉择。

多数国家最终都会选择国家利益，这是一个毫不犹豫的选择。

这是由于国家组织和集体的矛盾
所导致的，国家组织本质上是维护本民族利益，很难做到从世界的观点来处理问题。

只要国家
组织不被破坏，国际主义等一系列共产主义原则就难以实施。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

第二，要求
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14]显然
他认识到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但由于列宁的过早离世而使这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加之斯大林
的专制作风更是将其他列宁追随者对该认识的实践努力扼杀殆尽。

二战前夕，面对当时客观严峻的国际局势，苏联政府继承了帝俄时代的外交路线，做出了
符合本国利益的选择。

不断地进行军事扩张，通过瓜分波兰、控制波罗的海三国、侵略芬兰等
弱小国家，建立起保卫苏联安全利益的东方战线，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苏联
所承担的国际主义原则和义务逐渐退化。

“然而社会主义国家想要显示自己不同于每个毛孔中
都留着肮脏的血液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性，就必须承担道义负担，证明自己的革命不仅是为
了苏联自身，同样也是为了世界”[15],这才是分享革命最好的办法，否则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证明自身价值的依据。

马克思主张在发达国家而非欠发达国家进行革命，也正是考虑了像俄国
这种欠发达国家承担不起沉重的道义成本，也不存在相应的阶级和思想基础，早产的革命并不
能创造实现变革的一切基础。

苏联背离国际主义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很大
程度上丑化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埋下了最终葬送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祸根。

参考文献：
〔1〕陈晖.1933~1941年的苏德关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9-180.
〔2〕〔3〕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1979.725.735..
〔4〕斯大林文集（1934-195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41.
〔5〕康·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59.
〔6〕托洛茨基回忆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52.
〔7〕〔8〕陈晖.1933~1941年的苏德关系[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3，295.
〔9〕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365.
〔10〕〔11〕夏伊勒.柏林日记[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196，230.
〔12〕沃尔科戈诺夫.凯旋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画像[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23.
〔13〕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530.
〔14〕列宁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7.
〔15〕布罗代尔.文明史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18.
（责任编辑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