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孚《郑堂札记》诗歌考评研究

周中孚《郑堂札记》诗歌考评研究
王燕燕;秦跃宇
【摘要】Zhou Zhongfu ,an expert in the history of bibliography,however ver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his work Zheng Tang Notes .This work contains plenty of poetic criticism and textual re-search with four traits as following,focusing on implicit expression,innovating based on traditional composing skills,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in poetry style,and evaluating poetry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Taking a thorough study on Zheng Tang Notes can help u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Zhou Zhongfu’s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bibliography,classic canons,history,as well as other academ-ic fields.%周中孚作为谙经通史的目录学专家，其为学界关注甚少的著述《郑堂札记》却包含有大量诗歌评点和考辨条目。

研究其中条目的诗歌鉴赏角度和考评特色，总结起来大致有四个方面，分别是注重含蓄蕴籍的诗意表达，讲究作诗于传承中创新，热衷考评诗歌风格之变化轨迹和由史及诗进行深层解读。

通过《郑堂札记》中的诗歌考评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展示周中孚于目录及经史学问之外的学术成就。

【期刊名称】《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38)009
【总页数】7页(P50-56)
【关键词】周中孚;《郑堂札记》;诗歌考评
【作者】王燕燕;秦跃宇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文学院，山东烟台 264025;鲁东大学文学院，山东烟台26402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22.7=49
周中孚(1768—1831),字信之,因推崇郑玄之学而号(或说别字)“郑堂”,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今吴兴县)人,一生潜心经史,致力于目录考证之学,凭借被誉为“《四库全书
总目》续编”[1](P60)的《郑堂读书记》而蜚声学林。

周氏博闻强识而著述颇丰,然一生飘零无缘仕途,其完整著述除《郑堂读书记》与《郑堂札记》之外皆散佚不存。

其中《郑堂札记》的留存刊刻情况,据赵之谦跋语记载,第二次鸦片战乱后周中孚外
孙戴望搜求其遗书仅得《札记》五卷。

同治十一年(1872),戴望离世之前将《郑堂
札记》手稿交付会稽赵之谦,此后直至光绪八年(1882)才得校勘付梓,收录在《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

今存五卷《郑堂札记》考辨内容所涉上自先秦下迄明清,分别是卷一34条,卷二33条,卷三39条,卷四44条,卷五58条,共计208条。

其中,考辨对象多是经史问题,其余条目则是讨论集部文学类诗词创作,以及偶涉子部的学术探讨。

就学术价值而言,《郑堂札记》考辨内容广涉四部,所论古籍校勘精审,抄录前人笔记议论缜密,多有自我发明见解精辟之新意。

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于《郑堂札记》关注甚少。

通过对《郑堂读书记》的研究,学界一般公认周中孚是一位谙经通史的目录学专家,
可是翻阅《郑堂札记》,随处可见大量诗歌评点和考辨条目,都证明了周中孚于诗歌
考评方面的着意用力。

本文是在点校整理《郑堂札记》的基础之上展开研究,对考
评诗歌的相关内容进行条缕分析,以期把握其中的诗歌鉴赏角度和考评特色。

周中孚于《郑堂札记》中称赞《辋川集》和《终南残雪》诸诗,皆因其有“得意忘
言之妙”,并且最宜启迪初学。

究其原因,则是王维、裴迪、孟浩然等诗人隶属山水
田园一派,描山摹水,文字清新,读来朗朗合韵,唇齿含香。

易学易记易悟之诗,必然会受到初涉猎者欢迎。

正如卷一第5条所说:
或问王、孟诗如何?予曰:“王诗秀,孟诗清。

杜少陵《解闷》诗于右丞则曰‘最传秀句寰区满’,于襄阳则曰‘清诗句句尽堪传’。

诗史品题,千古定论。

”
除此之外,该派诗歌风格隽永,余蕴悠长,看似简约,实不简单,其中之佳作往往能暗合王士禛所标榜的“神韵”之美。

王士禛论诗以神韵为宗旨,周中孚论诗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以王氏所提倡的“神韵天然”作为价值尺度来衡量诗歌。

所谓神韵,实可概括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这意味着写景抒情,都力求含蓄。

描写景物,景清而意远,情味含蕴在景物中。

抒发情思,有言外之意,情思含蕴在境界里,总之是含蓄不露。

周中孚自己作诗颇为讲究含蓄风韵,如《东刘丈海宁》一诗:
刘子杼山隐,飘然鸾凤俦。

闭关惟颂酒,乘月独登楼。

忽忆隅园好,驾言沧海游。

何时一簑笠?鼓棹白苹洲。

①清·王昶《湖海诗传》卷二十四。

又如《月夜泛舟》之歌:
良宵如此月,载酒木兰桡。

渔火依遥渚,星光落晚湖。

半帆清影碎,一带宿烟消。

经过蒲塘路,良朋抗手招。

②清·王昶《湖海诗传》卷二十四。

景清意远,藏而不显的是诗意,隐而幽晦的是诗情,可谓佳作。

与此同时,周中孚品评诗歌亦常以此为据,对含蓄蕴藉之处予以夸赞,对情味不符之处进行指摘。

如卷五第10条曰:
王阮亭悼亡诗,大抵以富贵中人说贫苦况味,求其运典极藴藉者,无过弟十六章云:“楼角参差几曲栏,绕栏亲种碧琅玕。

月明昨夜风惊竹,翠袖何人倚暮寒。

”较他作神韵双绝。

赵执信《谈龙录》讲到:“喜者不可为泣涕,悲者不可为欢笑,富贵者不可语寒陋,贫贱者不可语侈大”,[2](P7)此与周中孚“富贵人说贫苦味”终是不对味的观点暗自契合。

周中孚认为王士禛多数悼亡诗是富贵之人为赋新诗强说苦,情感不够真挚,运典不够
含蓄,诗作缼乏深度,故而予以批评。

其不惧王氏名望,秉笔直书之气魄,显见史家正气。

《清诗别裁集》“王士禛”条中,沈德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对此却较周氏宽容
了许多:
赵秋谷宫赞著《谈龙录》以诋諆之,恐未足以服渔洋心也。

或谓渔洋獭祭之工太多,
性灵反为书卷所掩,故尔雅有余,而莽苍之气遒折之力往往不及古人,老杜之悲壮沉郁,每在乱头粗服中也。

应之曰,是则然矣。

然独不曰欢娱难工,愁苦易好,安能使处太平之盛者,强作无病呻吟乎?[3](P60)
近代陈衍亦与周中孚之说相呼应,认为:“语云欢娱难工,愁苦易好。

而悼亡诗工者甚妙。

王阮亭、尤西堂不过尔尔。

”[4](P117)
除去贬低之言,周中孚认为此组悼亡诗中第十六章最佳,乃是“运典极藴藉”之故。

是诗后有金荣注“王叡《竹》诗:‘色包葱碧尽琅玕’”,和惠栋注“少陵《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观此二注可知,金、惠二家通过找到王士禛诗句出处,揭示了王氏善于借用、化用前人诗句的运典习惯。

正因为王士禛擅长转化前人诗句,以实现与经典的互文,才使得其诗歌语言既拥有了
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又具备了新的生命力。

正如周氏评价李商隐《拟意》廿四韵,指称其“原出元相《会真诗》,而更加藴藉,不堕恶道”。

《拟意》,按照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解释,即为代言之作。

李氏以元稹《会真诗》为范本进
行改造,剔除了淫言媒语,将情爱之真挚与文学之典雅相结合,另僻妙径,流芳百世,蕴
藉之功,实不可没。

可见,周中孚强调蕴藉,或于景中藏情,或于典中匿意,言而总之,只有化直为曲,情味相
合之作方可称为上品。

卷五第9条,周中孚谈到:
仁和翟晴江(灏)以考证名家,诗学竹垞,苦无妙悟。

余独爱其《横塘》一绝曰“猪坊
鸭舍短长桥,暂出江乡路不遥。

记得往年曾借问,白荷花外小停桡”,可算《才调集》中高作。

又有《集唐句书<高唐赋>后》一首,回环有味,亦录于此:“为云为雨楚襄王,为雨为云楚国亡。

云雨今归何处去,不堪回首望高唐。

”集中又有三言、八言、
九言、十言诸作,邪师外道,方家所弗尚也。

翟灏为清代藏书家、学者,性嗜藏书,自经史外,凡诸子百家、山经地志、稗史说部、佛乘道诰等书,广加收罗。

他勤于撰述,至老不倦,其著作多为考据经典,但亦有《无不宜斋稿》等诗歌著作。

《无不宜斋稿》前序(见《无不宜斋稿》乾隆十七年自刻本)详细介绍了翟灏的诗歌创作情况,盛赞其:“长于诗,他人蹙缩不能道一字。

晴江謦欬,抒千言一题或数十首险韵,或咸叠三四至于十,于体自三言及八九十言,无格不备。

能于奇窘艰仄处翱且翔焉。

极掉臂游行之乐,少年结东皇吟社时,才气已若此。

”并与周中孚指明其诗作学习朱
彝尊之言相应和:
吾浙国初衍,云间派尚傍王、李门户,秀水朱太史竹垞氏出,尚根柢考据,擅词藻而骋辔衔士,夫咸宗之俭,腹咨嗟之吟,摈弃不取,风云月露之句,薄而不为。

浙诗为之大变。

晴江尝再入都,得与当世秉文帜钜公通。

①清·吴颖芳《无不宜斋稿》序。

从吴树虚所作之序可知,周中孚认为翟灏作诗标榜朱彝尊,向朱氏看齐,确有依据。

但周中孚明言翟氏苦无妙悟,“集中又有三言、八言、九言、十言诸作,邪师外道,方家所弗尚也”。

只对其《横塘》和《集唐句书<高唐赋>后》两首诗评价颇高,细品之下,发现其一为蕴情于景之作,其二乃运典自如之作,皆有含蓄蕴藉之优,故而受到周中孚如潮好评。

周中孚强调诗歌要在含蓄中品出诗意,太过直接会影响诗情的呈现,也会破坏诗歌的
美感。

如其在卷一第10条说:
《元祐党籍碑》司马温公、文潞公为冠,盖以二公并时为宰相也。

渔洋《过潞公墓》“姓名留冠党人碑”句,本极自然,归愚选国朝诗,录及王作,易“冠”为“重”,句便
不响,当以原本为是。

惠栋评此诗:“公名次司马后,然议论特佳。

”[5](P559)惠栋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该诗逻辑上的瑕疵,但并不予以指摘,只因其更看重诗意的表达,此与周中孚之观点如出一辙。

周中孚喜“冠”而否“重”,只因作者将浓烈的服膺之情巧妙藏于“冠”字当中。

恰如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一个“冠”字,使得苏东坡之旷达豁然之态跃然纸上。

当年苏轼流落海南的名句,千百年之后依
旧振奋人心,“冠”之应用,可谓深契周氏之心。

故而周中孚认为“冠”字极自然,沈氏易为“重”字,句便不响,当以原本为是。

周氏之说甚正,沈氏改字损害诗情,后人多有不满。

如清管世铭《韫山堂文集》卷八云:
王阮亭《文潞公》诗:“天遣不同韩富没,姓名留冠党人碑。

”沈宗伯确士以潞公名
列司马光之次,易“冠”为“重”。

崔华不雕“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极为渔洋激赏,所谓神韵天然、不可凑泊也。

沈病其合掌,易“丹枫”为“白苹”,遂使昔贤名句索索无生气矣。

[6](P519)
又如清代张丙煐《晚翠轩笔记》(见《晚翠轩笔记》咸丰三年刻本)所评:
渔洋文潞公诗“姓名留冠党人碑”,归愚又以第一乃温公,非潞公,改“冠”为“重”。

此何异茂秦改“澄江静如练”为“秋江”?渔洋论诗所以有“笑煞谭诗谢茂秦”之句。

东坡“鳖厮踢”,其谓此等欤!
由此可知,周中孚考评古诗无一字无来历。

由之可见,后人以空疏揣拟,动成笑柄,真所谓不知而妄作矣。

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曾谈到:
诗贵性情,亦须论法。

乱杂而无章,非诗也。

然所谓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应、承接转换,自神明变化于其中。

若泥定此处应如何,彼处应如何,不听意运法,转以意从法则死法矣。

[7](P188)
王士禛因反对明前、后七子一味模仿盛唐的流弊,提出神韵自然之说,而单纯追求神韵,也难免使诗歌流于空疏,沈德潜看到了此种弊端,故而又用格调来补救。

他强调作诗需要模仿,却无须诗必盛唐;他不否认神韵的价值,也不主张只书写单一风格。

沈氏欲通观历代之诗词歌赋,探索各种风格的流变,在传承中进行创新。

周中孚深感其言,认为只有如此才不会扼杀诗歌生命和束缚诗歌发展脚步。

所以,其于清代诗歌四说并立的形势下,虽在《郑堂札记》中格外推崇王士禛“神韵说”,却也注意对沈德潜“格调说”理论兼容并包。

如卷一第11条所谈:
赵秋谷《声调谱》,学诗之规矩也。

舍此学诗,是偭规裂矩,巧何从生?或以为熟读古人名作,亦可与声调吻合,其言诚是,然何如此谱之易从有功也?冯侍御(浩)曰:“秋谷《声调谱》之作,固学诗者不
可废,而古今诗家亦非谱之所能囿也。

”此真持平之论,实获我心。

显而易见,周中孚认为作诗是有法可依的,即沈德潜诗歌理论所谓“诗贵性情,亦须论法”。

他认为作诗要依固定之诗法,在大量学习和模仿的基础上,掌握必要的方法技巧。

同时,在循序渐进学习中又要能有所突破,敢于革新求变,也即化有法为无法,变有形为无形。

周中孚的诗歌理论认识是乾嘉诗学的一种共识,这相类于史学家赵翼《瓯北诗话》总结创新是文学发展的关键,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细究起来,通观周中孚诸多诗歌考评条目,可总结其所提倡的诗法如下。

第一,诗句内容上要相互应和,逻辑上自然合理。

《郑堂札记》卷五第12条:
东坡“小溪深处是何山”句,为答者之词可,为问者了悟之词亦可,若作问行路之词,以“何山”解为何处之山,则与下“山人读书夜达旦”句不属矣。

按《太平寰宇记》钩考,可知“何口山在乌程县南十里,昔曰‘何山’,亦曰‘金盖山’。

《吴兴掌故》:‘金盖山,郡志伪以为何山。

何山与道场山联接,为北一支,金盖是南一支’”。

[8](P328)此可与周中孚之推测相印证。

第二,不忽视一句诗当中字词的协调与对应。

《郑堂札记》卷三第26条:
玉溪生诗失题云:“雏虎如凭怒,漦龙性漫驯”,冯侍御《笺注》(三)谓“如”字与“性”字不对,可疑,或“性”字与“信”字之讹。

中孚案,下句本延年《五君咏》“龙性谁能驯”句,似未可以“性”字为误,或者“如”字有讹耳。

第三,文辞要典雅而合时。

《郑堂札记》卷一第12条:
游山诗有时地之异,宜随时随地设色布景,否者皆陈言也。

郭熙记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

”此时之异也。

另外,还要注重地理环境的细微差别。

《郑堂札记》卷一第12条:
巩氏《耳目志》云:“海山微茫而隐见,江山严厉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赬而堆阜。

”此地之异也。

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集·山川训》,十分关注山水画的季节特征所给予人的情绪感染,故提出“四如”之说;而宋代巩丰的《耳目志》则详细区分了地理环境之差异。

二人虽是无心插柳,却具体说明了山水诗作所应遵循的范式,其作用正如周中孚所云:“两书所言,虽非为作诗者说法,然求其细意熨贴,亦不外此数语。

”
第四,周中孚崇尚和鼓励创新,强调于因袭中进行大胆的突破,反对只讲求诗法而无变化。

在卷四第13条中,周氏曾云:
王阮亭《画眉关南渡野羊水》云“恶竹纵横甚,还须斫万竿”,本杜陵“恶竹应须斫万竿”句;朱竹垞《返照》结云“山家多畏虎,应各掩柴扉”,本东坡“畏虎关门早”句,皆以一句分作二句也。

将短句稀化成长句,古往今来,皆是诗人运用自如的诗词生新方法,而宋人尤甚。

如寇准《春日登楼怀归》颔联“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显然由韦应物《滁州西涧》“野渡无人舟自横”稀化而得。

王安石《渔家傲》“平岸小桥千嶂抱,柔蓝一水萦花草”,极其工整漂亮,历来受方家推崇,竟是得自于江上人家壁间一句“一江春水碧揉蓝”。

此二例皆与周中孚所说的“一句分作二句”遥相呼应。

其他种种,不一一赘举。

众所周知,诗歌发展到锦锈盛唐已至巅峰,无论内容或是体裁,唐人都没给后继者留下太多可创造和发挥的空间。

于是宋人只能通过模仿与变式来实现对前代精华的继承,并在传承中谋求发展。

此种十分无奈的变通之举,竟帮助宋人于唐诗之外亦寻到了
自己的出路。

虽然运用稀化方法作出的诗词质量不能等量齐观,但此种主动探索求
变的勇气和智慧已着实令周中孚钦佩不已,赞叹不已。

又如卷二第11条,周氏矛头直指登临怀古诗中的陈词滥调,对其表达了极度的反感
和不屑,再一次强调了对创新的渴望:
作登临怀古诗,习用斜日、斜阳、斜照、斜曛、残日、残阳、残照、残曛、夕阳、
夕照、夕曛、夕景、西日、落日、落照、晚照等字,重复可厌,真词苑一大病。

岂登
山临水之时,咏怀古迹,皆当在傍晚时邪?此事之必不然也,修辞者宜慎出之。

“重复可厌,真词苑一大病”,只此十字,已充分显露出周中孚对诗歌创作一味拟古,无甚新意的批判。

而这也正与沈德潜“格调说”相呼应,既讲诗法,讲起伏照应、承接
转换,但又讲神明变化;既反对无法,又不要被法所拘束。

由此言之,袁枚提倡“性灵说”认为诗中要有真性情、真感情,只有通过有生气的语言才可呈现出来,其实暗通周氏
讲究诗语生新反对陈腐,主张不作套语,不填公式。

如此看来,周中孚虽不曾言明,但大概也于潜意识中受到“性灵说”的熏染,只是并未自知而已。

一般认为,“乾嘉主流
意识形态对明代的排斥让学人们对文学复古思潮持批判的态度,他们以更具思辨的
眼光来看待文学的发展,更加客观地描述文学发展史的各个坐标,努力构建正确的当
代诗学”[9]。

那么,周中孚讲究作诗于传承中创新,实际乃是与沈德潜、袁枚等理论家们在共同的清代诗歌发展道路上前进。

周中孚作为清代考据和史学大家,很注重从全局上把握诗歌发展脉落,关注诗歌体裁、题材的源流考证,此为其朴学思维使然,同时也是受到沈德潜“格调说”等诗歌理论
的影响结果。

如卷四第27条:
朱竹垞《荇溪诗集序》自叙诗之变迁,有云:“一变而为骚诵,再变而为关塞之音,三变而吴伧相杂,四变而为应制之体,五变而成放歌,六变而作渔师、田父之语。

”余谓诸家序文皆不及分晰如此,学者须领略此旨以读《竹垞全集》,当有历历不爽者。

朱彝尊在《荇溪诗集序》所讲的诗歌之变迁,反映了诗歌创作从内容到风格之翻新变化,而此种变革既与朱氏之诗歌发展轨迹相照应,也符合古往今来的诗歌整体风格转换特点。

同时,此六个变化不只是体格声调之变,更关键的是情韵心声之变(参见王利民点校朱彝尊《曝书亭集》前言)。

我们可以为周氏“学者须领略此旨”说法扩而充之,不仅仅限于朱氏之诗,按此规律读解古今诗歌,恐怕都会产生历历不爽之感。

朱庭珍《筱园诗话》曾评价朱彝尊诗:
书卷淹博,规格浑成,才力雄富,工候湛深,造诣实过阮亭。

惟时有疏于法处。

其精华多在未仕以前,通籍后近体每流入平易,歌行多长短句,意欲尽捐绳墨,自创一家。

[10](P2705)
朱庭珍之语呼应了朱彝尊作诗的两大显著特点:其一是博采众长,在厘清诗歌发展轨迹的基础上追求新变;其二是自铸伟词,自成一家。

这方面,也正是周中孚盛赞朱氏之诗的关键所在。

除了从宏观上观照诗歌体裁变化,周中孚还乐于从微观出发,考辨诗歌体裁之始。

如他在卷二第17条中对七言诗的考证:
《世说·排调》篇:“王子猷诣谢公,谢曰:‘云何七言诗?’子猷承问,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

’”其实古今人七言,从无此种句法,子猷所举,不过一时口给,不可为典要。

顾宁人谓《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得之矣。

这两句诗原文见于《楚辞·卜居》:“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王子猷所说“七言诗”,是把每句诗原文前后两字都去掉。

周中孚所言顾宁人之论,见《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一《七言之始》。

需要注意的是,《日知录》所指的七言,
都是不包括中间含有“兮”字之句,所以为特指,而非泛指。

由此观之,顾亭林论及七言诗与楚辞的关系,虽然得到了周中孚“得之矣”的肯定,但仍需要钩考查证。

又如卷二第16条所云:
《世说·言语》篇:“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

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

’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

’公大笑乐。

”王文简甄录其句入《古诗选》,以为咏雪联句。

案,联句诗前人皆谓起于《柏梁》,但诗本出《三秦记》,观《日知录》(廿一)所考,的是后人拟作,然则当以“咏雪”一章为联句之始矣。

周中孚鉴于顾炎武的研究成果,对联句诗之伊始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反映了他敢提创见的勇气。

周氏也会就诗歌题材之始进行有意识的探求。

如卷四第41条所云: 《玉溪生诗笺注》三于《房中曲》云:“《汉书·礼乐志》高祖有《房中词》,武帝时有《房中歌》,皆本周《房中乐》,此则借取以言悼亡也。

悼亡诗以此为始。

”中孚案,以此为始,谓借“房中”名目为悼亡诗,实始于此耳。

正是由于周氏对诗歌风格、体裁、题材等方面十分关注,这帮助他在考评诗歌时,极易辨别诗之真伪。

如卷三第29条,周中孚从郭璞所撰《临安志》“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唐。

海门山起横为案,五百年生异姓王”的风格分析出发,指出“‘天目山前’四句,宛然七绝,晋人何得有此风格?其为后人伪造无疑”。

通过查勘古诗之风格源流以辨别诗之真伪,己不言而论已立,可谓大智。

周中孚据此警告后人“有识者无为所惑也”,实乃推心之论。

周中孚解读诗歌字词的含义能够回归具体历史语境,一扫迂腐之气,还原了诗歌的本来面目,拓展了诗评的空间。

如卷四第43条:
《瓮牖闲评》五载:“古诗云:‘日暮倚修竹,佳人殊未来。

’所谓佳人,乃贤人也。

今画工竟作一妇人,彼纵不知诗,宁无一人以晓之邪?”愚谓画工盖本少陵《佳人》
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所谓佳人,乃妇人也,非不知古诗而误作者。

袁氏谬
相讥评,亦当令画工失笑。

考江淹《休上人怨别》“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以情人相期不遇的惆怅,喻遭贬远离亲友的哀婉,是别情,也是政治失意的悲哀。

所以笔者同意周氏之观点,佳人未必不可有寄托但如果所谓寄托总是那个“君臣际会”“美人香草”的论调,那倒会将
本有深意的作品误读浅薄。

又如卷三第8条:
金王寂《拙轩集》(四)《咏美人调·大江东去》有云:“少陵词客多情,当年曾烂赏,湖州风月。

自恨寻春来已暮,子满芳枝空结。

”案,所用事实,俱牧之事,此云“少陵”,
殊误,易以“樊川”,仍不碍于声律也。

再如卷四第40条:
《汉书·李夫人传》载李延年歌:“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旧注解作“倾覆”之“倾”,《瓮牖闲评》(二)极论其非,余更为申之曰:“注家泥于《大雅》‘哲妇倾城’之句,故有此误。

延年所云即《登徒子好色赋》‘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意。

若《项羽本纪》汉王称侯公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此又为‘倾动’之‘倾’,与歌意亦相合也。

”
此二者也都是以史考诗的成功范例。

乾嘉时代,训诂考据乃显学,考经订史被视为治学之正途,周中孚自然也不曾免俗。

经史考据的学术积淀开拓了学者们的学术视野,通过整理研究古籍不仅能够把握古今
学术发展的脉络,也有助于宏观认识历朝历代文学更替得失之处。

具体而言,长期翻
经批史、著述丹黄所锻炼而成的严谨求实态度,对周中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帮助周
氏运用史学积淀,更好地融证史与析诗为一体,加深了诗歌解读的历史厚度和深度,这种诗歌考评尝试无疑是成功的。

“乾嘉朴学形成的同时,正是清代诗学发生蜕变的时期。

乾嘉诗歌随着乾嘉朴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