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神木》中的意象及其作用

论《神木》中的意象及其作用
刘宏平;李保森
【摘要】The novel Shenmu has woven a ridiculous but compelling story by two kinds of identities (miners and cheater),one replacement (name and a false name),two places(the train station and the coal mine),which gradually shows the greed and evil of human nature.Moreover,in the novel,images like names,railway stations,villages,mines and others can not only move the plot forward and undertake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narrative,but also have independent symbolic meaning as an narrative element that help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novel.%小说《神木》通过两种身份(矿工/骗子)、一次置换(姓名)、两个场所(火车站、煤矿),编织了一个荒诞不经而又令人信服的故事,在这一过程中,展示了人性的贪婪与罪恶.在这篇小说中,姓名、火车站、村庄、煤窑等意象,既是组织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又是理解小说丰富内涵的叙事要素,具有独立的象征含义和作用.
【期刊名称】《湘南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38)001
【总页数】5页(P48-52)
【关键词】《神木》;意象;作用
【作者】刘宏平;李保森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7;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刘庆邦是当代文坛上特别专注于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且多取材于煤矿。

作家衷情于通过文学表现某特定场域的生活，未必来自于经验的窄化，也未必会造成写作的平面化、重复性和单薄。

相反，如果写作者能够通过不断地挖掘这一场域，洞悉其中的复杂和丰富，并能够在文学上深刻地予以表现，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写作姿态。

这种写作姿态既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的不断探索，也表现在对于精神、灵魂和人性的持久关注。

小说《神木》[1]取材于刘庆邦所熟悉的煤矿生活，主要写矿工在煤窑里以暴力打
死工友，却谎称伤亡是由矿难造成的，然后以工友亲属的身份讹诈私人矿主、吞下赔偿款。

无疑，这是一个借用非法的、不道德的手段谋取利益的故事。

就如史修永先生所说：“《神木》等煤矿小说所虚构的矿工的世界是一种阴毒的人性所构建起来的阴暗世界。

”[2]在这里，刘庆邦既看到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碰撞，即维
持不同形态社会正常运行的规则和秩序之间的碰撞，也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利益的追逐如何驱使人不计手段和代价，同时也看到了美好人性的觉醒和救赎。

因此说，刘庆邦“看”到了人的复杂性，也就赋予了这篇小说的深刻性。

如果从故事发生场所来分析小说的叙事结构的话，可以归结为“火车站—煤矿—
村庄—火车站—煤矿”。

在这一图式中，存在一个重复的叙事行为，而春节时的
回到村庄，既是连接两个行为的重要桥梁，又是二者发生扭转的重要推手。

也就是说，在同一目的驱使下，两个重复的行为没有得到相同的结果。

正是不同的结果，使得小说具有了层次感和丰富性。

如果从叙事要素来看的话，神木(煤窑)、姓名、火车站、村庄显然是四个既有独立意义又相互关联的意象，既给小说中的人物提供了活动场所，又支撑了小说文本的整体框架。

这四个可感的意象，具有丰富的象征指向，增强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感，同时也内蕴着作者的或亮或暗的情感光芒。

“意象”理论在中国起源很早，《周易·系辞》即已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

《周易》之“象”是卦象，表现为阳爻和阴爻两种组合符号。

诗学借用并引申之，但“立象以尽意”的原则未变，即借用某一具体可感的物象，折射出不可言传或妙不可言的深层次意味，具有虚化、朦胧性、模糊性和多义性等特征。

文学中的“象”已不是卦象，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物象”。

“意象”是创作者一瞬间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来自于写作者的感性经验和灵感勃发，又凝聚着写作者的理性认知和表达意图。

因而文学创作中借可感的“物像”来表达作者的情感，是十分常见的。

在这篇小说中，姓名、火车站、村庄、矿场等意象，既是组织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又是理解小说丰富内涵的叙事要素，具有独立的象征含义和作用。

“神木”是人们第一次发现煤炭时的指称，表现了人们与之初次相遇时的惊喜和恐慌，“黑家伙烘烘地着起来了，浑身通红，冒出的火头蓝荧荧的，真是神了。

大家突然明白了，这是大树老得变成神了，变成神木了”[1]99。

这种惊喜来自于它的
燃烧所带来的光明和温暖。

同时，煤炭也是一种重要的能源资源，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能量。

但在这篇小说中，“神木”所具有的光辉和能量被消解掉了，而展现出如其本色——黑暗一般的罪恶。

因此，“神木”这一意象在这里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制造语境场，围绕它出现了矿工、煤矿、矿主、矿难等一系列情节要素；另一个则是制造语境差，即光明与黑暗、能量与工具，在这截然相反的意义中构成了反讽。

“神木”是贯穿全篇的线索，串联起整个故事的发生场所和情境。

挖煤本来是一种职业，是底层民众希望通过劳动获取劳动报酬的一种方式。

这种职业有风险和意外，但更多是来自于不可控制的因素，当然也有来自于人为的不遵守操作程序和安全规章；而在这篇小说中，挖煤的风险却是主动的、人为的、可预期的。

在此，“挖煤”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成了掩饰罪恶的面纱。

两个骗子以挖煤为诱饵，钓到“点子”，掩饰并虚构身份，在煤窑做工时打死“点子”，“宋金明装着无意之中把点子头上戴的安全帽和矿灯碰落了。

他这是在给唐朝阳创造条件，以便唐朝阳之间把镐头击打在点子脑袋上，一家伙把点子结果掉”[1]35,接着谎报矿难，“为了使事情做得更逼真，他们又往顶板上轰了一炮，轰下许多石头来，让石头埋在唐朝霞身上。

这样一制造，不管让谁看，都得承认唐朝霞是死于冒顶事故。

”[1]37
以此获取非法利益。

在这一过程中，与“神木”紧密相连的煤窑，成为了罪恶发生的场所，成全了也见证了人性的残忍与罪恶。

煤窑里的黑咕隆咚、沉闷压抑，太适合制造死亡了，“把矿灯一息，窑底下漆黑一团，比最黑暗的夜都黑，在这里出手杀个人，谁都看不见”[1]24，黑色与黑色互相渗透，彰显了人心之黑、人性之恶,如文艺评论家雷达所述“煤矿的一半，是别一种特殊的生存，进入地层深处的人们，被置入幽暗、险恶的环境，那里有死亡和本能需求的匮乏的阴影，更有地下火一般的顽强和灼热”[3]，这是矿工在井下真实的写照。

“刘庆邦先生的民间是分成这两个部分的，一部分是由阴毒人性所构筑起来的一个阴暗世界，另一部分则以美好想象建立起来的田园世界。

”[4]无疑，《神木》属
于前者。

在我们的认知里，不会将“神木”与罪恶联系在一起。

作者正是利用这
惯性思维，制造出一个语境差：圣洁、光明、温暖的“神木”与卑劣、黑暗、阴冷的人性。

窑主开煤窑赚钱和矿工挖煤出力本无可厚非，但令人发指的是人性在利益的驱使下所暴露出的深度阴暗，“白面黑心的两腿动物”以害人为筹码，换取赔偿。

“神木”虽黑，但通过燃烧，发出光和热，造福人类，供给我们生活所需，而那些
“长着白面藏黑心的两腿动物”却残害工友，阴毒的人性更让感到寒冷，两者形成反差，产生鲜明的对比。

两个骗子却把“神木”当作牟取利益的工具，是罪恶的源泉。

作者借着这种思维反差，让“神木”照耀出人心的阴冷和麻木，让“煤窑”目睹人性的黑暗与残暴，产生了鲜明的讽刺效果。

人的命名，也就是拥有姓名，如同对事物的命名所具有的约定俗成的特性，经历着从偶然到必然、从临时到持久的过程。

命名，具有自我确认与区别他人的文化功能和意义。

但是在现实中，姓名是一个充满多重意味、具有多种特性的能指。

从文化层面而言，寄托着对某个人的希望与期待；从社会管理层面而言，则是社会个体的符号代码，指代某一具体身躯。

这种能指是复杂的，指向面貌、身高、体重等躯体器官的总称。

更重要的是，这种能指既不具有唯一性，即同一个姓名可以为不同的人所使用，同一个人可以使用不同的姓名；又不具有永久性，即个体可以根据某种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实际需要临时改变自己的姓名。

这种特性使社会个体借助“姓名”的多彩外衣，自由出入于法律的管辖，随心所欲，造成了社会管理的混乱。

《神木》中罪恶的发生，即是利用了姓名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对等。

事件的谋划、“点子”的寻找、事件的发生、利益的获取等一系列过程的接连展开，姓名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起到了“保护伞”“隐身衣”和“蒙汗药”的功能。

小说中的被叫做唐朝阳和宋金明的两个骗子都有其原名，但都改名换姓地生活在家乡之外，而且互相配合默契、共同害人谋财的两个人都不知道彼此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彼此的具体住址，“干他们这一行的，互相都存有戒心，干什么都不可全交底”[1]58。

置换姓名，给了他们一种被保护的错觉。

在寻找“点子”的过程中，高额的收入是必要的诱饵，而与“谁”搭讪则是“看人下菜”，“一般来说，那些单个儿的打工者比较好蒙，在二对一的情况下，用不了多大一会儿功夫，被利诱的打工者就如同脖子里套上绳索一样，不用他们牵，就乖乖跟他们走了”[1]5。

唐朝阳和宋金明寻找的“点子”具有独行、落魄、憨厚等
特质，这样的人方便他们的利诱与使用。

元清平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他们如法炮制，果然再一次证明了方法的有效性。

唐朝阳和宋金明在演戏过程中，赢得了“点子”的信任及其感恩戴德。

在元清平看来，能够接纳他是一种莫大的幸运，而不知道这是一场精心编织的悲剧，悲剧的终点是死亡。

正如刘庆邦先生自己提及的“人光看重血不看重眼泪是不对的，血你随便用刀子捅哪都可以流出来，但眼泪不到悲伤的时候就是流不出来”。

[4]矿工矿难的血给我们悲愤，这种悲愤来源于对黑心两腿
动物的憎恨；也来源于对黑心煤窑主的憎恨。

可是矿工在黑暗的井下，在黑心矿主的压榨下，苦苦的挣扎将许多的痛苦都吞下，从没有在眼泪上有过半点的发泄。

恰是这没有流出眼泪是对矿工不幸的哀悼，更是矿工们挣扎着生存的见证。

在见到的血和未流出的泪中，都是在控诉那阴毒的人性。

元清平被这两个骗子改名为唐朝霞，与唐朝阳一字之差，其目的是利用姓名上的相似性，给人造成一种血缘上的相关性的错觉，而唐朝阳把唐朝霞叫做“哥”。

这种血缘相关性体现在名字上的现象，是我国常见的文化惯性。

反过来，这种文化惯性让人看到两个相似的名字，轻易地认为二者具有某种血缘关系。

唐朝阳和宋金明正是利用了这种文化心理。

完成身份、关系上的虚构后，他们要自己信服这一虚构，同时要努力让他们信服，尤其是矿上的人。

因此，在矿上，唐朝阳处处照顾唐朝霞，“哥”长“哥”短，显得感情深厚，这当然带有很大程度的表演成分。

刻意的表演和夸张，自然有着非常的目的。

如同瓜熟蒂落般，时机一到，“点子”就要被陷害，而且是死不瞑目。

唐朝阳和宋金明利用这条并不相干的人命，向矿主索取赔款，既“黑”他人生命，又“黑”他人钱财。

虚构的姓名以及由此组成的临时血缘关系，是骗子得以成功获取非法利益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唐朝阳和宋金明运用这种招数，屡试不爽。

在第二次此类行为中，唐朝阳和宋金明又分别换名为张敦厚和王明君，而“点子”元凤鸣更名为王风，和王明君构成了虚假的叔侄关系。

两个骗子在名字上的费心费力，正是借用了名字所具有
的临时性、暗示性和相关性，使得表演天衣无缝，阴谋屡屡得逞，人性渐渐泯灭。

火车，是工业化的产物，带有鲜明的现代化特征。

由火车派生的火车站及广场，是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参与构成了现代交通体系，也参与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火车站广场，是一个流动的场所。

在这一个场所中，人与人是彼此的过客，属于临时性、暂时性的交往。

这一特征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即流动的、陌生的。

在这里，人们遵照时间等待火车的来临或到达，通过火车前往目的地。

因此说，火车站既意味着交通工具，它把人们带到想要到达的地方，也意味着某种机会，它给要谋出路的人带来希望和期待。

火车站广场，就提供了一个等待的场所，在等待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难免会产生交往的需要和必要，而有时候这种需要和必要是人为刻意制造的。

《神木》中“点子”的寻找，就是放在了火车站这一人来人往、流动如水的场所。

这种场所的选定自然带有功利性的考量，“两人漫不经心地呷着白酒。

嘴里有味无味地咀嚼着四条腿动物的杂碎，四只眼睛透过三面开口的敞篷，不住地向人群中睃寻”[1]4。

人群集中的地方，便于他们寻找“点子”；而火车站广场带有的临时性相遇、暂时性相交，使得欺骗存在成功的可能。

元清平在火车站广场的停滞状态，暴露了自己的性格特征和迷茫心理，他也因此而被选中为“点子”。

而宋金明的略施小计，如试探性的询问、高工资的诱惑、表面上的婉拒、欲擒故纵的把戏等，就如网一样黏住了元清平，使其不愿放弃打工的机会，同时又对唐、宋两人持有感激之情。

“点子见事情有了转机，慌乱不知所措，想答应当哥又不敢应承”[1]16。

当元清平不知就里的改为唐朝霞时，他仍然没有醒悟到火车站广场的偶遇与帮衬，是一个精心编织的骗局。

他以为自己遇到了好人，却正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而他之所以会轻易上当，显然是缺乏足够的心理防卫技术，同时尚未明晰现代社会的特性和运行规则，因而才会天真地、自愿地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
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5]13，也就是说传统中
国是“熟人社会”，表现为静止状态，大家生活在某一固定的区域，彼此熟悉、互相帮助，结成了某种契约关系，彼此之间按照延续下来的惯性进行交往，往往能够相安无事。

而到了现代，就成了“陌生社会”，呈现为流动状态，不再固定于某一特定区域，人口流动频繁，临时性、一次性的交往增多，彼此不熟悉、不认识，在交往过程中需要规则、制度、法律等具有普遍效力的规范来进行约束，才能保持交往的正常开展和持续进行。

如果规则、法律、制度等缺失的话，现代社会的交往会产生许多问题，比如信任危机、道德沦丧、功利主义等。

宋金明和唐朝阳、张敦厚和王明君们正是利用了这一制度性陷阱来实现自己的阴谋，而他们身上所展现的人性黑圈正是现代社会制度性缺失的疾病表征。

因此说，火车站广场在这篇小说里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地点，而且隐喻了现代社会的交往机制和特征。

在“火车站—煤矿—村庄—火车站—煤矿”这一图式中，村庄是一个重要的联结点。

从图式中可以看到，小说里存在着一个重复的叙事行为，两者的作案方法、手段完全一样，而结果却相异。

这是小说独特的处理方式，也是小说最显意味深长之处。

由此来看，“村庄”的出现不是毫无意味的，其作为独立意象的重要性和内涵、作为情节推进的重要动力，就体现在前后重复两个行为所导致的不同结果上。

“村庄”如何参与故事的讲述？如何影响了宋金明——也就是赵上河——后来的心理
和行为？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分析，是打开故事内核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小说中的火车站广场是现代社会形态的代表，那么小说中出现的村庄，毋宁说就是传统社会形态的代表。

前文也提到过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别，即维持二者正常运转的机制与规则相异，甚至相互对立。

两种不同形态或不同模式的社会，相应地影响了人们的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等。

“乡土社会从熟悉中得到信
任”[5]14-15，同时也受到道德监督和自我约束。

在《神木》里，最明显的表现
就是，赵上河在城市、在外乡可以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更换自己的姓名，而在村庄内部却无法做到这样。

这是因为：一是无法律的约束，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二是脱离了日常的、知根知底的生活环境。

过客式的相交、临时性的交往，既无知根知底的必要，也无从打探根底的时间和机会。

因此，赵上河之徒的回到村庄，不仅仅是遵从过年回家的习俗，更是回到熟悉的生活环境，回到了真实的自我。

“回到村里，他才恢复使用了真名。

他姓赵，真名叫赵上河。

在村头，有人跟他打招呼：‘上河回来了？’他答着‘回来了，回来过年’，赶紧给人家掏烟。

每碰见一位乡亲，他都要给人家掏烟。

不知为什么，他心情有些紧张，脸色发白，头上出了一层汗。

” [1]58这种“紧张”毋宁说是来自于进入原本熟悉的日常伦理环境中的不适应。

村里人对于“赵上河”的喊叫，其实就是对于属于村庄内部的个体的身份确认。

村庄其实是一个封闭的场域，它有自己的内部运行逻辑和规则。

在这里，欺骗、伪装、糊弄等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在村庄之外的换名、换身份的赵上河，在这里都必须回到自身的原本面目，接受熟识人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监督。

“村庄”作为一个独立意象的象征意义，就在于显示了这一场域内部运作的的逻辑和规则，并规范了赵上河的行为方式，更改了他的恶性心理。

比如，他对自己孩子的爱护、对自己老婆的心疼、对嫂子的安慰和经济帮助等；比如，春节过后“他是半夜里摸黑走的”[1]69、自己想要痛改前非“要是唐朝阳实在想做的话，他们顶
多再做一个就算了”[1]70。

在这篇小说中，“村庄”更大、更持久的作用和影响
在于赵上河的醒悟。

春节后，原来的唐朝阳和宋金明又换名为张敦厚和王明君，又来到火车站，又寻找“点子”，又到了另一个煤矿，又开始实施阴谋。

只是这一次，不知是春节回家后的醒悟，是得知两个“点子”是父子关系时受到触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最终在赵上河的坚持下，这次阴谋未能得逞，两个骗子结束了生命，“点子”获得了自由。

故事的结尾，意味深长，而“村庄”至少起着发酵的作用，发酵的是良知和爱。

无论是“目睹这一特殊生产方式”[1]67后受到的不良教育和道德刺激，还是“上面派下来这钱那钱他都得卖粮食”[1]70所遭受的窘迫与恼恨，赵上河和宋金明的行为都难以让人同情。

通过对生命的残害，获取金钱，是对生命本身的亵渎，而《神木》照亮的就是人性。

《神木》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叙事节奏适中，叙事容量饱满，虽有不少闲笔，比如农民工的色情趣味和插科打诨、底层民众的艰辛生活等，但也不失为一种点缀、一种装饰，在保证叙事畅通的前提下，更多地展示了社会面。

但笔者在这篇小说中更为看重的是，作者巧妙的构思方式。

以神木(煤窑)、人名、火车站、村庄等为意象，独具丰富的象征含义，并相互联结，共同撑起了整个小说的框架，赋予了小说充分的内涵。

【相关文献】
[1]刘庆邦.神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史修永.刘庆邦的煤矿小说及其批评范式的发展[J].齐鲁学刊,2015(5)：153.
[3]雷达.季风与地火——刘庆邦小说面面观[J].文学评论，1992(6)：18.
[4]陈思和.在柔美和酷烈之外——刘庆邦短片小说艺术谈[J].上海文学.2003(12)：19.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