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诗学发展历史

在中国大陆，最早将比较诗学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正式提出的，大概是钱钟书。

1981年，张隆溪在《读书》第10期上发表了《钱钟书谈比较文学和“文学比较”》一文，介绍钱钟书对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若干意见。

文中写道：“钱钟书先生认为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

如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这一。

”其后1983年，张隆溪又撰写了题为《应该开展比较诗学的研究》的短文，就开展比较诗学研究的意义、方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该文发表于1994年《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中国比较诗学研究趋于自觉的一个标志。

〔2〕不过，如果不拘泥于名目，比较诗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历史在中国几乎和比较文学一样悠久。

最早从事中西诗学比较的，或许当推清末的王国维，这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中均有所表现。

陈寅恪曾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将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概括为三条，其中第三条就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

王国维受康德、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美学思想影响较深，并有意识地以之与中国传统诗学、美学相比较，这是王国维诗学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虽然这种比较离现代意义上的比较诗学尚有距离，但应该说确有比较诗学的因子。

早期的古代文论研究者也注意到中西比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写作《中国诗学大纲》（1924）的杨鸿烈自称他“最崇信
摩尔顿（Richard Green Mouldon）在《文学的近代研究》所说的：普遍的研究—不分国界、种族，归纳的研究，进化的研究”，而寄希望于将来。

这就很有些比较诗学的意味。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山之作、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在讨论文学义界时先引述法国文论家维尼和英国文论家阿诺德等人有关文学的看法，然后写道：“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知彼所言感情、想象、思想、兴趣者，注重内涵。

此之所谓采藻、声律者，注重法式。

实则文贵情深而采丽，故感情、采藻二者，两方皆所并重。

特中国鲜纯粹记事之诗歌，故不言及想象；远西非单节语，不能准声遣字，使其修短适宜，故声律非所专尚。

此东西文学义界之所以殊科也。

”〔3〕尽管此处对中西文学观念的比较失之简单，但作者的比较意识却是可贵的，其思路也不无可取。

到了30年代以后，中西诗学的比较意识更趋强烈，所见也较先前更为深刻。

在1934年出版的方孝岳所著之《中国文学批评》中，作者明确指出：“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而且自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

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

”这里不但指出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与外界的交往导致国际间相互影响的扩大，因此中西思想之互照遂成为学术研究的必然，而且强调了比较的双向性。

这就较陈钟凡所说之“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进了一大步。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方孝岳
在该书中还提出了“比较文学批评学”的概念。

他说：“‘五四’运动（民国八年）里的文学革命运动，当然也是起于思想上的借照。

譬如因西人的文言一致，而提倡国语文学，因西人的阶级思想，而提倡平民社会文学，这种错综至赜的眼光，已经不是循着一个国家的思想线索所能讨论。

‘比较文学批评学’，正是我们此后工作上应该转身的方向。

”〔4〕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早在30年代，中国人就提出了西方学者在30年后才想到的比较诗学概念，不过我们也不必太谦，因为方孝岳所言，的确道出了比较诗学的部分意义，虽然他这样说更多的是立足于中国的文学现实。

还应该提到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在该书《绪言·解释的方法》一节中，作者特别提出“辨似”，认为凡是有价值的学说，都同时具有某种共同性和独特性。

“不幸研究学艺者，往往狃同忽异：大抵‘五四’以前则谓后世的学说同于上古，‘五四’以后则谓中国的学说同于欧美。

实则后世的学说如真是全同于上古，则后世的学说应当取消；中国的学说如真是全同于欧美，则中国的学说应当废弃。

所以我们不应当糅合异同。

应当辨别异同”。

不但对中国历代文论家的观点要辨别异同，对中西文论观点也要辨别异同。

因为“学术没有国界，所以不惟可取本国的学说互相析辨，还可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

不过与别国的学说互相析辨，不惟不当妄事糅合，而且不当以别国的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的学说为阶下囚。

糅合势必流于附会，只足以混乱学术，不足以清理学术。

以别国学说为裁判官，以中国学说为阶下囚，简直是使死去的祖先，作人家的奴隶，影响所及，岂只是
文化的自卑而已”〔5〕。

罗根泽这些话写于30年代，但在今天看来，仍觉切中时弊，表现出一种清醒的自主意识。

从比较诗学思想或理论的发展看，如果说陈钟凡注意到引入西方诗学之于古代文论研究的必要，方孝岳突出了中西比较应该取互照互省的态度，那么罗根泽所论，则是将这种比较的重心由求同转向求异，由以西方标准为取舍转向注重中国文论自身的特征。

这恰与70年代以来港台及海外学者的观点相吻合。

真正代表了三四十年代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实绩的，是钱钟书、朱光潜、梁宗岱和宗白华等人的著述。

即使在今天看来，钱钟书作于40年代的《谈艺录》也堪称比较诗学的典范之作。

作者基于这样一个信念：“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所以《谈艺录》的写作，便“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6〕。

所谈虽为中国古代之诗文创作，却能广采西方文艺家相关的理论和作品实例与中国文论互为印证，从中寻绎出共同或共通的文心。

譬如书中谈“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一节，由唐人李贺诗“笔补造化天无功”说起，引出艺术创作中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两派的差异，认为“二说若反而实相成，貌异而心则同”，“盖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师心写实，而犁然有当于心；师心造境，而秩然勿倍于理”。

其所征引，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中世纪的普罗提诺、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莎士比亚，直至近代的培根、龚古尔兄弟和波德莱尔等人的意见。

又如“说圆”一节，更是广征博引，多方比较，除中外前哲谈论诗文有关材料之外，兼及哲学、宗教典籍。

作者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呈才显学或一般地考辨，
而是为了说明“贵圆”乃是中外古往今来文艺创作共同的规律之一。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总之，超越国别的界限、学科的界限来探讨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是钱钟书《谈艺录》最突出的特征，正是这一点奠定了该书在中国比较诗学史上的地位。

朱光潜的《诗论》是一部探讨中西共同诗原理的专著，但侧重点更在中国诗学。

据作者在先期完成的《文艺心理学》中所说，《诗论》是应用文艺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去讨论诗的问题，同时，对于中国诗作一种学理的研究”。

〔7〕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诗话虽有片言中肯，简练亲切的优点，但零乱琐碎，不成系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故而有必要借助西方诗学的方法，予以谨严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

不过，《诗论》一书并非只是以西绳中，而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得出最后的结论。

作者的态度很明确：“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

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8〕。

《诗论》无疑贯彻了这一意图，在给中国诗及其理论以科学的阐释的同时，作者也充分注意到其自身的特征与价值。

该书第七章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即为一例。

朱光潜在肯定莱辛学说对艺术理论的贡献之后，指出相对于中国的诗与画来说，莱辛的见解未必十分正确。

以画而论，中国画所讲究的“气韵生动”和表现画家的心境，便与莱辛以画为模写自然的观点相抵触；以诗而
论，中国诗偏重景物描写的传统和列举物象的写法，也与莱辛所见不侔。

〔9〕所谓通过比较以见长短优劣，由此可见一斑。

梁宗岱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和《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著述，同样具有这种跨国界、跨学科比较的特点。

他们以其对艺术的敏锐感受，对中国和西方诗歌、绘画、音乐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尽管他们不曾以从事比较诗学自诩，但恰如梁宗岱所说：吸收、融汇东西文化，开创新局面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所以我们的工作，一方面自然要望着远远的天边，一方面只好从最近最卑一步步地走”〔10〕。

正是有了他们奠定的基础，我们今天的比较诗学研究才能拾级而上，发扬光大。

从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文化上的封闭，国内比较诗学的研究基本上趋于停滞，除了钱钟书的《通感》、《读〈拉奥孔〉》和李泽厚的《意境杂谈》等有数的几篇论文之外，比较诗学论著几近空白。

倒是海外学者受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影响，得风气之先和条件之便，将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韦勒克、雷马克等美国学者将“美学的沉思”引入比较文学，提出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倡导破除欧洲文化中心论等，无疑从外部促进了中西比较诗学的复兴。

而中国传统诗学固有的特征与价值在日益扩大的文化交往中也迫切需要重新认识。

在此情势之下，国外的汉学家和一批华裔学者率先开始了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并从学理上探讨了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和研究手段。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推美
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华裔学者刘若愚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华裔学者叶维廉的研究。

1973年，刘若愚出版了他用英文写作的《中国文学理论》，就作者基本的写作意图而言，这本是一部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理论的著作，但出版之后却在海内外比较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比较诗学的角度看，《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进一步强调了开展比较诗学研究的必要性，特别是突出了研究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文学理论之于建立一般文学理论的必要性。

作者在该书《导论》中写道：“我相信，在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批评传统的比较研究，例如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比较，在理论的层次上会比在实际的层次上，导出更丰硕的成果。

……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作家和批评家之文学思想的比较，可能展示出哪种批评概念是世界性的，哪种概念是限于某几种文化传统的，而哪种概念是某一特殊传统所独有的。

如此进而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因为批评概念时常是基于实际的文学作品），哪些特征是所有文学共通具有的，哪些特征是限于以某些语言所写及某些文化所产生的，而哪些特征是某一特殊文学所独有的。

如此，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可以导致对所有文学的更佳了解。

”第二，从文学本论的角度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与西方相关理论比较，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现代阐释，另一方面则是“为中西批评观的综合，铺出比迄今存在的更为适切的道路，以便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健全的基础”〔11〕。

虽然该书的某些具体论点还可商榷，但恰如中译者杜国清所说：作者在英美多年，深感西洋学者在谈论文学时，动不动就以
西方希腊罗马以来的文学传统为马首是瞻，而忽略了东方另一个不同但毫不劣于西方的文学传统。

“由于这本书的出现，西洋学者今后不能不将中国的文学理论也一并加以考虑，否则不能谈论‘普遍的文学理论’（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或‘文学’（literature）一般，而只能谈论各别或各国的‘文学’（literatures）和批评（criticisms）而已。

”〔12〕
叶维廉自70年代以来发表的中西比较诗学的系列论文，奠定了他在海外比较诗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1983年，叶维廉以“比较诗学”为题，将自己多年来有关比较诗学研究的论文结集出版，这无疑是对“比较诗学”这一术语的充分肯定。

与刘若愚相似，叶维廉也主张通过比较诗学的研究，来寻求跨文化、跨国度的共同的文学规律（commonpoeti-cs）和共同的美学据点（common aesthetic grounds），只是他更强调了这种研究应该采取一种互为主客、互照互省的方法，在叶维廉看来，东西方文学分属于不同的文化模式（他称之为“模子”），因此，要想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我们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固执，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模子’同时进行，而且必须寻根探固，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去看，然后加以比较加以对比，始可得到两者的面貌”。

叶维廉进而指出，如果将两个“模子”比喻为两个部分交迭的圆，那么二者交迭的地方就是我们建立基本“模子”的地方。

“我们不可以用A圆中全部的结构行为用诸B圆上，而往往，不交迭的地方—即是歧异之处的探讨和对比更能使我们透视二者的
固有面貌，必须先明了二者操作上的基本差异性，我们才可以进入‘基
本相似性’的建立”〔13〕。

这也就是说，寻求跨文化、跨国度的共同文学规律的前提，是对产生于不同文化模式下的文学及其规律有着正确的全面的了解，在考察相异性的同时去认识共同性，而不是以某一模式为尺度去衡量取舍。

在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出版的《比较文学丛书》写的总序中，叶维廉再次指出：“我们在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中，要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共同的美学据点，首要的，就是就每一个批评导向里的理论，找出它们各个在东方西方两个文化美学传统里生成演化的‘同’与‘异’，在它们互照互对互比互识的过程中，找出一些发自共同美学据点的问题，然后才用其相同或近似的表现程序来印证跨文化美学汇通的可能。

……我们不要只找同而消除异，我们还要借异而识同，藉无而得有”〔14〕。

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实践方面，叶维廉虽不像刘若愚那样系统，但在若干具体问题的探讨上却更为深入，而且注重结合作品来进行比较分析。

如收入《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集》中的大部分论文，和收入《中国诗学》中的《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略论》、《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和《言无言：道家知识论》等文章〔15〕，都体现了他所主张的互照互省、辨异识同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以见解的新颖和思理的缜密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

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在比较诗学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如古添洪、侯健、张汉良、王建元、袁鹤翔、郑树森、周英雄、黄维梁等，于中西比较诗学均用力甚勤，其研究可以说代表了台港两地的水平。

还应该提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著名比较文学研究专家李达三
（John J.Deeney）教授，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他对开展中西比较诗学给予了超乎寻常的关注。

他坚信，“如果亚洲内部自己能够产生一些批评术语和概念，而不完全借用西方创造的各种术语和概念，那么东方的文学传统将对世界比较文学界产生深远、广泛的影响”。

“应当经常地更多地应用中国的批评术语，如：赋、比、兴、诗话、气、情景等，而且还要用大量的例子和注释对这些术语进行详尽的说明，直至全世界的比较文学家都很熟悉为止”。

因为，“对某个重要术语的真正理解，有助于你更加接近、了解具有与众不同的中国的‘文心’”〔16〕。

进入80年代以来，正像比较文学一样，比较诗学的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得到复兴。

1979年，钱钟书的《管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的出版不仅可以看作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复苏的标志，而且在很多方面起了一种典范和引导的作用。

从表面上看，《管锥编》似乎只是作者阅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等10部典籍的札记，但其实仍与《谈艺录》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其主旨仍在探讨古今中外共通的“文心”。

钱钟书一向认为，“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

”〔17〕因此，即使是对于文学问题的探讨，也不能仅局限在文学著作之内。

与早先的《谈艺录》相比，《管锥编》承续了其跨国界跨学科的比较方法，而研究视野更为开阔。

据粗略的统计，该书引述到的古今中外著者近4000人、著述达上万种，其中外国部分著者800余人，著述一千七八百种，而且不少是国内第一次提到的〔18〕。

就其打通古今、
跨越中外、纵横于不同学科而言，不但国内，就是国际上也很少有著作堪与之匹敌。

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并不以“比较诗学”或“比较文学”相标榜，更不是从某种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去进行比较，追求所谓系统性或完备性。

他往往是由古代典籍中涉及到的某个问题生发开来，结合具体的文艺现象对比映衬、识同辨异，或印证前人已有之说，或提出自己独创之见，而每每能探微索颐，于片言只语中释疑解惑，为不刊之论。

正如乐黛云所说：“《管锥编》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纵观古今，横察世界，从‘针锋粟颗’之间总结出重要的文学共同规律。

也就是突破各种学术界限（时间、地域、学科、语言），打通整个文学领域，以寻求共同的‘诗心’和‘文心’”〔19〕如果说《管锥编》还杂有比较诗学以外的内容，那么同是1979年出版的《旧文四篇》则可以说是纯粹的比较诗学之作。

这四篇论文再加上1981年发表的《诗可以怨》，较为集中地反映出钱钟书在比较诗学研究方面的造诣和学术特色。

而且，较之博大精深的《管锥编》，《旧文四篇》和《诗可以怨》似乎更易于为一般读者接受，从而更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应该说，不少人正是从研习这五篇文章入手，而后涉足比较诗学研究的。

从80年代初开始，比较诗学在中国很快就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过短短几年间，就由原先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其成果也由开始时的单篇论文发展为研究专著。

在80年代前期的研究成果中，如张隆溪的《诗无达诂》、王元化的《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周来祥的《东方与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比较》、
蒋孔阳的《我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的一些比较研究》、张月超的《中西文论方面几个问题的初步比较研究》、苏丁的《中西方文学批评的心态层次比较》等论文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系列论文。

自1981年起，曹顺庆陆续发表了《亚里士多德的“Katharsis”和孔子的“发和说”》、《“风骨”与“崇高”》、《“移情说”“距离说”与“出入说”》、《“物感说”与“模仿说”》、《意境说与典型论产生原因比较》、《论西方现代派文艺表现说与中国古代文艺表现说》等论文，这些论文的共同点，是将中国古代文论的若干重要范畴、命题与西方文论中的相关理论进行比较，辨识异同，以期深化对问题的认识。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论文还带有简单化的倾向，在确立问题的可比性和具体论述等方面犹可商榷，但毕竟向系统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迈出了一步，曹顺庆本人也因此在新时期以来的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研究中占有一个显眼的位置。

1986年，曹顺庆在上述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专著《中西比较诗学》，1988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以“比较诗学”为名的著作。

从该书的体例安排来看，曹顺庆试图对中西诗学作一种整体的全面的比较，他分别讨论形成中西诗学各自特色的文化背景，和中西诗学在艺术本质论、艺术起源论、艺术思维论、艺术风格论、艺术鉴赏论五个方面的异同，从而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整体。

以是之故，有人称誉该书为比较诗学研究中“开风气之先”的新作〔20〕。

继曹著之后又有不少比较诗学专著问世。

就我所见，大概有这样几部：1.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

该书为论文集，收入乐黛云、王宁等国内学者撰写的16篇跨学科比较研究的论文，大致分为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文学与艺术的比较和具体文学问题的比较三部分。

2.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

这也是一部多人合作的产物。

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比较中西诗学的文化背景，第二编比较若干中西诗学范畴，第三编为影响研究。

3.狄兆俊的《中英比较诗学》。

作者从亚伯拉姆斯所概括的四种文论流派中选取实用理论和表现理论两派作为框架，结合中英两国不同时期的诗论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揭示出某些共同的文学规律。

4.马奇主编的《中西美学思想比较研究》。

该书除讨论中西美学的文化背景和各自的基本特征外，主要突出了中西若干重要美学范畴间的比较，如和谐、崇高、灵感、悲剧、意境与典型、妙悟与直觉等。

5.朱徽的《中英比较诗艺》。

分上下两编，上编探讨中英诗歌在表现技巧层面的异同，下编为中英诗人诗作的比较研究。

总而言之，这几部专著虽然各有侧重，但都试图通过比较，更好的认识和把握中西诗学各自的特征，进而探求跨文化跨国界的共同的文学规律。

有必要指出是，其中《中西比较诗学体系》被列入国家“七五”重点课题，《中西美学思想比较研究》被列入教委“七五”科研项目，《中英比较诗学》也被列入教委“七五”博士点项目。

这既表明上述研究的分量，也表明比较诗学在这一时期所受到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