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

2006年第6期敦煌研究
NO 1612006　(总第100期)DUN HUAN G RESEA RCH
TO TAL 100
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
李正宇
(敦煌研究院　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00)
收稿日期:2006207209
作者简介:李正宇(1934—　),男,河南省正阳县人。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兼职教授。

内容摘要:玄奘西行求法之旅瓜州至伊吾一段,遭遇艰难险阻最多、最集中,最能体现玄奘求法的决心及坚韧精神,成为后世缅怀追寻的一大焦点。

从《玄奘传》得知玄奘乃是依傍莫贺延碛道行进的,而当年莫贺延碛道取线如何,沿途有哪些烽戍哨卡,本文一一据实比对;在考证瓜州城、葫芦河,及第一烽、第四烽位置处所基础上,探究玄奘当年究竟怎样傍官道穿插行进,又在何处失路困顿险些丧生?本文又可为今人重走这段玄奘之路提供导引。

关键词:玄奘、瓜州、伊吾;行程
中图分类号:K9281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106(2006)0620082210
玄奘法师西行求经之路最为艰难的路段,是
从瓜州(今甘肃省瓜州县锁阳城)到伊吾(今新疆哈密市)的一段。

在这段长达九百里①的旅途中,玄奘法师“渡瓠芦河,出玉门关,经莫贺延碛,艰难
险阻,仆而复起者,何止百十耶!”(唐刘轲:
《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玄奘)塔铭》
)西行的艰难密集出现,最生动地体现了玄奘百折不挠的精神,给后世
留下一连串荡气回肠的故事。

唐冥祥《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
(以下简称《玄奘行状》
)明确指出:玄奘是从瓜州趋西北、过莫贺延碛而抵伊吾的。

这条路就是历史上著名
的“新北道”,唐代名莫贺延碛路,敦煌遗书中又名
“第五道”
(见后)。

由此道路往高昌国,可避开白龙堆之险,“且省道里之半”。

由于唐代初年,“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而玄奘西行,既属违命私出,不敢公然经行官道,却又须依傍官道,免遭迷路怆惶。

其穿插绕行的具体路线,学者少有涉及。

本文拟就下列问题加以探讨:一是考证莫贺延碛道的取线及沿途驿站,二是弄清玄奘这段行程中几个关键性地点处所,最后讨论玄奘此行怎样同官道离合交叉。

莫贺延碛道名称由来及沿革
传统文献关于莫贺延碛路的记载率皆疏略欠详,令人难以把握,幸得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对此道诸驿及里程有详细的记载,可据
以考证落实“关外五烽”之所在及玄奘旅行的进程和路线。

该《图经》载:“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右在州(此指沙州)东北二百廿七里二百步,瓜州常乐[县]界。

同前奉敕置(引者按,此谓天授二年(691)沙州刺史李无亏奉敕置),遣沙州百姓越界供。

奉如意元[年](692)四月三日敕,移就矟竿道行。

至证圣元年(695)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少草,运转极难,矟竿道停,改于第五道来往(引者按:‘第五道’即莫贺延碛道。

初唐时,与伊吾国不相交通,此道封锁不通。

唐朝据有此道之南段,并在所控路段递置五所警烽,其最临前线、最关紧要、驻军最多、最为著名的一所警烽名第五
烽。

当地以第五烽名此道,故称‘第五道’
)。

又奉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伊州条记伊州“八到”云:“东南
取莫贺延碛路至瓜州九百里。

”《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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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今年(所谓‘今年’,笔者考为武周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6年)二月二十七日敕,第五道中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

付王孝杰并瓜州、沙州审更检问。

令瓜州捉三驿,沙州捉四驿。

件检瓜州驿数如前。

”①本条所列“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三驿为瓜州所捉驿(“捉”即经管、掌控);乌山驿以北之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三驿归沙州越界捉;胡桐驿以下有赤崖驿及失名二驿归伊州捉。

又“双泉驿”条载:“唐仪凤三年(678)闰十月奉敕移矟竿道就第五道莫贺延碛置,沙州百姓越界捉。

”
所谓“矟竿道”,是指从敦煌向西北,经碱泉戍、矟竿戍抵伊州之路。

唐仪凤三年(678)以前,从瓜州往伊州,官道是先抵沙州,然后循矟竿道而往。

仪凤三年(678)闰十月以后,改由常乐县直趋西北,穿过莫贺延碛而抵伊州,此即所谓“莫贺延碛道”。

莫贺延碛为今瓜州县马莲井以北、哈密北山(古亦名天山)以南的戈壁大漠,伊吾绿洲即镶嵌在此戈壁大漠之中。

汉代,这一带为匈奴呼衍王领地。

“呼衍”,又作“呼延”、“姑衍”,本匈奴贵姓,世与单于联姻,见《史记・匈奴传》。

盖此地既属呼衍王,故以“呼衍”名其地。

西汉末又译“呼衍”作“五船”,“船”字从“”得声,古当读“延”音。

“五延”即“呼衍”、
“呼延”。

西汉末以来,或称此道为“五船道”,或称“伊吾路”(见《周书・异域下・髙昌传》),或称“新道”(见《汉书・西域传・车师后城长国》及《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西戎传》),学界习称“新北道”,唐代始称“莫贺延碛道”,“莫贺延”为“呼衍”、
“呼延”、
“五船”之又一异译。

唐代文献最早出现“莫贺延碛”之名,见于麟德元年(664)僧冥祥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以下简称《玄奘行状》)。

“莫贺延”又别译作“拔河帝”,《新唐书・地理志》载:瓜州常乐县“有拔河帝山”是也。

拔河帝山即莫贺延山,为今之星星峡山②。

隋末丧乱,鄯善人割据伊吾称王。

时,唐朝初立,以今甘肃、新疆交界处星星峡山为界,彼此隔绝,禁断往来,莫贺延碛道因而封闭不通。

唐朝为了防控此道,乃在星星峡山以东至瓜州常乐县间分设五处烽戍以为警戒。

五烽以西,过莫贺延山属伊吾国境,非唐所管,玄奘于贞观元年秋末傍此道西行③,此道犹闭不通。

贞观四年(630),伊吾国首领石万年奉伊吾七城归唐(见敦煌遗书S.
367《沙州伊州志》),唐于伊吾之地置伊州,始在五烽以西继置五烽,此道总有十烽。

高宗仪凤三年(678)闰十月,此道正式开通;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又于各烽置驿,乃有十驿,于是形成驿戍并置的格局。

上引《图经》“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条所记,大体反映了高宗及武后时此道开通及置驿的情况。

初唐在瓜州常乐县以北到莫贺延山的一段路上所置五烽,其第五烽置在莫贺延碛头,为最北面的一座烽燧;后于烽侧置驿,即名“第五驿”。

玄奘于贞观元年(627)从瓜州起程往伊吾,即傍循此路。

是时,第五道不通,故不置驿。

唐朝在其所辖段仅置五所警烽,即《玄奘行状》所谓玉门关外“凡有五烽,五烽之外,无复戍逻”;《玄奘传》亦云:“关外西北,又有五烽……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玄奘行状》及唐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玄奘传》)又多次说到五烽中的第一烽、第四烽及第五烽,如:
《玄奘行状》:“于是夜发,至第一烽。

”“第五烽外,有野马泉。

”“法师过第五烽,遇风沙大起,不知泉处。

”
《玄奘传》:“径八十余里,见第一烽。

”“师从此路,径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宗骨,姓王名伯陇。

至彼,可言弟子遣师来。

”“既去,夜到第四烽,恐为留难,欲默取水过。

”“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遣相过。

”“师不须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异图。

”“又路盘回,不知所趣,乃欲东归、还第四烽。

”
以上所谓“第×烽”诸名,除“第五烽”确为此烽真名之外,其余第一至第四烽并非各该烽燧之名。

从《沙州都督府图经》之所载,可以推知,第一烽名新井烽,第二烽名广显烽,第三烽名乌山烽,第四烽名双泉烽,第五烽则确为真名。

玄奘只是听人说“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并不详知道五烽各有烽名,遂历数其烽第而称之曰“第×烽”。

幸得《沙州都督府图经》有载,方知五烽各自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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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段引文之详释,请参阅拙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修订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第54～63页。

参见拙撰《唐瓜州常乐县“拔河帝山”考》,收入《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115～119页玄奘西行出发年月,诸说不一。

此据杨廷福先生考证。

见杨廷福《玄奘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89～118页。

莫贺延碛道之取线及驿站
《沙州都督府图经》对武周以来此道“十驿”有颇为详细的记述,拙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中有详考[1][P54～63],请参阅,这里简述于下:新井驿　置于第一烽处,在瓜州常乐县北27里,其地今名沙井子。

位于戈壁南缘、瓜州绿州之北缘;北4里有疏勒河从东向西流过。

此河一路渗漏,至常乐城北已成干河,只在山洪暴发季节方有洪水通过。

山洪暴发皆在七八月份,每年多不过两次,每次洪流一二日即过。

洪水过后,仍为干河一道。

驿道由此过河,无须于河上架桥,最为省便。

烽火台西侧有水泉,可供人马饮用。

西北地区驿戍选址,水源为必要条件之一,《玄奘传》记石盘陀云:“前途险远,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水。

”是也。

同《传》又载,玄奘“见第一烽,恐候者见,乃隐伏沙沟,至夜方发。

到烽西见水,下饮盥手讫,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飒来,几中于膝,须臾更一箭来,知为他见,乃大言曰:‘我是僧,从京师来,汝莫射我。

’”即此烽。

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于烽旁置驿,名新井驿。

广显驿　置于第二烽处,在新井驿北(略偏东)79里,今名白墩子,原为汉代所筑,北朝及唐代均曾重修。

烽火台及坞垣建在一小山丘上,今存,残高犹达7米。

烽台西北有水泉,可供人马饮用(清代始筑水坝蓄水)。

万岁登封元年于烽旁置驿,名广显驿,驿垣建在烽台所在山丘东北脚下,距烽台不过50米。

今颓毁成一方形土台,纵广各20余米,土台南、东二面墙体尚在。

清代在此置白墩子军塘,故今名白墩子。

乌山驿　置于第三烽处,在广显驿西北70里,今名红柳园。

烽火台今已坍毁,残高3.5米,台基东西宽11米,南北长13.5米,细土夯筑,层厚10厘米,形制规格表明为汉代旧燧,唐代续修沿用。

烽台西北200米芦苇丛中有水泉一泓,可供人马饮用。

万岁登封元年在烽台之南百米、古驿道西侧置驿,名乌山驿(驿西北有山,隋唐名乌山,故烽名乌山烽,驿名乌山驿),今存驿垣遗址,南北长55米,东西宽80米。

墙垣虽已颓毁,而轮廓规模及房屋基址显然可见;驿垣外东南隅见有多处马粪及垃圾堆积,于中发现汉简、汉半两铜币、王莽泉货、开元通宝、乾隆通宝及古代麻布碎
片。

清代于此置红柳园军塘。

双泉驿　置于第四烽处,在乌山驿西北69里,今名大泉。

烽火台建在驿道东侧小山头上,用土墼砌累,夹层用芦苇三层作米字形迭压;驿道西侧坡下有大泉二眼,二泉南北相距不过30米,水质甘甜,可供人马饮用。

烽有二泉,故名双泉烽。

万岁登封元年在烽燧所在小山头北脚下、驿道东侧置驿,即名双泉驿。

今存驿垣残址,驿垣西侧有多处大堆生活垃圾及马粪堆积,从中发现有开元通宝、麻布碎片、麻鞋、铜箭头等。

清代于此置大泉军塘。

《玄奘传》记玄奘“夜到第四烽,恐为留难,欲默取水而过。

至水,未下间,飞箭已至,还如前报,即急向之,彼亦下来。

入烽,烽官相问,答:‘欲往天竺,路由于此,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遣相过。

’彼闻欢喜,留宿。

更施大皮囊及马、麦相送,云:‘师不须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异图。

可于此去,百里许有野马泉,更取水。

’”从此,玄奘离开官道,凭感觉、取捷路前行,导致失路困顿,觅水不得,“四日五夜,无一滴沾喉。

口腹干焦,几将殒绝”。

双泉驿处的第四烽,对玄奘此行最关紧要。

第五驿　置于第五烽处,在双泉驿泉东北64里(北多东少),今名马莲井。

烽火台建在驿道东侧,土墼垒砌而成。

20世纪50年代于烽台南侧修建商店,烽台被平毁,今仅可见台基遗痕。

烽台东北百米许有驿垣废墟;北有水泉,可供人马饮用。

泉在涧沟内,涧沟宽20米许,深6米,向东延伸,长约5里。

疑即《魏略》引《西戎传》所谓“横坑”。

万岁登封元年在泉东南置驿,名第五驿,驿垣废墟至今仍在。

自此以北即莫贺延碛。

清代于此置马莲井军塘。

玄奘当年,仅闻此烽,并未身至其处。

因第四烽校尉王伯陇告其勿经第五驿,免生不测故也。

以上五驿,分置于“关外五烽”处。

玄奘经行时,此路封闭,故不置驿,其后70年,至武后万岁登封元年(696)始置驿。

下面介绍万岁登封元年于此道下段、即第五驿以北至伊州间所置五驿———冷泉驿、胡桐驿、赤崖驿及失名二驿:
冷泉驿　《沙州都督府图经》记此驿在第五驿西北68里,余考为今星星峡。

开元、天宝年代于此兼置冷泉戍。

胡桐驿　《图经》记此驿在冷泉驿西北84里,余考为今哈密市沙泉子。

开元、天宝年代于此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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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胡桐戍。

赤崖驿　《图经》记此驿在胡桐驿西北80里,余考为今哈密市天生墩。

天生墩又名红山墩(见
祁韵士《万里行程记》及林则徐《荷戈纪程》),这一带为丹霞地貌,土色丹红。

驿道南侧有一红土高
崖,平地突起,“高三丈余”(《辛卯侍行记》),驿名“赤崖”,显然因此红土高崖得名。

烽火台建于崖
顶,驿垣当在高崖下。

开元、天宝年代于此兼置赤崖戍(见S.788《沙州、伊州志》伊吾县条)。

笔者多年来对此道进行研究,反复踏查寻找,《图经》所载之八驿幸得全部找到,每处皆有烽火台、驿垣、水泉(或古井)。

其烽火台除某些毁坏太甚仅存基址者外,保存较好的烽火台大都有唐代补修的痕迹;某些驿站还发现唐代遗物,表明武周年代以来每一站点上都有烽有驿,驿戍并置。

瓜州抵赤崖驿为656唐里,由赤崖驿往伊州,尚余244里(900里-656里=244里),中间当置有二驿,《沙州都督府图经》失载其名。

余比定其
一为今哈密市格子烟墩,在赤崖驿西北80唐里;
其二为今哈密市黄芦岗,在格子烟墩西北103.5里(诸书载格子烟墩抵黄芦岗里程多作140里,乃当地浮报之数。

林兢《西北丛编》载其实测里数:格子烟墩至长流水53.5里,长流水至黄芦岗50里,合计103.5里),唐里为92里。

又西北去伊州70里。

自瓜州抵伊州,经此十驿,为程900唐里。

综括前述,制成《莫贺延碛道诸驿位置关系图》以见其概(图1)。

玄奘瓜伊段行程考证中三个坐标
1921年,英国考古家斯坦因(Sir Aurel Stein )出版了他关于中亚及中国西部考古成果的巨著《西域考古图记》
(Serindia.Detai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ontral Asia and Westernmo st China.volumes I -V.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1.)[2]。

又在同年的《通报》上发表《玄奘沙州
图1　莫贺延碛道诸驿位置关系图
伊吾间之行程》①
,曾对玄奘这段路上的旅行进行讨论。

他在上述撰著中正确地判断出玄奘这段旅行所循行的道路为莫贺延碛道,但他对玄奘经行
・
58・①冯承钧先生有中译本,收入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
证译丛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重印第一版,1995年北京第2次重印,第22～33页。

的一处处相关地点的指认,却几乎一无是处。

具体地说,他对玄奘这段行程的起点瓜州城、夜间偷渡的瓠芦河以及初唐时期这条路上诸烽第位置的比定都是错误的。

他的一系列错误,起始于对唐瓜州城的误断,由此导致对瓠芦河及第一烽位置判断的失误。

可以说,瓜州城、瓠芦河及第一烽位置的判定是玄奘瓜伊行程考证中三个关键性坐标,不可马虎出错。

先说瓜州城。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第三卷第二十六章《前往古代瓜州》中说:
在经过头工村(它无疑代表的就是疏勒河的老河床)附近的一条宽阔、弯曲的沟谷之后,道路接下来就通过了那座废弃的以“瓜州城”一名著称的古城。

这
名字来自整个绿洲的古代名称。

其夯土的围墙成了一个大约1/2英里长、1/3英里宽的长方形墙圈子①,但是里面很少有房屋遗址。

据说这里面曾做过一个军事指挥的“衙门”,后来又迁到敦煌去了……然根据此城在绿洲的中心位置以及某些接下来将进一步讨论的考古学迹象来判断,它以前曾经很重要,可能就
是古代瓜州的首府地。

[3][P624]
他又在《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一文中说:
安西城南,在河流(引者按:此指疏勒河)同南山(引者按:此指安西县南之截山子)的中间,遍地荆棘,耕种的地方很少,荒芜的地方很多,城的周围,有不少的废迹,其间居中而最重要的,尚名瓜州城,相传是古瓜州的治所……玄奘所
到的瓜州,好像就是此地。

[4][P24～25]
斯坦因这里说的“古代瓜州的首府”、“玄奘所到的瓜州”,根据他上面的叙述及其《西域考古图记》所附第81号《安西地图》的标示,可以确知是指瓜州县西南30里的新瓜州城,如今当地俗称“瓜州堡子”。

此城筑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并非唐代古城。

是时,吐鲁番回民(维吾尔人)不堪准噶尔部的蹂躏,逃难于酒泉、安西境,朝廷命于安西境筑五堡以居之,拨给土地耕种,置“瓜州营”就近弹压,更就五堡近侧又筑一堡作“瓜州营”驻地;又将安西州同知移驻此城,此城因而蒙有“瓜州城”之称。

清乾隆二年分巡肃州道兼署安西兵备道印务黄文炜编纂《重修肃州新志》,在《安西卫册》中有明确的记述,该册《文》部载雍正十一年八
月署陕西总督刘于义《请添筑瓜州城堡疏》云:
臣等前因瓜州安插回民,凡及万口,请于安插回民五堡之外再添筑一堡,添设参将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丁六百名,就近居住弹压,并请将安西同知移驻瓜州,同教导回民之部即侍卫亦居堡内……奉旨依议,钦遵在案。

臣等即檄饬安西兵备道王全臣切实料估。

……今据安西兵备道申称“查得瓜州地方,奉旨允准添设官兵,建筑营堡。

遵即于回民头堡正南八里建筑城堡一座,计城内应建文、武、大、小衙署十座,仓廒一处,庙宇二座,神器库一座,小教场一处;兵六百名,每名给房二间,该房一千二百间,便拟将来招户民数百家居住,须多留余地。

其城周围,估四里一
方,较回民头堡稍大。

”[5][P470～471]
所说“于回民头堡正南八里建筑城堡一座”即是此城,斯坦因以为“可能就是古代瓜州的首府地”,又说“玄奘所到的瓜州,好像就是此地”。

从所谓“可能就是”、“好像就是”的措辞看,斯坦因本人并不肯定此城就是唐瓜州城,但他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却径将此城认定为唐瓜州城,并以此城为坐标,对瓠芦河、及第一烽、第四烽、第五烽的位置进行一系列的比定,不免令人匪夷所思!
那么,唐瓜州城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回答是:在今瓜州县城东南150里锁阳城。

此城“东去肃州四百八十里,西去沙州三百里”,与《元和郡县志》关于瓜州城位置的记载相合。

其城占地平面约30万平米,今瓜州县境内所存汉至清代50余座古城堡中此城规模最大,足以表明此城等第必不下于州郡一级。

城内外散布大量汉唐以来陶片、五铢钱、剪边五铢、开元通宝及铜箭头。

其外城城垣夯筑规制符合唐代建筑特点;城东南有汉唐水利工程,其河道、斗门、干渠、支渠、子渠遗迹及农田分布宛然而在;城南屡屡发现唐代墓葬,且出土有唐三彩马;安西县博物馆李
・
68・①此城至今仍存,在今安西县瓜州乡政府东500米处。

近
年安西县文化局李旭东先生实测为:东西长529.5米,南北宽534米,面积282913.2平方米,城垣残高1～7米不等。

见李旭东《清代安西回民(回鹘)五堡考》,载《安西文史》第三辑,安西县政治协商委员会编印。

第157页。

春元先生说,上世纪40年代城内还出土过“沙州都督之印”铜印一枚(其后此印下落不明)。

上述种种,表明此城非唐之瓜州城莫属。

此城约废于元代,明代则称“苦峪城”。

宣德十年(1435),沙州卫被哈密侵扰,不能自立。

沙州都指挥佥事困即来率其部众“二百余帐走附塞下(见《明英宗实录》卷十二),朝廷命边将率兵缮治苦峪城安置其众,正统六年(1441)冬,城成;十一年(1446)秋,甘肃镇将任礼“收其全部入塞,居之甘州,凡二百余户,千二百三十余人”,此城遂空(见《明史・沙州卫传》)。

成化九年(1473)后,哈密亦屡遭吐鲁番人攻袭,难以安存,明王朝乃将哈密流亡部众安置在此城,复于成化十三年(1477)及弘治七年(1494)对苦峪城进行过两次重修(分见《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一及《明孝宗实录》卷九十五)。

明代所筑的苦峪城,是在唐瓜州城废址上缩小规模重新筑造的,新城北、东两面,唐代城垣仍存残段。

清代以来此城荒芜,遍生锁阳,遂被称为锁阳城,今瓜州县博物馆径称为唐瓜州城,尽管不太准确,其所在位置却是肯定无疑的。

次说“瓠芦河”。

斯坦因既将清代瓜州营所驻城当成唐瓜州城,于是,又根据《玄奘传》的记述,判断此城以北“八英里”的疏勒河为瓠芦河。

按照斯坦因的说法,疏勒河乃在清代瓜州城以北40里。

而居临瓠芦河岸的东迁的玉门关,当然也被判断在清瓜州城以北40里疏勒河边了。

但清瓜州城以北40里左右的疏勒河上,毫无玉门关踪影可寻,文献上也不找到任何线索,连斯坦因也不得不说:“玄奘时代的玉门关确在何处,我现在还不能说。

”[4][P27]
斯坦因只知清“瓜州城”北有条疏勒河,不知唐代瓜州城北还有另外的两条河,一名“苦水”(见《沙州都督图经卷三》),一名“白水”(见《通典・州郡・瓜州》),便率而断言:“瓠芦河只能是疏勒河,也就是蒙古人的布隆吉河(Bouloungir)”[4][P26]。

按,疏勒河,西汉时原名“籍端水”,“籍端”疑是匈奴语或羌语之音译,汉语译为“冥水”①;唐代名“独利河”(见《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明代名“算来川”(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正统八年九月丙辰”条)、速鲁川(见《秦边纪略》);清代名素尔河(见《清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三“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庚午”条),亦作苏勒
河、苏尔河、苏尔水(见吴省兰《河源纪略承修稿・质实三》),又作苏赖河(见乾隆钦定《河源纪略》卷三十)、西拉郭勒、西喇戈勒、锡拉谷尔、西赖古尔(以上四名,俱见陶葆廉《辛卯待行记》卷五“十一月初八日”条)。

余尝考“籍端”、“独利”、“算来”、“速鲁”、
“素尔”、
“苏尔”、
“苏勒”、
“苏赖”、
“西拉”、“西喇”、“锡拉”、“西赖”等名,俱一声之转[6][P62～67]。

历代关于疏勒河的各种称名中,从来不见有“瓠芦河”之名。

可知“瓠芦河”并非疏勒河。

《玄奘传》说,自瓜州城“北行五十余里有瓠芦河……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载瓜州城北有条“苦水”,同《玄奘传》所载“瓠芦河”方望相当。

其文云:
苦水右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名卥涧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
流一百二十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引
者按:常乐县南山即今瓜州县南之截山
子),号为苦水;又西行卅里,入沙州东界
故鱼泉驿南(引者按:“南”字,依实校之,
应勘正为“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乐
山;又北流,至沙州阶亭驿南,即向西北
流,至廉迁烽西北廿余里散入沙卥。

苦水从瓜州城东北十五里发源,西北流,抵常乐山南麓,沿山西流百二十里。

此河南距瓜州城的里数虽短于《玄奘传》所说的“五十余里”,但考虑到传闻之言非实及道路曲折之不同,仍可说得过去。

字面上看,“苦水”与“瓠芦河”二名不同,实则可通。

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先生就曾指出:“余颇疑‘苦’为‘瓠芦’之合音。

”[7][P439]从音韵学原理而言,严先生的推测完全可以成立。

《广韵・模韵》“瓠,户吴切。

”其吐气音作“苦吴切”,方言中“户、苦”不分及“户、苦”互换的现象屡见不鲜,至今豫南及湘鄂方言仍读“瓠芦”为“Kúlòu”,由此可知“苦水”之“苦”,确有可能是“瓠芦”二字的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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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冥安县条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泽。

”应劭生当东汉末期,人或以为“冥水”为东汉译名。

但西汉即设冥安县,必因境内有冥水而命名,由此度之,西汉置冥安县之前已将籍端水译作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