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教案(现代文学)

第二章鲁迅（一）（2学时）
教学重点：
1、理解为什么说《呐喊》和《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和成熟的标志。

（难点）
2、了解《野草》和《朝花夕拾》的思想内涵和独特风格
教学内容：
如果说“一校一刊”的结合使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蓬勃展开，那么文学革命则要等到“S会馆”（“周氏兄弟”）的崛起，才真正地获得成功。

胡陈等是以思想“运动”的方式来推进文学事业的，以文学为突破口，真正的兴趣却在思想文化，因而与文学始终存在“隔”。

鲁迅是带着一个文学家的真知灼见和丰富的文学经验而走向文学革命的，因而他投身于新文学创作，才真正从思想和艺术上显示出文学革命的实绩，奠定了新文学的基本原型，并且达到了至今无人企及的高度。

所以我们又称鲁迅为现代文学之典父。

一、鲁迅的生平、思想与创作道路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

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发表《狂人日记》开始使用的笔名。

就鲁迅的生平来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1、在越文化的摇篮中：绍兴17年（1881-1998）
祖母（大槐树下）讲故事，迎神赛会/社戏/目连戏——越地民间艺术、信仰、仪式、风俗的熏陶与意义，对《山海经》的向往，对《二十四孝图》的反感。

百草园，与章运水（章福庆-“庆叔”）的友谊，捕鸟、刺猹；回外婆家——安桥头、皇甫庄：儿时的乐园（《社戏》）——与农民的精神联系
广泛的阅读（祖父），“三味书屋”/寿镜吾先生的影响（文章与个性）
祖父的“科场案”与父亲的病，当铺与药铺。

——世态炎凉，对社会的洞察。

）
鲁迅出生于一个渐趋没落的士大夫家庭，7岁入读本宅私塾，12岁入读“三味书屋”，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随之也萌发了他的反叛思想。

13岁时，祖父介孚因科场贿赂案入狱，判“监斩候”，曾举家避难在外，被蔑称为“乞食者”；此时父亲伯宜又重病卧床，家计靠典当维持，遂由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

鲁迅作为长子，深感世态的冷暖炎凉,“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外祖母家在农村，使鲁迅能够和许多农民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

这些都深刻影响着鲁迅后来的思想与创作。

2、南京-日本求学与早期启蒙思想的形成（1898-1908）
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898），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1899-1902）。

新学（洋学、西学）。

戊戌维新变法高潮（时代背景），《天演论》的影响（天道循环：“天不变，道亦不变”；进化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个人的忧郁汇入民族的忧郁。

——“自题小像”
日本：东京（宏文学院）（1902-1904）——仙台学医（1904-1906）——东京“新生”运动（1906-1908）由科学救国到文艺（思想文化）启蒙。

和许寿裳谈论的话题（国民性），弃医从文（“幻灯片事件”），现代思想的多种渊源：以英国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的诗歌，以德国施蔕纳、尼采为代表的“新神思宗”哲学家的思想，以俄国安特莱夫（安德列耶夫）为代表的现代小说，章太炎的影响（思想和文风：古奥怪僻），越文化之根。

《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核心理念是“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文》）“立人”就是要唤醒“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关键的途径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而“人各有己，群之大觉近矣”（《破》）。

翻译《域外小说集》——“周译小说”。

“新生”运动的失败。

“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呐喊•自序》）的悲哀。

1898年，“总不肯做幕友或商人”的青年鲁迅离开了家庭，“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和人生。

先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改进江南陆师矿务铁路学堂。

是时正值戊戌维新变法时期，鲁迅深受维新派《时务报》、《译学汇编》等书报影响，尤其是严复译述的赫胥黎《天演论》，给他以极大的震动，使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开始形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

1902年，矿路学堂毕业后，鲁迅以南洋官费生资格派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文，至1904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但1906年即“弃医从文”，去东京从事文学译著活动。

对于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鲁迅后来解释说是因了所谓的“幻灯片”事件，鲁迅先欲以医学救治像他父亲那样死于庸医之手的病人，同时亦用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有一次在讲堂上看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片”，见到神情麻木的中国人惨遭日本人的屠杀，便猛省到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当作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④”因此选择了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的道路。

在东京，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等一起筹办杂志《新生》，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随即致力于译介东欧和俄国富于反抗精神的作品，辑为《域外小说集》。

鲁迅早期的文学活动虽未能产生预期的影响，但却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鲁迅新文学经典创作的准备期和探索期。

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在《河南》月刊上发表了几篇文言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

这些论文充分展示了鲁迅从医学-生物学以至科学史、文化史，最终定向于诗与文学的思想历程，是他“弃医从文”人生抉择的内在心路历程，同时也表现出鲁迅这时期超拔凡常的思想高度和他深邃广博的知识视野。

《人之历史》虽着眼于对人的生物学演变史的概述，但其意却在探寻对人的真正理解，彻底摧毁了宗教的上帝创世造人学说，把人从“彷徨于神话之歧途”中解放出来，因而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从医学-生物学走向了对西方科学史的思考，他一方面从现代西方科学繁荣中看到源自古希腊的科学精神的内在探索历史，肯定了“科学精神”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社会进步，以此批判了中国“洋务运动”所倡言的“船坚炮利”、“兴业振兵”思想仅得西方科学的枝叶而非本根，只是一种舍本逐末的主张；另一方面，他又看到科学只是人类精神的一个方面，“盖无间教宗、学术、美艺、文章，均人间曼衍之要旨”，人类精神不可偏于一极，关键在“致人性于全”，这是“人文史实”本身之“垂示”，从西方科学史中所得出的“教训”。

鲁迅由此超越科学而朝向文化史的思考。

《文化偏至论》全面展示了鲁迅的思想视域，“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也就是说，要立足于现今，就必须去反思过去，提出将来的构想。

在此视域中，鲁迅面前呈现出两条既往的历史线索：中国历史-现实的发展线索和西方精神的发展线索。

从前一线索，鲁迅反思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历程。

近代革命是在西方文化的启迪下进行的，却未能深得西方文化的精神：洋务运动仅得西方科学的枝叶，未能深谙其科学的精神；康、梁乃至孙中山的政治革命拾其民主群治的牙慧，未能洞悉其人的变革的本根。

于后一线索，鲁迅于西方精神的探寻中深刻洞见到19世纪文明与20世纪文明的区别，19世纪文明是“重物质”的科学文明和“任众数”的政治文明，而20世纪文明的关键在于个人的自觉和个人人格的确立，鲁迅尤其赞誉“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尼采的“超人之说”，其“意力绝世”的“强力意志”，引为精神的同道。

这样就形成了鲁迅“相度方来”的“立人”思想，以此来纠正东西方文化中关于人的“偏至”现象，达至了他“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人国”理想。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进一步确立了诗与文学“立人”的生存论意义。

诗被理解为人的“心声”，诗的功用被理解为“撄人”；文化史被读解为人的心声的泯灭而“萧条”之感来袭，传统诗学被感受为对天才诗人的扼杀，使民族沦落为沉默的“无声”。

是时的鲁迅，胸中怀孕着“精神界之战士”的现代形象，正处此文化萧条，诗情泯灭的“无声的中国”。

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固然看到，康、梁以来的近代革命虽有“新声”的唤起，但那并非是“新声”，而毋宁是“恶浊扰攘”的“恶声”，“绝不足破人界之荒凉”，鲁迅只得沉寂于“永续其萧条”的寂寞中。

他也曾求“新声”于异域，以“摩罗诗派”“雄健至大”的“新声”来破此寂寞，但那毕竟是异
域之声，于中国不见有若何反响，鲁迅只得期待“第二维新之声”再举于中国。

这正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内在心路历程，为他后来划时代的文学创作确立了根基。

3、地火在沉默中凝聚：绍兴-北京10年（1909-1918）
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1909、9-1910、6）——绍兴府中学堂监学（1910、9-1911、7）-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1911、11-1912、2）——南京-北京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

对辛亥革命的体验与思考：徐锡林、秋瑾、王金发、范爱农——成为他后来小说杂文的重要题材；《怀旧》（1913年4月《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

民众对辛亥革命全然无知。

当风声传到芜市时，他们把革命党人和“长毛”造反或强盗作乱混为一体。

巨富金耀宗和塾师秃先生忙着投机取巧，而广大民众则争相躲避，何墟的居民直奔芜市，而芜市的居民又逃向何墟，来往道上，人群穿梭，“多于蚁阵”，却又都不知何事。

虽然这不过是一场虚惊，但是却透过这种虚枉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民众的意识背景。

而这一切又通过一个童蒙（“我”）的视角来展开的。

沈默（“沈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钞古碑”《呐喊•自序》）——深入文化寻根：魏晋风度与浙东情结。

1909年8月，鲁迅离日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教书，同时开始辑录《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记》等古籍，搜集、整理古文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鲁迅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被绍兴军分政府任命为山会师范学堂监督（校长）。

1912年春，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赴南京任教育部部员。

同年5月，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

这段时间鲁迅精神上十分苦闷，革命后的情形使鲁迅大为失望，政局也日见混乱与黑暗。

这一切皆加深了鲁迅生存上的寂寞，“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①。

为驱除痛苦鲁迅“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迫使鲁迅更深层地从自己的生存感受去沉思民族的生存与历史，为他随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生活积累。

4、在铁屋中呐喊：“五四”时期（1918-1926）的鲁迅
S会馆与金心异的谈话：“铁屋子”的困境——“希望”/“绝望”。

为“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而“呐喊”《狂人日记》，“一发而不可收拾”《孔乙己》《药》等而《呐喊》。

由“随感录”而《热风》《坟》等蔚为壮观、犀利无比的杂文，为新文化而冲锋陷阵。

同时成为“语丝社”的主将，扶持了“莽原社”、“未名社”等青年文学团体。

20年代中期是他“命交华盖”的时期：新文化运动落潮，分化；兄弟绝交（1923年8月2日搬出八道湾十一号的寓所，与朱安一起，迁至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住）；肺病：连续高烧、咳嗽及吐血之类；1925年5月女师大事件、1926年“三一八”惨案，与章士钊、杨荫榆斗争，和陈源（西莹）之流（“伪士”）斗争，和许广平交往恋爱（潜隐高长虹的反噬）。

——《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及续编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促成了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在时代潮流的感召和友人的激励下，鲁迅怀着唤醒万难毁坏的“铁屋”中酣睡死灭的人们以至“群之大觉”的希望，开始了他寂寞中的“呐喊”。

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通过狂人深刻的生存思索，揭露出中国历史的“吃人”本质。

小说震动了当时的文学界和思想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乃至新文学的奠基之作。

随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十几篇小说，后编成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

这些小说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②，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同时，鲁迅也相应开始他的杂文写作，应当时思想启蒙、社会批评和文化批判的需要，有感而发，写下了许多精悍锋利、思想深厚的杂感和论文，后收入杂文集《坟》和《热风》。

20年代初，随着新的国民政治革命的兴起，五四新文化阵营分化，“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③。

加以政治革命中心的南移，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
的北京，“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④。

鲁迅消退了起初呐喊式的激情，陷入更深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状态。

在此生存状态下，鲁迅创作了第二个小说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

《彷徨》重在审视现代知识者的生存处境，他们走向现代生存的人格特征，探索他们朝向将来的生存方式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从中流露出作者更深刻的人生思考和更厚重的生存寂寞。

《野草》则是作者“思即诗”的深含绝望情态的精神的内心独白，作者以梦、象征等手法，表达了生与死，实有与虚无、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内在精神冲突，并于此冲突中，从无情的自我反思批判中显露出超越于现有绝望的朝向未来的现代意志，向我们昭示了现代生存到来的艰难性。

“五四”以后，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致力于系统研究和讲授中国小说史，后来整理为《中国小说史略》。

同期，参加了语丝社、组织领导了莽原社、未名社，大力扶持文学青年的创作和翻译。

1924年至1926年，围绕“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同北洋军阀及“现代评论”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写下了大量的杂文。

这些杂文收入《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坟》的后半部。

5、由厦门-广州，而上海（1926-1936）：“横站”中的苦斗
1926年8月与许广平经上海到厦门（许去广州），厦门大学（1926、6-1927、1），《汉文学史纲要》；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主任（1927、1-4），4月21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在白云楼闭门不出。

9月去上海，住虹口景云里二十三号，与许广平正式同居。

对进化论的反思与超越。

经“革命文学”论争，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成为其精神领袖，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

率领左翼文艺队伍与国民党法西斯政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变换笔名写作，1932-1936，80多个）。

当然也在走向“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启蒙的思想原则，对借革命的旗帜以谋私（“只借革命以营私”）（“奴隶总管”、“工头”）的现象表现出特别的警惕，当然也使鲁迅的处境十分恶劣，因而他只能在“横站”中苦斗。

这一时期他文学的主要方式是杂文，先后出版杂文10多部，使杂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一个成就辉煌的文类领域。

同时还出版了第三部小说集《故事新编》，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文艺创作与文艺论着。

1936年10月9日，鲁迅积劳成疾，在上海逝世，终年56岁。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同时写成回忆性散文十篇，初名“旧事重提”，后编定为《朝花夕拾》。

1927年1月，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同年，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

广州“四一五”事变中，中山大学也有很多学生被捕，鲁迅因多方营救无效，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残酷的政治斗争，引起了鲁迅思想上的剧烈震动。

他原先以为“将来必胜过去，青年必胜老人”，这时却亲眼看见“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者投书告密，或者助官捕人的事实”①，进化论的思路因而“轰毁”。

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由广州抵达上海，从此定居上海，专门从事文学及有关的社会活动。

在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②，以救正他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这是鲁迅人生的再次重大转折。

据鲁迅自己说，这一转折是周围现实挤逼的结果。

1930年2月，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同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作为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1933年1月，鲁迅参加由民主人士蔡元培、宋庆龄、杨铨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举为执行委员。

鲁迅上海的最后十年，是在紧张的社会文化氛围和专职杂文写作中度过的，是他的杂文创作时期。

他始终站在文化和社会批判的前沿，将杂文当作匕首和投枪，同帝国主义和旧文化势力，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同当时文坛上形形色色的思想派别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从1927到1936年间，鲁迅共写了十本杂文集：《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
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二集》、《末编》。

这些杂文广阔地反映了当时日趋剧烈的民族冲突、文化冲突和社会冲突，是中国现代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宝贵资料和珍贵遗产。

虽然这些杂文中所牵涉到的大量人和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消退了其现实针对性，但从此所显示的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交锋的复杂场景，记载了一位虽作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但仍旧孤独寂寞的精神界战士的思想轨迹，给我们留下了沉思现代生存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料。

这时期，鲁迅还出版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这是一部风格奇特的讽刺作品，它以“油滑”为手段，将大量的现代生活细节溶入历史，把历史人物拉回到现代，注入新的生命，从而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和历史人物，提供了一个现代视角。

鲁迅早年患有肺病，后来的紧张生活，使他的健康不断恶化。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病复发，医治无效，鲁迅逝世于上海，终年56岁。

鲁迅逝世后，送葬群众多达数万人，葬于虹桥万国公墓，遗体上覆盖着“民族魂”的锦旗。

鲁迅是近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启蒙先驱。

他以毕业的精力，探求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及其精神根基——个体人格和民族精神——建构的可能性。

他不仅以终其一生的个体生命实践，论证了现代独立人格如何在根深蒂固的中国惯常生存中存在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将自己直面历史和社会黑暗的强力意志的人格力量，完全转化为文本语言的创造，尤其是文学文本语言的创造。

这对于中国自古以来以“圣人之言”为中心的“经典话语”体系，以奴役为目的的专制主义文化和“瞒和骗”的统治来说，无异是一种瓦解和颠覆。

这样，鲁迅改变了民族文化人格和个体生存的精神结构及其话语程序，导致了汉语话语史上的历史性裂变，即作为新的自我描述与自我批判的个人话语的出现。

他由此开启了民族反思的新文化传统，而且使每一个进入者都能借助他的话语方式，将自己变成真诚的体验者和言说者，为后来者杀开一条生存的血路，也为朝向未来的现代生存，开启了新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因此，鲁迅不仅是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而且是中华民族新的人文传统的开创者，他已成为我国本世纪以来最特有最重要的文化现象，给古老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现代变革，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鲁迅的意义：
毛泽东的论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逝世后群众（万人）自发哀悼：“民族魂”。

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主体结构的形成：中西的交融与超越。

亚洲的现代性。

执着的探索与不屈的斗争（与法西斯专制体制和“左的可怕”的倾向），维护被压迫被奴役民众的权利，同时始终坚持个性觉醒与解放/个性的独立。

中国现代文学之父。

现代小说（短篇）的首创与成熟；《孔》《阿》《祥》《故乡》教养了一代代中国人，现代国语的典范。

《故乡》（日本）国民教材。

杂文：新文学的重要文类；散文诗《野》艺术丰碑。

学术：《中国小说史略》。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二、作为鲁迅小说总纲的《狂人日记》
1、《狂》的结构。

《狂》由13则日记与1则小序组成。

小序的叙述者为“余”，日记的叙述者为“我”（狂人——“余”昔日中学时的良友）。

（1）“小序”的作用
首先，交代了“狂人日记”的由来：由“狂人”哥哥献给“余”的他弟当年患病的日记，但又经过了“余”的“撮录”（撮：摘取、摄取，撮要。

），即编辑加工过的。

最后还由“狂人”自己题写了“书名”。

所以“（狂人）日记”是由“狂人”和“余”合作的结果。

为什么“余”要“撮录”“（狂人）日记”？小序展示了“狂人”的哥哥、“狂人”与“余”三个人对“（狂人）日记”的不同态度。

哥是“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余”开始是对前学友的关怀，但持归阅后知其“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但又“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

“供医家研究”已经否定了前者“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并非无意义之言，而是蕴涵着某种具有“研究”价值的真意与深意（实际上在他的“撮录”中已经赋予了日记以某种意义）。

“狂人”虽然早愈了，但是他仍然把这一日记保留下来，并且题写了“书名”说明他的这本日记仍保存着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其次，交代了主人公的命运与时代问题。

主人公（狂人）曾经发狂（患病-迫害狂），但现在已经痊愈（回复清醒）并赴某地候补。

日记成型的时间是“七年四月二日”（1918年）。

而“狂人”患病时间是在中学学习以后，而中学是晚清1902年改革学制的产物，而“候补”也应该是清潮的官制。

因而应该是晚清末年。

（2）“小序”与“日记”的文体差异与对峙
“小序”与“日记”在文体上的一个明显差异就是文体的区别。

“小序”由文言构成，而“日记”却是用白话写作。

“文言”与“白话”在当时的历史语境（“废文言兴白话”的文学革命）中不仅仅是语言的差异，而且是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差异（旧/新、保守/革新等）。

因而这种差异也隐含着某种潜在的深意。

2、如何理解“狂人”形象？（是真疯子？还是假疯子？他有什么意义？——“日记”的双重内在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看狂人是真疯还是假疯。

如果沿着哥（大哥）的视野，无疑“狂人”是真疯子，“我不见他（月亮），已是三十多年”，一个人能三十多年都不见月光吗？“他”（狂人）看见“狗”看他，赵贵翁的“眼色”，看见路人，甚至小孩子在议论他，便疑心别人要“吃”他。

认为来观看他的人都是“吃人的人”，他的大哥，母亲，乃至他自己也都曾吃过人（把妹子的死归结为被吃）等等。

但是穿过他的这种疯言疯语的迷雾，我们又会发现他疯狂中的清醒：日记第三则里明白写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仁义道德”“吃人”! 这无疑是石破天惊的思想。

顺着这一思路，联系狂人前后的心理和行为，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疯言疯语所隐含的清晰的逻辑：狂人由月光 (一种契机：或许可以喻指一种新思潮) 的启迪引起了他对自身的叛逆（“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

由这新的眼光/视野，他重新审视了他周围的民众、现实和历史（“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结果他发现了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和现实的本质——“仁义道德”便是“吃人”!无疑这是一种石破天惊的发现，正是这一发现所体现出来的（狂人的）新的价值观与人们（常人）的（旧/传统）价值观产生了尖锐的隔膜与对立：“狂人”被他周围的人视为疯子，常人也被“狂人”看作“吃人的人”。

进一步看，这种隔膜和对立还造成了狂人的悲剧命运（由疯狂向健康的复归）。

狂人的使命并不仅仅在于发现了“仁义道德”“吃人”，更重要的还在于要把这种发现告诉他的同胞（首先是他的大哥），唤醒他们，使他们从被“仁义道德”异化了的“吃人的人”变为“真的人”。

但是“狂人”遇到的却是“冷笑”、“凶狠”的“眼光”和“铁青”的“脸”。

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习俗和准则的“仁义道德”禁止任何异端的思维。

狂人更深的忧虑：他发现人们一旦陷入“仁义道德”之网所织就的奴化世界，便难以超越出来走向一个新的世界。

他这个发现了这一“吃人”真相的人难与人们对话。

这种相互隔绝，既使他无能为力，陷于深深的孤寂之中，更使他深爱着的人们难以走出这历史的深谷。

可以说，正是两个价值世界的隔膜与对立所造成的启蒙的艰难，使狂人又重新回到常人的世界，由“疯狂”而复归“清醒”，赴某地候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