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影像中的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

文学与影像中的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

[摘要]关于记忆的探讨近年逐渐成为中国问题研究的显学。《红高粱》的电影和文学原著都是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经典记忆。创作者以与时代相呼应的主观创新带动着小说与电影的叙事和视听表达，以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形塑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中国乡村的生活传奇和抗战记忆。电影与小说相谐相生、相得益彰，共同彰显了8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青年一代创新求变的时代精神。本文重看经典，体味一代人的精神，并对当今电影现状进行反思。

[关键词]《红高粱》；张艺谋；莫言；历史记忆；80年代关于记忆的探讨近年来似乎成为中国问题研究的显学，不仅学术领域对其更加重视，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也不断有重温经典、文化印记类型的节目推出。文学作品与电影都是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于特定的时代，并借由文字和影像抒发着时代的心声。文学作品又是电影的重要改编来源，为其提供故事和精神养分，也让自身在大银幕上焕发新生。国外优秀文学作品成就电影精品的实例很多，而在国内，提及文学原作与电影同样享有经典地位的作品，首推《红高粱》。

《红高粱》是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改编自莫言1986

年在《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影片1987年发行后，在第二年不仅斩获了国内金鸡、百花的“最佳故事片奖”，还获得了西德第38届柏林影展金熊奖，成为第一部中国人拍摄的在国际四大影展中获得最高奖的作品。莫言这位文坛新人也借由电影的成功为国外学界所关注，随后他的作品在海外得到了广泛而持续的译介，为之后赢得诺贝尔文学奖铺平了道路。可以说，《红高粱》是20世纪80年代两位30出头的年轻人走向世界舞台的起点，而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在国内外享有广泛的认可和关注，笔者认为正是得益于两人那种自由洒脱与时代相呼应的重述历史和传统的激情。

一、莫言传奇式的新历史主义写作创新

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我爷爷”“我奶奶”身上的生活和抗日传奇故事。小说的构思来源于1938年真实发生在莫言家乡山东高密的“孙家口伏击战”和“公婆庙惨案”，这也是后来张艺谋电影拍摄的外景地。在两部小说近10万字的描述中，历史的真实被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常规的时间叙事被回忆不停打断，抗日题材作家常常采用的对恢宏而残酷的战争场景的描述以及对正面人物的讴歌在其中消失殆尽，转而呈现给读者的是传奇般的乡村生活和鱼龙混杂的各色人物。历史记载的伏击战的主角国民党游击队的曹克明被“我爷爷”

余占鳌这个匪气十足的人物所取代，他平日强抢强占，但在日本人欺凌中国老百姓时扯旗抗日，被人们敬为英雄；“我奶奶”风流韵事缠身，离中国传统贤良淑能的女性标准相去甚远，但她敢于抗争，不拘小节，追求自己的幸福，支持抗日，是女中豪杰；冷支队长本是抗日的正面力量，但为人奸猾怯懦，答应与余占鳌伏击日本人，却不及时支援，造成大量伤亡……小说中没有一个人物符合传统叙事当中的理想

人物形象，许多人只是在严酷的形势逼迫下，才最终展现出奋起抗争的民族大义。然而正是这一转变脱离了当时文学作品将人物标签化的传统，让各个人物回归了生活的真实。这种对官方正史传统叙事的颠覆、将文学创作回归“人性”的新历史主义叙事探索，在“文革”余风犹存的20世纪80年代，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得奖演说中曾经坦言：“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的确如此。1981年，中国共产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启了国家反思历史、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全新时代，中国文学界也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空前的创作繁荣期。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中，韩少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等一大批风格迥异的作家涌现出来，而莫言是其中比较特别的存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将20世纪中国的基层社

会称为“乡土社会”，他认为在乡土社会中，人们流动性很小，“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

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1]。从这个意义讲，莫言

这位农村出身的作家无疑把握了与自身相符的文学叙事脉搏，在他的作品中，高密东北乡是他肆意挥洒的精神家园，而传奇正是他独特的表达风格。

与后期作品逐渐转向深沉、内敛不同，莫言青年时期的作品完全是开放型的。在《红高粱》系列小说中，西方现代派的写作和中国传统叙事与童年记忆相结合，神秘、瑰丽的故事喷涌而出。小说当中不断铺陈着红高粱这一意象，它是“我爷爷”和“我奶奶”曾经浪漫结合的圣台，是酝酿出驰名的高粱酒的原料，是日本人逼迫踩踏的对象，也是乡亲们奋勇抗日的藏身之所。它韧性十足、生命力强，昭示着动荡的年代里中国民间饱受苦难又永不倾覆、勃勃生长的力量。不像老一辈作家创作当中有所顾忌，莫言像一位民间说书人，凭着记忆、想象自由挥洒，有时甚至毫无节制。他对日本人活剥罗汉的描写以及“我爷爷”有人命案在身的安排，都曾引起当时学界关于人物塑造和文学审美的激烈争论，然而作品对传统抗日题材的全新阐释，以及他酣畅淋漓的描写所呈现的自由向上的力量，成为文学评论者对其赞赏有加的主因。《红高粱》刚刚发表，老作家丛维熙就对其推介，称自己一口气读完，并“萌生激情”；李清泉也说：“我觉得《红高粱》

是强悍的民风和凌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2]；王德威评价：“《红高粱家族》纵横三代家史，俨然为现代主流叙事的时间背书……‘文化大革命’后，‘大叙述’逻辑掩退，莫言凭独特的文字所形成的狂纵演义，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历史力量。”[3]17

二、张艺谋独特的夸张与“仪式化”场景拍摄

据莫言回忆，他的小说发表大概四个月，文学爱好者张艺谋就找上他，商量将其改编成电影。张艺谋同陈凯歌、田壮壮、张军钊等都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从专业院校毕业的电影人，他们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被称为“第五代导演”。同莫言所处的文学界一派繁荣的创作景象相应，电影界也在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浪潮中开始对影视创作的各

个方面进行反思。在张艺谋之前，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陈凯歌的《黄土地》等青年摄影组的创新作品已经引起电影界的关注，而张艺谋作为两部影片的摄影所做的拍摄视角方面的大胆尝试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艺术上，儿子不必像老子，一代应有一代的想法”[4]，这是张艺谋在电影《一个和八个》的《摄影阐述》中曾说过的话，道出了他骨子里打破传统、大胆创新的激情和冲劲，而莫言小说《红高粱》当中那种勃勃的生机、生命的力量暗合了此时张艺谋电影创新的主张。正如电影《红高粱》的编剧之一朱伟所说的，“我以为是传奇背后那股对强力的强调，以及与它相应的洒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