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顿克拉克我的学术生涯上
科研课题论文：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要重视以人为本
64585 高等教育论文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要重视以人为本随着我国国情的发展，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高校教育管理也逐渐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高校教育管理要求由被动教育管理模式开始向主动管理模式转变。
高校教育管理将高校教育、科学研究和社会建设有机联系在一起，是实现高校教育工作顺利有效进行的保障。
高校教育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现培养个体的潜质，对其进行因材施教，从而最大程度地使其进行发展。
而执行这一过程的管理主体和客体均是人，高校的主要领导和教师就是这一过程的主体，而高校学生就是客体。
所以必须首先对教育管理的主体进行充分的培训，真正领悟“以人为本”的教育精神，懂得如何将这些好的方法灵活地运用到具体的教学生活中，从而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自我学习、教育和管理中，从而充分实现自我价值。
一.“以人为本”――高校教育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学是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场所，其为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出人才这一过程，也正是大学生得到自我认识、发掘和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大学生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重要基础。
而这个过程的主体与客体均是人，高校教育管理的实施者是人，其目标也是为了完善客体的发展。
因此在高校教育管理过程中，只有充分发挥主客体的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发挥“以人为本”的高校教育管理的效果。
二.“以人为本”是高校科学管理的必然趋势（一）管理意识转变的要求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对高校教育过程中的主客体的职责和角色要求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主客体对自己的认知、要求和价值的实现也不断提高。
这也就意味着教育管理模式将逐步由传统的服从行政命令的被动管理模式向“以人为本”主动管理模式转型。
因此高校教育管理的意识和方法也随之发生转变，由单纯的制度管理转向为管理主客体的互动、主动的管理模式。
这就要求现代的高校教育管理需要同时将教师、学生和家长有机结合在一起，充分调动彼此的主管能动性，并以是否能够充分发掘学生的潜力和有效完成学生的价值培养作为衡量高校教育管理成败的标准之一。
我的学术生涯(上)
我的学术生涯(上)
伯顿·克拉克;赵炬明
【期刊名称】《现代大学教育》
【年(卷),期】2002(000)006
【摘要】@@ [译者序]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教授也许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
界最熟悉的外国学者之一.王承绪先生已经组织翻译他的四部著作:<高等教育新论>、<高等教育系统>、<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和<探究的场所>.
【总页数】7页(P8-14)
【作者】伯顿·克拉克;赵炬明
【作者单位】美国加州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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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顿_克拉克的创业型大学思想及其启示_吴仁英 (1)
第37卷第3期临沂大学学报2015年06月Vol.37No.3JOURNAL OF LINYI UNIVERSITY Jun.2015伯顿·克拉克的创业型大学思想及其启示吴仁英（临沂大学教育学院，山东临沂276005）摘要：创业型大学是大学模式革新的一种新形式。
伯顿·克拉克认为创业型大学应包括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扩大的发展外围、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激活的学术中心地带和整合的创业文化五大核心要素。
在不断变化的复杂环境中，创业型大学能够成功平衡它所承担的学术使命和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种新的大学形式，创业型大学对于我国地方高校的变革与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创业型大学；地方高校；变革与创新；启示中图分类号：G6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6051（2015）03-0014-05DOI:10.13950/ki.jlu.2015.03.003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是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他于1994—1996年间，对英国的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 wick)、芬兰的约恩苏大学(University of Joensuu)、荷兰的特文特大学(University of Twente)、苏格兰的斯特拉斯格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以及瑞典的查尔墨斯技术大学(Chalmers Universi ty of Technology)五所大学的创业经验开展了深入研究。
尽管五所大学的教育和文化背景迥异，但它们均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变革，主动接受外部环境的挑战，积极调整其传统角色和职能，最终实现大学组织模式的成功“转型”，获得了卓有成效的发展。
针对大学转型问题，1998年伯顿·克拉克出版了专著《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Creating En 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Or ganization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此书被誉为欧洲大学革新的“圣经”，伯顿·克拉克本人也被誉为“创业型大学之父”。
对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的文本解读
了政策分析的本质及与其 他社会科学观点 的联系 ， 进而比较欧洲高教体系 中具体改革 的个案研究 ， 提 出变革的三个纬度 ： 深度 、 广度 、 层次 ， 阐明了高等教 ’
育改革的核心问题 。 最后 ， 克拉克对上述八个观点进行 梳理 、 总结 ， 归纳出“ 一个集中而不是分叉的主题 ， 明这些观点 指 ：样导 致 产 生一 个更 大 的联 系 而不 是 离析 的框 怎
构、 信念文化的结构 、 权力结构。书中还探讨了高等 教育矩阵的特征 ， 对高等教育这一学术组织的特点 、 变革方式和协调机制等做了独到的分析。 （） ５社会学的观点 ： 马丁 ・ 屈罗教授从较少被人
关注的院校地位人手 ， 提出了高等教育分层 的四个
都将成为我们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研究理论水平、
更为深入的认识 ， 给高等教育带来 了一种全新 的研 究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 ， 该书为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开辟 了一条新的路子 。在 书中， 克拉克特别强调 ：教育 “ 家们可 以在这些观点中 自行切换， 利用不同的观点 解决不同的问题 ， 或进行不 同的争论ｏ［ 无论是多 ＂１ １ ２ 学科的研究视角 ， 还是由此而形成的诸 多研究成果 ，
究， 其中， 中分析论述了学科文化。 集
（） ７ 科学的观点 ： 西蒙 ・ 瓦茨曼教授对英、 、 施 法
了解高等教育系统是怎样运转的， 为什么这样运转 ，
它们怎样 和为什 么与社会的某些其他部 门联 系起 来 。… 主要观点如下 ： ”
德、 拉美的科学发展 ， 特别是关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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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ｐ ．０ ６ ｅ ｔ２ ０
大学学术权力模式的探索
中寻求符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大学模式 ， 寻 找符合时代发展 的学术权力的模式。也只有在集众 家所 长 ， 避 众 家 之 短 的 意义 上 ， 对 大 学 学 术权 力 的 认知才真正具有 了可提升的空间。历史给与我们更 多 的乃是启 示 ， 而不是 不 经思考 、 反 思 的事实 。 二、 我国大学学术权力模式探视 由于历 史 与文 化 的差 异 ， 中西方 对 大学 学 术 权
程， 也研究对待变革的的顽固抵抗行为 。” 因此 ， 以
作者简介 ： 王 文华 （ １ ９ ７ ３ 一） ， 女， 辽 宁沈 阳人 ， 辽 宁师范大学教 育学院博士 。
力模式的探索道路有所不同。我 国特殊 的历史文化 背景造成 了我国大学 的发展理念 以及大学学术权
２ ０ １ ３ — ０ ３ — ２ ７ Ｇ４ ０
Ａ
２ ６
辽宁 教育行政 学院 学报
２０ ｛多
力的基本模式都具有不断转型与革新 的特点。从闭 关锁国的封建社会到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 大学的兴衰值得反思 ， 在这种反思之 中我们发觉大 学理念 的进步 ，总结大学学术权力的不 同演绎 ， 更 为重要 的是 ， 在这些变革中挖掘出大学学术权力的 哲学化认识 ， 凸显教师主体的重要作用 ， 为提升大 学学术权力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 。 （ 一） 我 国近代 大学学术权力模式的历史陈述 如何建构合理 的大学学术权力模式有赖 于在 考察 近代 以来 我国大学学术权力模式变革 的基础 上， 对大学学术权力模式 的构建进行总体的分析与 研究。在中国的独特文化 、 历史背景之下 ， 大学学术 权力的模式又将走出何种别样的轨迹 ， 试述如下。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 中国面临着着 日益加深 的 民族危机 ， 此时， 新兴 的民族资产 阶级发动 了变法 维新运动 ， 试 图对 中国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教育等 进行改革 ， 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大幕就 此拉开。正当戊戌变法走向高潮之时， 京师大学堂 成立了 ， 成 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国立大 学。从大学学术权力模式演进 的轨迹看 ， 从京师大 学堂开始 ， 中国大学进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变革 时期 。 （ 二） 我 国大学学术权 力模 式发展 中的哲学认
当今学术不端现象研究——基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本体价值论的视角
基本要求， 因此， 给大学带来勃勃生机， 他 是大学进步的条件。６ 【 】
问题在于， 大学在适应 “ 社会”的同时忘掉 了自己， 学者在 “ 教育”
在 院 士 抄 袭不 再 是 新 闻 的今 天 ，一 种 新 问世 的反 剽 窃 软 件 别 人 的 同时 也 忘 掉 了 自己。 学 者 们 忘 记 了大 学 的本 质 ，把 学 术
而 伯顿 ・ 拉 克 的高 等 教 育 本体 价 值 论包 括 追 求 真 知 、 持 信 念 、 纯 洁 性 。我 们 要 把 追 求 真知 、研 究 科 学 、培 养人 才 放 在 第一 位 。 克 坚
崇尚自由等理念对现在 的高等教育仍具有指导意义。
一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笔者认为学术腐败现象归根结底是大学 的学 者和学生们偏离了 价值轨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 为 ： 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 “
研 究 生 袁 新 的硕 士 学 位 论 文 山东 省 ＦＥＥＥＰ协调 度 研 究 》 ，系 的 研 究 机 会 都 要 为 真 理 服 务 ，在 大 学 里 追 求 真 理 是 人 们精 神 的
抄袭南京财经大学研究生曾康宁的硕士学位论文 （ （ 江苏省ＦＥＥ ＥＰ协调度研究 ……
追求真知 即满足人 类认识世界方 面需要 的价值 。 在 高等 续发展 ”为主题的中外大学校长圆桌会议上 ，感悟道 ： 我刚做 “ 教育系统 中，人与真知 的关系就 是高深学问的传递和承接 ，真 大学校长时，认为办学主要靠 经费，没有钱 ，什么事都办不成 ； 知成为 “ 牙塔 ”的象征和高等教育不受 “ 象 外界”污染的标志， 后来领悟 到大学要办好，比经费更重要的就是人才 ； 过了几年 ，
笔者 认为，学术 不端不是技 术所能够解决 的问题，而是高 为世范”不仅仅 适用于北京大学 ，也适用于其他大学对教师 的 等教育价值观的问题 。本文就伯顿 ・ ・ Ｒ 克拉克高等价值本体论 要求。坚持优 良的学风，反对 学术腐败 ，已经不只是个人道德 的视角探讨这种现象 。
高校教师资格证-江苏高等教育学-第十章-高等学校管理
高校教师资格证-江苏高等教育学-第十章-高等学校管理［单选题］1.高校依法管理学校内部事务是指高等学校的OOA.（江南博哥）“举办者”B.“管理者”C.“办学者”D.“引领者”参考答案：c参输析:高校依法管理学校内部事务是指高等学校的“办学者”。
［单选题］2.有权对高等学校进行行政管理的主体是指高等学校的OoA.“举办者”B.“管理者”C.“办学者”D.“引领者”参考答案：B参考解析：有权对高等学校进行行政管理的主体是指高等学校的“管理者”。
［单选题］3.在高校外部，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化管理的特点不包括OOA.管理活动一般由专职行政人员承担，在学校层面表现最为集中B.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化管理具有“计划发展”的特点C.拨款制度和考核制度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抓手D.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化管理广泛存在于高校办学的各个环节参考答案：A参考解析：在高校外部，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化管理的特点包含：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化管理具有“计划发展”的特点；拨款制度和考核制度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抓手；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化管理广泛存在于高校办学的各个环节。
［单选题］4.学科参与治理的组织载体是O oA.学校学术委员会和学院教授委员会B.同行评议、基于学科的中介组织C.去行政化、落实战略管理、增强校长治校能力D.教育行政部门扮演好自身角色，既保障自主办学，又保障多元参与参考答案：B参考解析：学科参与治理的组织载体是同行评议、基于学科的中介组织。
［单选题］5.高校教师的需求特性包含Oo①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②注重成就激励和精神激励③重视人格独立和自由④具有较大的职业选择权⑤渴望弹性的工作时间和称心的工作环境A.①②B.①②③C.①②③④D.①②③④⑤参考答案：D参考解析：高校教师的需求特性包含：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注重成就激励和精神激励；重视人格独立和自由；具有较大的职业选择权；渴望弹性的工作时间和称心的工作环境。
［单选题］6.高校教师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他们的O上。
从文化观点看高等教育——解读《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
142从文化观点看高等教育——解读《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刘斌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熊伟 江苏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王幸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摘要：英国学者托尼•比彻在书中的《文化的观点》一文中，界定了文化的概念，分析了文化的内在和外在的决定因素、学术文化的若干环境因素、知识的性质及其对学术文化的影响、文化分析方法的范围和局限等。
他为高等教育文化研究拟定了一个分类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从文化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的新视野。
关键词：高等教育；文化；学科由美国著名学者伯顿•R•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是一部研究高等教育系统的经典名著。
其中托尼•比彻从文化的观点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分析，从学科、学术文化及其环境，知识的性质及其对学术文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同时指出正确的文化分析应该允许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为我们提供了从文化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的新视野。
一、文化的概念与理论背景托尼•比彻认为文化联系了共同的思维方式与集体的行为方式、学术探索群体，把哲学分析与现象调查编织在一起对文化研究尤为重要。
文化的基本意义是“智力的发展，心灵的发展”，人类学中则表示生活在共同的环境中，由共同的行为习惯、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群体，同时还包括使人们重视培养社会的人的过程和形式，也可称作支配着社会或社会群体的行为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信仰和信条。
他还进一步指出“对事物不抱想当然”的态度是理解文化的重要出发点。
与文化分析的理论背景有联系的领域：第一类研究是对学术生活进行小说式的描述；第二类研究是历史和回忆录；第三类研究以强调约定俗成的东西为特征；第四类作品着眼于面向有知识的公众。
相对于社会的其他组织机构而言，高等教育或大学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方式，大学的主流文化是历史的积淀。
诚如哈佛前校长洛韦尔所说：“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越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
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经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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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编者按] 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教授是美国教育界著名的学者。
克拉克教授的这篇个人传记,回溯了他求学、寻知、以及如何步入高等教育学术殿堂的全过程。
阅读此文,如同浏览了一篇战后美国教育的发展史,恭听了一位长者的谆谆教诲。
无疑为我们理解和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他个人的著作打开了一扇新视窗。
本刊特发此文以飨读者。
我的学术生涯(上)Ξ[美]伯顿·克拉克 著 赵炬明 译[译者序] 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教授也许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界最熟悉的外国学者之一。
王承绪先生已经组织翻译他的四部著作:《高等教育新论》、《高等教育系统》、《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和《探究的场所》。
将来也许还会包括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创办创新型大学》。
事实上克拉克教授在其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著述甚丰,建树颇多,尤其以从组织分析角度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最为重要。
2000年克拉克教授发表了这篇个人传记,追述了他在各个时期的主要学术工作的背景、思路、方法与心得,这对理解他的著作大有裨益,尤其可以使我们观察一个擅长组织分析的社会学家是如何做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的。
此外,克拉克教授是战后美国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还培养了一批当今活跃在国际高等教育学术领域的领导人物,克拉克教授在此文中详细地回忆这些人和事,因此这篇传记可以看作一篇历史文献,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当代美国和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轨迹。
克拉克教授说这篇文章是特意为那些有志从事高等教育学术事业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写的,因此中国的青年学者们和学生们也可以从中受益。
这是翻译这篇传记的三个主要原因。
我要向克拉克教授本人及A G A THON出版社表示感谢,是他们慷慨应允我翻译此文;还应感谢《现代大学教育》编辑部同仁,是他们决定发表这篇长达三万五千字的传记。
一个退休大学教授写的自传也许可以让人们通过对作者个人经历的考察找出某些值得保留的价值及发现造成其发展机会的文化假设。
这篇文章也是特意为那些有心从事学术事业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写的。
它追溯了我自三四十年代的经历。
今天和半个世纪以前是多么不同呀!先是大萧条,然后是20世纪最大的战争,这些决定性地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
回首过去,我最早的两份工作是做小职员和当兵,它们都使我不太可能从事学术工作。
可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工作竟然把我送进了大学,从那儿起我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一、通向大学的曲折之路我的生活一开始就碰上大萧条,因此我不可能上大学。
我是在新泽西州南部的欢乐山谷镇上的高中。
那时我是个“好孩子”,好读书,拿高分。
我妈妈后来告诉我妻子,“他那时总是把头埋在书里”。
但我也属于有资格为横行球场的橄榄球队的壮汉们提头盔或在篮球队当板凳队员的那类男孩。
上大学对我来说从来就是没戏的事儿。
我们家没一个上大学的,同伴们也从不谈当专家的事。
镇上少有的几个上大学的人也不过就是学了点师范。
到8 现代大学教育 2002年第6期Ξ收稿日期:2002-06-19 作者简介:伯顿·克拉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荣誉教授。
赵炬明,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校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1939年时家里干脆就不考虑让我上大学了,一是家里没钱当学费,二是学校离家太远。
于是我在当地收费低廉的工商学校里学了一年文秘,然后在当地的小店里干活。
为了逃避家乡的萧条,我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几个月跑到首都华盛顿的战争部当秘书。
华盛顿真是个大城市。
在战争部我有机会和一些兢兢业业的年长的军队职员一起工作。
战争部也有年轻人,多是从爱俄华加州等地乘火车远道而来的姑娘们。
由于战争部工作部门不断地扩大分化,我也因此被不断地提拔。
那时大家都忙于即将爆发的战争,部里士气高涨。
我很快就爱上了我的秘书工作。
当时我想要是战后能到华盛顿工作就不错了。
我腻透了新泽西南部的小镇生活,而且发现了首都的城市娱乐生活。
我想我是爱上了普托马克河了。
我1942年入伍,在军队干了三年。
先是在空军,然后在陆军。
我在标准化考试中能拿高分,这帮了我的大忙。
岗位考试中我因我的文秘技术而被录取。
经过基本培训之后我被分配在空军和陆军的舒服岗位上工作。
在综合智力考试中我也拿了高分,因此得以以志愿者身份和军官身份参加陆军特别训练部的一个项目:作为军队干部被送到肯萨斯大学学习,读速成工程学位。
好事多磨,1944年初陆军的头头们认为不需要那么多军官花两到四年学工程等专业,而是要人去补充步兵和坦克部队以准备在欧洲战场发动大战役。
陆军特别训练部的大部分项目也因此撤销。
我们这些“幸运”大学生们随即被送到陆军接受进一步训练,就是背着45磅重的背包和步枪行军26英里,然后送往欧洲战场。
这已是1944年冬了,正逢布拉格战役,同盟军横扫欧洲。
我所在的第42D 步兵师留在奥地利的苏兹伯格,直到1945年5月欧战结束。
从战争到退伍军人法案是美国国内政策的巨大转折点。
我当时已经准备回华盛顿当职员去了。
军中有经验的人告诉我,政府要出钱让我们上大学,我可以得50个月,这个良机不可错过。
于是我在奥地利寄出了几份申请,而且很快就收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复函,同意接受我于1946年秋入学。
我在肯萨斯大学的学分肯定帮了大忙,它证明我能胜任大学学习。
为了利用好余下的几个月时间,我从第42D师就地退伍,再以平民身份到第七集团军驻维也纳的总部工作,该部队代表美国参加战后四大国对欧洲的占领。
奥森威尔斯的电影《第三者》对战后那些日子有栩栩如生的描绘:战争摧毁的城市、黑市、奥地利人悲惨的生活,真的就是如此。
尽管置身于艰苦之中,包括和俄国人的紧张关系,有些东西如歌剧院戏票之类东西占领军已经可以弄到了。
我那时能一周连续好几晚上在歌剧院看歌剧,还总想搞清楚为什么一个重达200磅的女高音会因营养不良而死亡。
你看“现实”世界已经给年仅25岁的我上了多么实际而复杂的一课。
我现在要作为退伍军人上大学了。
我曾是个叛逆者吗?青少年时代我做过什么好男孩好士兵所不为的事吗?我使劲回忆我各种违禁行为,记起了两件事。
上高中时我曾用对同伴的忠诚取代常识。
为了巩固我和几个和教练吵架的朋友的友谊,我半夜从篮球队的宿营车出走。
家里为此大为不悦,学校也威胁拒绝给我出运动员证明信,尽管我在校橄揽球队和篮球队服务过。
我明白以后最好再别干这类事了,但它让我感觉挺好。
难受了15分钟之后我就被宽恕了,学校也给我了我要的证明信。
几年后我当兵的时候,在部队即将开赴海外的那个周末,我“溜号”到新泽西看望父母去了。
一位长官罚我违纪,我受到降级处分,从上士降到二等兵。
在一个小型仪式上,我的军士袖条被扯走了。
从此后我非常守纪律,但是我知道“溜号”探亲在道德上是对的。
我后来又把我的军士袖条挣回来了。
每月十几元军饷还没处花,这倒是挺不错。
现在我要复员上大学了,也许至此我才长大成人。
我的叛逆倾向至多就是有点倔,我的倔劲儿偶尔也会失控,但不过就是变得更倔点而已。
二、社会学角度:从退伍军人法案到博士学位刚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我并不知道今后要干什么。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可以试不同的领域,学校都能提供。
这和国外大学非常不同,也是美国大对我有吸引力,我天真地以为也许它能让我到政府驻外机构工作,但那时公立大学毕业生到外交部工作的前景不十分看好,此外加州令人愉悦的生活很快就让我对欧洲的浪漫回忆淡去了。
我又试了经济学,可一进银行学国际贸易学的沉闷教室,我就觉得索然无味,可这都是经济学的主课呀!我还在心理学的门口转了一下,好象它们专门研究人9我的学术生涯类的不稳定行为。
那时我的几个好朋友就主修临床心理学,他们确实有点神经兮兮的。
参加几次社会学的课之后,我发现社会学挺有意思,也很开放。
在社会学里我可以学习好几个尚未被经济学和政治学占领的领域,于是我在社会学专业里学了整整一年。
1949年获得学士学位,那时我已经到加州大学三年了。
学完社会学之后我还有两年的政府资助没用。
我就接着在一个兼有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系里读社会学研究生。
1950年时该系只有社会学可以授博士学位。
社会学组是由城市社会学家布鲁姆(Leonard Broom)领导的一帮非常年轻的教授刚刚组建起来的。
和哥伦比亚、哈佛、芝加哥大学那些占据社会学中心的优秀社会学系相比,这儿的社会学差得很远。
但这里的社会学组也有有价值的东西。
塞兹尼克(Philip Seiznick)教组织社会学,罗宾森(William Robinson)教研究方法。
他俩都是从哥伦比亚来的。
刚从芝加哥来的特纳(Raiph Turner)教集体行为,克雷西(Don Cressy)教犯罪学。
系里仅有的几个研究生都是退伍军人,好象都不比教师年青。
师生之间亲密无间。
学系在一个临时建筑里,战后的急剧发展使校园里充满了成百上千的这类建筑。
同学们都很聪明、独立、渴望学习。
哥瑞尔(Scott Greet)、贝尔(Wendell Bell)、基特萨斯(John K itsuse)、卡米雷瑞(Frank Cami2 lieri)、梅森格(Sheldon Messinger)后来都作出杰出的学术成就。
精力充沛、学术严谨、涉猎广泛的哥瑞尔和贝尔1952年获博士学位,我1954年获博士学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第三个社会学博士。
其实在拿到硕士学位以后我就决定留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而不到由令人敬畏的默顿(Robert Merton)和拉扎斯费尔德(Paul Lazars2 feld)执教的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去冒险。
自从做了这个选择之后,我的好运开始了。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的各个专业方向中,最吸引我的是塞兹尼克的方向,那时他处在组织社会学领域的前沿。
我接受了这个思想:在现代社会众多类型的组织中,最重要的是那些正式组织起来的、被广泛称之为“组织”的那些组织。
的确,到十九世纪中期,人们还不清楚究竟是组织,还是个人或阶级是最重要的社会活动者,我逐渐形成的社会学专业眼光使我变得专注于那些“有目的”的社会系统。
这是一个新领域,一个由默顿和他的天才学生塞兹尼克、李普塞特(Lipset)、布卢(Blau)、古尔登(G ouldner)等开辟的新领域,它范围宽括,机会无穷。
只要通过富有想象力的个案研究,就能创造概念,并通过概念点出一个组织甚至一类组织的“个性”,就象塞兹尼克对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所作的经典分析和李普塞特、科尔曼(Cole2 man)、特罗(Martin Trow)所做的研究一样。
你会发现各种价值是怎样置根于公共机构、工商企业、工会、医院、监狱等各种组织之中,并使组织变得真实。
你能发现为什么隐藏的对立力量为明显的目的相互比试而且非正式组织比正式组织还要强大时,后果的不可预测性就足以使组织偏离其既定轨道,这时再精心设计的计划也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