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内部权力考析

江西社会科学2011．7中国近代大学内部权力考析■雷金火邓小红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作用于大学内部的核心权力。

我国近代大学内部权力随着清末、民国初期和国民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博弈始终贯穿于大学发展的整个历程。

清末，行政权力独揽，学术权力微弱，两权合二为一；民国初期，学术权力主导，行政权力服务，两权初步协调；国民政府时期，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此消彼长，两权再度走向平衡。

这一变迁的历程对完善我国现代大学内部权力治理具有较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近代大学；内部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7－0108－08雷金火（1964—），男，安徽工业大学高教研究所（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安徽马鞍山243002）邓小红（1974—），男，江西省教育厅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江西南昌330046）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现代大学制度下的我国公立高校内部权力治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A880052）的阶段性成果。

大学内部权力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概念。

大学内部权力，随着高等教育的产生而形成，也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演变。

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中国大学内部权力演进的历程，客观认识大学内部权力产生的背景及特征，准确把握大学内部权力的发展规律，对当前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作用于大学内部的核心权力。

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学术权力是大学的核心和内在逻辑要求；作为正式的社会组织，行政权力是大学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二者的冲突与协调始终贯穿于大学整个发展的运行过程。

纵观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从1989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端，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探索。

根据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特点，6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清末（1898—1911）、民国初期（1912—1927）、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

[1](P12－18)本文将以内部权力变迁的时间为主线，以权力变化的背景、形成的制度、结构及特征等为主要内容，对三个阶段的中国大学内部权力进行考析。

一、清末：行政权力独揽、学术权力微弱，两权合二为一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和物质文2011108明，使清末一些开明人士觉醒。

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源于教育发达、人才辈出。

中国想摆脱欺凌，就必须改革教育，培养自己的人才。

于是，一些开明官僚开始了效仿西方办学的探索。

在“中体西用”理念的支配下，办起一批模仿西方大学的新式学校，这就是中国近代大学的初创与萌芽。

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学堂被创办，它既是技艺性的专门学堂，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轫。

[2](P36)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正式开始。

[2](P49)1900年夏，义和团进入北京，京师大学堂形同瘫痪。

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

同年12月17日宣布正式开学。

至此，标志着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正式产生。

[2](P52)随后，各省纷纷设立大学堂，这样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在清末已初具大学的格局。

与西欧中世纪大学相比，我国最早的新型大学诞生于民族危机的关头，作为救亡图存的一种工具，由政府出资兴办。

因此，清末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正式组织”，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联，与社会保持密切关系，不具有独立地位，从属于政府统治，几乎没有自主权。

（一）内部权力的确立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于1902年参照日本的学制拟定了《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学校系统制度。

此章程对大学堂的组织机构、人员和职责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如：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员以主持全学，统属各员，由特旨派大臣为之；设总办一员，副总办二员，以总理全学一切事宜，随事禀承管学大臣办理；设堂提调四员，以稽查学生勤惰出入，并照料学生疾病等事。

遇学生因事争论，堂提调应随时排解，有大事会同总办申理等。

[3](P557－559)因此，大学堂是封建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政府官员统率大学的学术管理，以教师为主体的学术力量不受重视。

虽《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但对其后《奏定高等学堂章程》的形成起了重要影响。

1903年，清政府命张之洞等人重新拟定新的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并于1904年1月13日批准颁布。

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实施的学制。

章程规定：大学堂应设大学总监督，分科大学监督，教务监督，正教员，副教员，庶务提调，文案官，会计官等；大学总监督受学务大臣之节制，总管全堂各分科大学事务，统率全学人员；分科大学监督，每科一人，受总监督之节制，掌本科之教务、庶务、斋务一切事宜；凡涉高等教育之事，与议各员，如分科监督、各教务提调、各科正教员、总监学官等意见如有与总监督不同者，可各抒其所见，径达于学务大臣。

[3](P618－612)《奏定高等学堂章程》的颁布为京师大学堂内部权力确立提供了制度依据。

从这个章程中不难发现：大学堂作为救国图存的一种政治工具，内部形成了与清政府同构的组织结构，学校主要领导由管学大臣、总办、总监督、督办等朝廷官吏担任或兼任，政府官员统率大学学术管理，教师力量微弱。

（二）内部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根据《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设总监督一人，总管全堂各分科大学，统率全学人员。

分科大学监督每科一人，受总监督节制，掌本科之教务、庶务、斋务一切事宜。

每科设教务、庶务、斋务提调各一人，辅佐分监督。

教务提调受总监督节制，为分科大学副监督，诸事与本科监督商办，总管该门功课及师生一切事务等。

[4] (P817)这样总监督直接管教务提调，有关学术事务的管理权牢牢控制在总监督手中。

就京师大学堂来看，大学堂总监督“主持全学，统属各员”，因此，总监督既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也具有学术事务的控制权。

可见此时期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未分离，而是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于一身。

自张百煦掌管京师大学堂后，规定自总教习至一般的教职员一律实行自聘，对不尽职责的教习最高长官有辞退之权。

由此可以看出，这时学堂总办或总监督除具有任用分科监督和提调的人事权外，还有任用教师和一般职员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

另外，大学堂内部也有民主议事机构，如《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堂内设会议所，凡大学各学科有增减更改之事，各教员次序及增减之事，通儒院毕业奖励等之事，由总监督邀集分科监督、教务提调、正副教员、监学共同核议，由总监督定议。

”[4](P819)这说明，普通教习对大学堂内部中国近代大学内部权力考析109江西社会科学2011．7学术事务有一定的参议权，但没有决策权。

(三)内部权力特征和对大学的影响综上所述，清末大学内部权力可概括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强大的封建专制集权的制度环境，迫使大学内部管理模式基本与政府同构，使大学内部形成了一套等级森严的科层制体系结构，并且管学大臣、总办等均由朝廷官员担任，这就决定了大学内部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权力占据绝对核心地位，总揽大学内部全部事务。

另一方面，虽然大学堂内部设有民主机构，教习或教师有一定的参议权，但总监督统领一切，学术人员权力被强大的行政权力取代，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于一身，合二为一。

在这种权力结构的作用下，大学与封建政府紧密相连，并深深打下政治化的烙印。

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师聘用等均由政府控制；经学统率诸学，教师思想禁锢，学者群体难以形成，学术权力意识淡薄，学科建设发展缓慢，大学缺乏生机和活力；学生主要为获取举人、进士出身而读书。

因此，大学尽管在体现政府的政治目的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作为大学基本价值和基本制度的学术自治和自由几乎没有得到重视，学术权力极其微弱，为以后大学精神的形成埋下了苦涩的种子。

二、民国初期：学术权力主导，行政权力服务，两权协调初步清末的高等教育虽然具有近代大学的格局，但其性质仍是封建专制性的学堂，距离追求民主、科学的近代大学还相差甚远。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使近代高等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境遇。

随着民主共和信念不断深入人心，留洋爱国人士学成回国，国人的科学与民主意识日益加强，这些进步，在倡导教授治校、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方面，为推进大学制度的改良，既创造了一定的客观和主观条件，也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大学制度的改良1912年10月24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大学令》二十二条，其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物，各科设学长一人，主持一科事务；大学各科设讲座，由教授担任之；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会员。

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等。

《大学令》规定了大学的教育方针和组织原则，勾画了大学制度的框架，是中国资产阶级改革高等教育，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来巩固辛亥革命教育成果的实践。

[2](P100－101)它与清末《奏定高等学堂章程》相比，不同之处主要有：一是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废除了“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等封建教条。

二是大学设校长，各科设学长，代替总监督及各科监督。

三是大学设评议会，各科设教授会。

《大学令》的颁布标志着近代中国大学开始走向科学、民主之路，为大学教育走上符合自身逻辑发展之路提供了制度依据。

它确立了学术人员对于学校事务的参议权和学术事务的决议权，为大学内部学术权力的确立提供了法律基础。

《大学令》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学法律，尽管它的主要内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并没有能够付诸实施，但对后来历次有关大学立法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5](P40)1917年9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大学令》共十八条，对《大学令》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正。

[1](P140－141) 1924年2月2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又公布了《国立大学条例》20条及附则3条，同时宣布废除民国元年颁布的《大学令》和民国二年颁布的《大学规程》，重新规定了大学教育的宗旨以及大学的组织结构。

《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国立大学设校长一人，由教育部长聘任之；大学教员设正教授、教授二级，由校长聘任之。

正教授、教授的任务是规划本学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必要时可以延聘讲师；设董事会和评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