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
新古典综合派
政策主张
两个方面的创 新
两个基本主张
两个方面的创新
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和扩张性财政政策思想的基础上，新古典综合派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创新。
一是主张采取“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减少经济周期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20世纪50年代，汉森提出了以“反经济周期”为目的的“补偿性财政政策”(compensatory fiscalp olicy)和“补偿性货币政策”。“补偿性财政政策”不追求每一财政年度的收支平衡，只求在经济周期的整个期 间实现收支平衡。在经济萧条时，主张采用膨胀性财政政策，同时中央银行放宽信用，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 息率，可以变萧条为繁荣；在达到充分就业、出现通货膨胀时，实施相反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同时紧缩信用，减 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息率，以求得萧条与繁荣时期的相互补偿，防止经济危机的爆发。
2、新古典综合派是从实证经济学的手段和目标的统一角度考虑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结合的。该学派的重 要代表人物萨缪尔森认为，现代混合经济制度仍然面临着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如生活质量，贫穷与不平等，生 态与生长等问题。这些问题全都涉及到价值判断，超出了狭义经济分析的范围。但是萨缪尔森认为可以通过实证 经济学对其做出实证分析。萨缪尔森认为可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在经济学这样复杂的学科中，怎么能保证经济手 段不会造成恰恰与想达到的目标相反的结果呢？萨缪尔森是从实证经济学手段与目标的统一角度考虑这些原来属 于规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他扩展了实证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范围，表现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在研究课题 上的交叉和结合的取向。这为我们进行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的综合达到解决经济问 题的目的。
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及历史
•
1935年，汤象龙在《食货》（半月刊） 上发表论文，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认识 ，认为“研究经济史不能图急功近效，因为 这种研究的第一步仍然是一种开荒的工作 。……经济史的范围太广了，同时资料的收 集是异常困难的。就拿外国比，他们研究 经济史的人曾经有过几人写过大部的有系 统的经济史？
• 学术团体的出现；汤象龙是中国第一个史 学学术团队“史学研究会”的倡导者。 • 在较多的高等学校开设经济史课程。
• 1986年成立中国经济史学会。1982年厦门大 学创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刊《中国经济史 研究》。
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史无定法 经济Hale Waihona Puke 的方法经济史研究的理 论与方法
历史学的方法
社会学的方法 计量分析的方法
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
•
史无定法。理论与方法都是工具。因此，其基本原则 是根据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的特点和具体情况来选择 和确定相应的理论和方法。
• 历史学和经济学双方的变化，促成了当代西 方三大经济史学派的出现。 • 1、以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于 20世纪40年代完成的结构主义整体观经济史 学； • 2、以美国福格尔为代表的20世纪60年代出 现的计量史学； • 3、美国诺斯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新制度 经济学派经济史学。
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古史辨派古史辨派，又称古史辩派、疑古派，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
《古史辨》，共七巨册，是“古史辨派”研究成果的汇集。
顾颉刚他们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
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到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标志着该派的正式形成。
以后，《古史辨》又持续出到七册，当时有不少知名学者参与了这项活动，在学术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古史辨派在其研究中，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
其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
食货学派《食货》半月刊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份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专门刊物,是由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陶希圣主编的一份学术性半月刊。
食货学派的主要特征是：其成员以陶希圣为中心，具有稳定的师承关系,并形成了紧密的学术联系；他们大都接近或倾向于唯物史观，在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上已形成较为相似的学术观点；其治学风格以理论与史料并重见长。
陶希圣食货学派成员在中国经济社会史的诸多领域内颇有建树，尤精研于魏晋至唐宋社会经济史，他们在倡言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强调理论的重要，在治史风格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建立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进而在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食货学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食货学派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禹贡学派禹贡学派的形成，要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鼻祖顾颉刚先生谈起。
由于在研究上古史和上古史文献特别是《尚书·禹贡》时，遇到很多古代地理问题，需要解决，同时也痛感当时历史学界对于历史地理知识的匮乏与需要，从而引发了顾颉刚研究古代地理的志趣。
当时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沿承古代的传统，是以疆域政区沿革为主，学科的名称也是沿用古代的“沿革地理”一词。
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思潮及学派
导言
一、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研究对象 二、为什么学习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三、对待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态度与研
究方法
一、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研究对象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渊源: 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指20世纪30年代以后流行于欧美国
家和其他某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学说。并且一直延续到现 在的经济学说。 Ⅰ：古代和中世纪的经济学说——前古典经济学时代—— 15世纪之前 Ⅱ：近代西方经济学说——古典经济学时代——16世纪至 19世纪60年代 Ⅲ：现代经济学体系的产生与发展——新古典经济学时代 ——19世纪70年代至 20世纪30年代 Ⅳ：当代经济学体系与流派——20世纪30年代至今
（3）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各流派，也不同于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各流 派的非主流经济学派。这包括：瑞典学派，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体系，罗斯托 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新制度学派，激进经济学派。
（二）流派概况
1、凯恩斯主义主要流派（国家干预主义流派） （1）新古典综合派（美国凯恩斯主义） （2）新剑桥学派（英国凯恩斯主义） （3）新凯恩斯主义Ⅰ（1960’）：凯主义非均衡学派 （4）新凯恩斯主义Ⅱ（1980’中期以来）：凯主义主流经济学 （5）新兴的新古典综合——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的新综合（世纪之交
（1）由于凯恩斯的追随者对凯恩斯经济学说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和补充而形 成了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包括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新剑 桥学派，非均衡学派(新凯恩斯学派)，希克斯的经济学体系，新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
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
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滨下武志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滨下武志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李伯重
《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李伯重
《理论、发现、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李伯重《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黄宗智《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彭慕兰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贡德.弗兰克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许涤新、吴承明
《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史》——范金民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
《中国经济史新论》——杨德才。
“大分流”之后：“加州学派”的二十年
“大分流”之后：“加州学派”的二十年作者：李伯重来源：《读书》2019年第01期二十年前，一批在美国加州不同大学中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中年学者，先后出版了几本专著，对当时国际经济史坛的主流理论和观点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并提出了新的见解。
这些学者后来被称为“加州学派”，他们的见解集中体现在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因此“大分流”理论也就成为“加州学派”的新见的代表。
这些新见提出后，迅速引起国际学坛的注意，在赞同和反对这些看法的学者之间出现了热烈的争论。
这个持续至今的大争论，从开始时主要针对中国和西欧的比较经济史的讨论，演变为题材广泛、涉及全球的跨地区、跨时代、跨学科的国际大论争，在国际学术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二0一0年，在关于大分流的论争开展十周年之际，著名经济史学家欧布莱恩（Patrick O’Brien）发表长文“Ten Years of Debate on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between the Economies of Europe and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ercantilism and Industrialization”，随后经济学家罗斯基（Thomas G.Rawsk）、布兰特（Loren Brandt）和马德斌（Debin Ma）也撰文“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二0一二年提交国际会议，二0一四年正式发表），对过去十年的论争进行了总结，并对以“大分流”为代表的“加州学派”的观点与研究方法进行了评论。
到了今天，又是八年过去了。
在经历了多年的争论之后，“加州学派”的学者们近来在“大分流”的研究方面有什么进展呢？这是诸多学者都关心的问题。
加州学派的“大分流”理论：19世纪中国与欧洲为何走上不同道路？
加州学派的“大分流”理论：19世纪中国与欧洲为何走上不同道路？展开全文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欧洲为什么在19世纪中叶达到绝无仅有的富裕？为什么这些不是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呢？这些问题虽然尚无共识，但是欧洲人的广泛共识似乎是这样：欧洲人早在工业化之前就已经独一无二的富有。
一方面是因为欧洲人口较少，另一方面是欧洲人拥有更多资本，特别是牲畜。
其他的看法还有例如艾瑞克尤斯在《欧洲奇迹》中认为，欧洲较早开始使用防火砖石，使得欧洲资本较不容易贬值，因此欧洲人只需要较少的年度盈余就能够使资本存量优势与日俱增。
类似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默认欧洲与东方有本质上的不同，近代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只是一种既定的长期变化的结果。
于是，更进一步，欧洲在19世纪中叶的崛起是由于欧洲在制度、文化、历史等民族性根源上天然不同于东方。
也就是说西方天然优于东方的最终结果。
关于“欧洲中心论”可以说是历史学的核心，不是曾一度是，而是从来就是现在还是。
我们压根就不知道“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我们听到的每一句话都有“欧洲中心论”的影子，即便是那些反西方最卖力的人，他认知历史的方式还是“欧洲中心论”式的。
当这种认知方式——“欧洲中心论”——旷日持久根深蒂固，它所衍生的所有事物，与它有关联的所有事物，建基它之上的所有事物，都是“欧洲中心论”的。
无法逃避无可避免。
二十年前，一批在美国加州不同大学中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中年学者，先后出版了几本专著，对当时国际经济史坛的主流理论和观点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并提出了新的见解。
这些学者后来被称为“加州学派”。
以王国斌、彭慕兰、黄宗智、贡德·弗兰克等人为代表。
加州学派首先的鲜明特色是反对“欧洲中心论”。
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稀奇，问题是加州学派在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认为，“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要比人们以前想象的大得多，所以必须要从根源上彻底理清与其决裂。
场景理论与城市发展——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新理论范式
场景理论与城市发 展
芝 加哥 学派 城 市 研 究 新 理 论 范 式
吴军
夏建 中 特里 ・ 克 拉 克
摘 要 ： 以芝 加哥 大 学 终 身教 授 特 里 ・ 克拉 克 （ Ｔ ｅ ｒ ｒ ｙ Ｃｌ ａ ｒ ｋ）为 代 表 的 研 究 团 队提 出城 市 研 究 新 范 式 “ 场 景 理 论 ” 。该 理 论 把 对 城 市 空 间 的研 究 从 自然 与社 会 属 性 层 面 拓 展 到 区位 文 化 的 消 费 实践 层 面 。 他 们 对 纽 约 、 洛 杉 矶 、 芝加 哥 、 巴 黎 、 东 京 和 首 尔 等 国 际 大 都 市研 究后 发 现 ， 都 市 娱 乐休 闲设 施 的 不 同 组 合 ，会 形 成 不 同 的 都 市 “ 场 景 ” ， 不 同 的 都 市场 景 蕴 含 着 特 定 的 文 化 价 值 取 向 ，这 种文化价值取 向又吸 引着不 同的群体前 来进行 文化消 费实 践 ，从 而 推 动 着 区域 经 济社 会 的 发 展 。这 是后 工 业 化 城 市 发 展 的典 型 特 点 。该 理 论 为 我 国城 市发 展 和公 共 政 策 制 定
提 供 了一 种 全 新 的 理 论视 角 。
都 市 空 间结 构 的研 究 一 直 是 西 方 学 术 界城 市研 究 的 重 要领 域 之一 ，而 芝 加 哥 学 派 则 是 众 多研 究 中 的典 型 代表 ，其 中 比较 著 名 的有 帕 克 （ Ｐ ａ ｒ ｋ ，Ｒ． Ｅ ）生 态
ｃ ｕｌ ｔ ｕｒ ａ ｌ ｖａ ｌ ｕｅ ｏｒ ｉ ｅ ｎｔ ａ ｔ ｉ ｏｎ． ｔ ｈｅ ｎ ｔ ｈｉ ｓ ｃ ｕ ｌ ｔ ｕｒ ａ ｌ ｖ ａ ｌ ｕｅ ｏ ｒ ｉ ｅ ｎｔ ａ ｔ ｉ ｏｎ ｃ ｏｕｌ ｄ ａ ｔ ｔ ｒ ａ ｃ ｔ ｄｉ ｆ ｆ ｅ ｒ ｅ ｎｔ ｇ ｒ ｏｕｐｓ ｗ ｈｏ ｃａ ｌ ｌ ｐ ｒ ａｃ ｔ ｉ ｃ ｅ ｔ ｈｅ Ｃ ｔ ｌ ｌ ｔ ｕｒ ａ ｌ ｃ ｏｎｓ ｕ ｍｐ ｔ ｉ ｏｎ． Ｔｈｅ ｒ ｅｆ ｏｒ ｅ，ｉ ｔ ｐｒ ｏｍ ｏｔ ｅ ｓ ｒ ｅ ｇ ｉ ｏ ｎａ ｌ ｅ ｃ ｏｎｏ ｍｉ ｃ ａ ｎｄ ｓ ｏｃ ｉ ａ ｌ ｄｅ ｖ ｅ ｌ ｏ ｐｍ ｅ ｎｔ Ｔｈｉ ｓ ｃ ｏｎｃ ｌ ｕｓ ｉ ｏｎ ｉ Ｓ ｂａ ｓ ｅ ｄ ｏ ｎ ｔ ｈｅ ｓ ｕｒ ｖｅ ｙ ｏｆ ｉ ｎ ｔ ｅ ｒ ｎａ ｔ ｉ ｏ ｎａ ｌ ｍｅ ｔ ｒ ｏｐｏ ｌ ｉ ｓ ，Ｎ ｅ ｗ Ｙｏ ｒ ｋ，Ｌ ｏｓ Ａ ｎｇ ｅ ｌ ｅ ｓ ，Ｃｈｉ ｃ ａ ｇ ｏ，
施坚雅模式
1964-1965年，施坚雅发表了3篇有关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专论，对中国市场体系初步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式。
（注：G.William Skinner,"M 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t 1,2,3,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o.1-3(1964-1965).）前2篇专论，对晚清及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市场变迁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初步奠定了施坚雅模式。
这一时段，恰好与中国学者眼中的“近代”相吻合。
第3篇论文，专论新中国成立后的商品流通方式和市场共同体等问题，属于施坚雅模式的论证部分。
施氏不讳言他的研究是对历史模式的一种提炼，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
又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可以划分开的每一个阶段中，农民交易活动都应该受到密切的关注”。
他强调，“对中国农村1949年以来的充分阐释必须依靠对前现代农民交易活动的优先分析”。
可见，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是施坚雅构架其理论模式的学术平台。
（注：参见〔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这一模式在1977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得以完善。
（注：G.William 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 niversity Press,1977).中译本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
）施坚雅模式是一种结构—功能分析模式，从“施坚雅模式”的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区(Core)和边缘地区(Periphery)即可知晓。
《大分流》研究综述(一)
《大分流》研究综述(一)《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GreatDivergence：Europe，China，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 ress.2000.）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代表作。
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彭慕兰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此后距离越来越大。
造成这种背离（即西方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
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
自2000年《大分流》出版以来，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围绕它展开的激烈争论不仅在美国的中国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对中国的史学界的震动不小。
该书被公认为是“对西欧中心论的新颠覆”。
“中国经济史论坛”曾专门邀请国内史学界的专家讨论如何评价彭慕兰及其加州学派。
学界虽说好评如潮，针锋相对者却也不乏其人。
弗兰克在《亚洲研究杂志》（TheJournalofAsianStudies）上评论说，它对于重新了解东西方之间发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机制有着最重要的贡献。
《美国历史评论》认为，这本书“每一页都新见迭出”。
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黄宗智，他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61卷第2期）发表长篇书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回应彭着观点并阐述自己观点，彭亦予长篇回应。
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与艾仁民从中国与西欧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JamesLee）、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他们人口史某些观点的解释。
经济学说史教学大纲
古典时期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主张 自由放任、市场经济。
凯恩斯主义时期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国家干预经 济的理论，主张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调节总需求。
新古典时期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马歇尔为代表 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强调个体理性、供需 决定价格。
02 03
供给学派与货币主义
供给学派强调减税和减少政府管制以刺激经济增长，而货 币主义则重视货币供应和利率对经济的影响。两者在政策 主张上有所不同。
新古典综合学派与新自由主义
新古典综合学派主张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强调财 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新自由主义则更加强调市 场的作用，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和私有化。两者在政府角色 和市场机制方面存在分歧。
经济学说的评价标准
理论逻辑
一个经济学说是否具有内在一致性和逻辑严 密性，其理论能否自圆其说。
实证支持
一个经济学说是否经过实证检验，其预测和 解释能力如何。
政策效果
一个经济学说在实践中是否能够产生预期的 政策效果，能否解决现实问题。
学术影响
一个经济学说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如何，是否 具有持续的创新和发展能力。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应用
新古典综合学派成为主流经济学说之一，被广泛应用于政府和企业的经济决策中，对战后资本主义世界 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
新凯恩斯主义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使凯恩斯主义面临挑战，新凯恩斯主义在凯恩斯主 义的基础上，吸收了微观经济学和新兴的理论，形成了新的经济学说。
凯恩斯的经济学说核心
西方经济学流派总结
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通常以基本的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作为划分经济学流派的主要依据。
不过学派的代表人物、师承关系以及地域范围也在一个流派的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流派的渊源主流经济学派源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
近代西经学的历史表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不断演进和分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19世纪40年代，以正统自居的约翰〃穆勒继承亚当〃斯密以及李嘉图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并吸收了萨伊等人的观点，形成了一个以生产费用论和供求决定论相综合的理论体系。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代表的数理学派以及后来的以克拉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逐渐形成了边际效用学派，并在经济学上形成为“边际学派革命”。
到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把穆勒的经济理论和边际学派等一些学派的供求论、效用论、生产费用论等进一步综合成一个新体系，形成“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并成为西经学的正统。
然而经济生活中日益增加的垄断与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假设前提相矛盾，加之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爆发，使得以均衡价格为基础的新古典学派所论证的自由竞争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结论不再令人信服，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
针对以上问题西方学者对新古典学派的经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济理论进行了两次重大的修正。
第一次是1933年由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所作出的，修正的重点是把作为新古典理论之例外的垄断竞争纳入到理论分析之中。
第二次修正是更为著名的“凯恩斯革命”。
1936年凯恩斯在其《通论》中论证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可以处于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并且由于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而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经济经常如此，因此需要政府干预经济生活，解决失业问题。
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
对新古典理论的两次修正特别是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1理论的逐渐流行，使原有正统的西经学体系出现明显的漏洞。
一方面原有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以完全竞争为基本前提，在对个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到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可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结论；另一方面凯恩斯理论承认市场的不完全性，在对总量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市场不能自行实现充分就业的结论，并据此主张政府干预。
两次世界经济全球化
“两次世界经济全球化”张丽南开大学经研所内容摘要：针对许多人把“全球化”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一个新现象的看法，作者提出了“两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认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
论文把“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把今天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年末苏东共产主义制度解体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在形式上颇为不同，但在本质上和内容上却很有相似之处。
关键词：世界经济体系，国际劳动分工，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第二次经济全球化一、“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及其核心内容“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越来越被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汇，其中“经济全球化”首当其冲，被政治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学者等屡屡提及。
很多人把“经济全球化”当作一种新现象，认为是近二十来年来随着高科技，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电脑，网络，无线通信等技术之迅速发展，世界空间相对变小，各国间经济合作日益增强的产物。
作者认为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德雷(Herman E. Daly)的定义：“全球化是指通过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较少或完全不受限制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使世界各国经济向一个全球经济的整合。
”[1]德雷特别强调“全球化”不是“国际化”。
其差异在于“国际化”不过是各国间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的加强，其基本单位将继续保持为一个个彼此独立的国家经济实体；而“全球化”则是要把一个个独立的国家经济实体融合到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其结果将是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经济实体的瓦解和消失以及一个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
德雷认为在向一个全球整体经济的整合中，原有各国经济体系间的界限将会消失，每一个个体国家将丧失自己的经济独立性而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特定功能部门(Herman E. Daly 1999)[2]。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理论基 础
1、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 按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世 界，比较利益决定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 素则决定经济的增长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国际贸易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示出一个与 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当不同的经济图景。以不完全竞 争和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 发展势头，特别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 将张伯伦垄断竞争形式化之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 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 长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对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具 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新贸易理论所揭示的专业化与贸易 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限增长”原理与传统经 济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现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这三 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
(3)积累因果关系 缪尔达尔首先用地区的例子阐述他的“积累循环因 果关系”的概念，它表明数量微小的优势如何扩展， 把这一概念明确应用于地区增长问题的是艾伦· 普里 德(Alan Pred，1966)。积累因果关系说明，任何一 种形式的循环，或互为因果，或相互作用都是积累 的，从而也是失衡的。一系列互为因果的事件，在 经过一次波动之后，会迅速的收敛到最初的稳定均 衡，或收敛到其他的稳定均衡点。而且这种相互作 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使最初的偶然事件发生 大而持久的影响的就是累积过程。但是累积过程是 动态的，一系列事件之问的相互作用随着时间变化 而变化，均衡点可能从一个转向另一个，这一动态 的累积过程充分的说明了预期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产业集聚很可能始于一 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 由报酬递增而非比较利益所驱动，则什 么样的产业在什么样的区位形成集聚一 般来说是不确定的，而是“历史依赖 (history—dependent)”的。但是，不管属 于什么样的原因，某种专业化生产与贸 易格局一旦建立，从贸易获得的好处将 累积循环，从而使得这一格局因进一步 强化而被锁定(locked—in)。因此，在新 经济地理学研究中采用报酬递增和不完 全竞争假设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加州学派
“加州学派”与18世纪中欧经济史比较研究杜恂诚/李晋【英文标题】California School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Mid-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18th Century【作者简介】杜恂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200433；李晋，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200433【内容提要】“加州学派”关于18世纪中欧经济史比较研究的一批成果，基于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运用了新方法，提出了新见解，但同时也存在争议。
本文即是针对该学派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商榷，认为“加州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一种资源至上的唯生产力论史观，忽视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进步对一国转型和发展的重要性。
它在进行历史比较时，抛却关于历史进步的一些普遍标准，在研究方法上也多有不尽合理之处。
【关键词】加州学派/18世纪/中国和欧洲/经济史所谓“加州学派”，是指以美国加州大学一批进行中欧经济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为核心，并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许多史学新论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彭慕兰(K. Pomeranz)、王国斌(R.Bin Wong)、李中清、弗兰克(G. Frank)等，还包括我国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
该学派的学者高登斯通(Goldstone)在总结他们的观点时，认为该学派主要在八个方面对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①其实高登斯通的总结未必完整，所罗列的八项内容也较分散，且停留于表面，在此不予详细列举。
笔者主要是研究184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史，对于1840年以前的明清经济史仅涉猎而已。
但因为加州学派一些代表作品的观点会影响我们重新认识整个中国经济史，包括184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史，如西方国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作用、传统经济的地位、整个清代乃至整个近代的中国经济走势等，因而怀着学习新视角、新观点、新方法的目的阅读了一些在中国学界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彭慕兰的《大分流》、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
西方世界的兴起
他们在该书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有效率旳经济组织 是增长旳关键原因；西方世界兴起旳原因就在于发展了 一种有效率旳经济组织”，“有效率旳组织能够建立制 度化旳设施，并确立财产全部权，把个人旳经济努力不 断引向一种社会性旳活动，使个人旳收益率不断接近社 会收益率。”在西方有效率旳经济组织形成过程中，人 口增长和人旳独立和自由是起关键作用旳两个外部原因。 他们还明确界定了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旳提升能够在两 种情况下产生，其一，人均生产要素旳实际数量可能增 长；其二，一种或几种生产要素旳效益增长，这两种情 况都能够被称为真正旳经济增长。产出旳增长能够经过 规模经济旳实现来完毕。当然，有效率旳组织旳产生需 要在制度上确立产权，以便对人旳经济活动形成一种鼓 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旳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 会收益。他们把技术革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 本身看作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增长旳源泉。这就是他 们提出旳考察和了解西方世界兴起旳宏观分析框架。
诺斯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利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 中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旳影响。诺斯旳早期著作，诸如 《美国从1790年至1860年旳经济增长》、《美国过去 旳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等等，对此作了充分旳反应。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诺斯又利用新制度经济学派旳 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近来两个世纪中工业化旳更为 一般旳理论。其目旳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旳原因， 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旳内在联络，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 旳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旳内在要求。诺斯这一方 面旳著作主要有《西方世界旳兴起》、《制度变革与美 国经济绩效》等等。
施坚雅模式（SkinnerianModel）
施坚雅模式（SkinnerianModel）施坚雅模式(Skinnerian Model)施坚雅模式(Skinnerian Model)是美国著名中国学家施坚雅在20世纪60—80年代提出的一套研究中国明、清社会历史的理论模式。
在理论与方法上，它融合了经济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种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G.W.施坚雅曾于1949-1950年在四川考察中国经济和农村市场，于1977年提出将中国划分为九大经济区的体系。
施氏的分区是以地文学（physiography）为主，着眼于河流运输和市场联系，并采用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和等级市场的理论，每个大区都有其中心城市，区内分布二级市场，三级市场和乡镇集市。
他的九大区域是：华北区、西北区、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区、岭南区、云贵区、满洲区。
他研究的是晚清情况，以光绪十九年（1839）为统计基期，并视九大区为相对独立（autarky，自给自足）的区域。
1980年施坚雅来北京参加中国经济史国际研讨会，提出《市场体系与区域经济学》论文，他的区划遂为中国学者熟识。
1993年他又发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补充他的论点，并叙至1960年代。
施氏的经济等级结构模式建基于中心地理论之上。
施氏采用了经典的六边形中心地等级结构图，然后根据中国实际对这一假说进行修正，并将中心地模式与他自己的区域体系模式结合起来，于是建构了各个区域的经济等级结构。
它由若干个层次组成：基层市镇、中介市镇、中心性市镇、地方性城市、中等城市、区域性城市、区域性大都会。
这个等级中底层的三类市镇与集市贸易体系中的基层市场、中介市场、中心市场是相对应的。
这个结构的最高发展形式则是26个大城市贸易体系。
施坚雅把城市体系的研究置于区域发展的背景之下(区域系统分析后详)。
大多数城市都兴起于每个大区的核心带或通往其中的主要运输线上，每个区域都各自发展成了一个孤立独处的城市体系，即城市群。
中国古代史研究理论与前沿问题
古代文明标准的认定：
城市、文字、金属加工和水利灌溉工程
——〔英〕柴尔德：《城市革命》（1950）
5000人以上的城市、文字和复杂的礼仪 中心
——〔英〕丹尼尔：《最初的文明：文明 起源的考古学》（1968）
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
都市、文字与青铜器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1985）
青铜冶炼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 宫殿建筑、庙宇以及巨型建筑 ——张光直：《古代中国及其在人类学上
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论述
四、前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
1991年，英裔华人学者黄宗智发表《中国经 济史中的悖论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回顾了 数十年来中国和西方学者有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 一些主要理论模式和认识，对“封建主义论”和 “资本主义萌芽论”提出了质疑。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 《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 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 五种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分期 前近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
二、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
问题提起的背景： 1、1970年代以来田野发掘的丰硕成果 2、196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诸多研
究成果对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模 式的修正 3、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动和开展
讨论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 需关注的几个问题：
华裔美国学者王国斌出版了《转变的中国——历 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97年；江苏人民出 版社1998年)。
美国学者柯文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 的理论,这无疑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直接反动,但这 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思维方式容易陷 入“中国中心论”。
王国斌提出,在进行中西比较时,在用欧洲经验来 评估中国历史的同时还要用中国经验来衡量欧洲 历史,通过互为主体来得出多元化的新结论。这种 方法似乎是二元的调和，但与具体历史研究结合 后确实新见迭出。
{合同法律法规}转型经济与转型法律转型法律学理论
（二）基本理论模型
目标模型（一）
G Z1 Z Z2
S
S代表时间轴，G代表空间轴，Z是静态的目标， Z1、Z2为动态的变量。
社会转型的发生 社会转型的动力 社会转型的成效
问题 社会转型是科技发展的过程，还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 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转型经济与转型法律
李曙光
2010.7
齐达内罚点球 最美妙的地方 不在罚球当时， 而在罚球之前， 他站在那里， 面上表情虔诚， 仿佛在朝圣， 但所有门将都 会不寒而栗， 因为他们能够 感受到齐祖身 上安静的杀气。
卫报是这样回忆 1986年的世界杯赛的： “迭戈-马拉多纳将一 支半优秀的阿根廷队 变成了世界之王，从 没有哪届世界杯像这 一届一样被一个人所 统治。每个人都记得 他对英格兰比赛中的 进球，但他在半决赛 中也打进了一个பைடு நூலகம்光 的进球，决赛中又助 攻了致胜球。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的：
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团体的产权理论；
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
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映的意识形态理论。
（一）制度与制度变迁
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是institution,而不是system。 System通常指“体制” ，例如社会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诺思称之 为“制度环境”。而institution，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 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诺思称之为“制度安排”。
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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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一直是海内外学者为之如痴如醉重大课题。
被称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再次带给国际学坛的震撼。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等[1] ，都以其全新的视角、方法与成果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多获得美国学术奖项[2] 。
以上述学者为代表，构成了迅速崛起的“加州学派”[3] ，该学派因其代表人物集中于美国加州而得名，其实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性学派，更重学术理念。
加州学派以一批活跃的少壮派社会经济史学者为主，他们研究领域相互交叉渗透，彼此交游密切，不断切磋论辩，相互呼应，已经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形成强大冲击波。
大致简单说来，加州学派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学术理论与方法。
第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
第三，注重中国研究，并将中国置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突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进而由此检验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
第三，注重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从以往的文化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并检讨传统学术。
本文结合加州学派及相关学者的成果，评述其主要观点与创新，并探讨研究范式方面的突破。
一、大分流
李中清与王丰、王国斌、弗兰克的新著都已有中译本出版，在国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黄宗智的著作[5] 在中国流传更早，本文不作专门评论。
彭慕兰新著中译本尚未付梓，本文作一简单评述，并介绍围绕该书的学术争论。
与王国斌、李伯重一样，彭慕兰也主张18世纪以前江南与英国之间的经济成长方式大体类似，同属于“斯密型成长”模式，他还认为中国岭南、日本、印度、东南亚也不例外。
彭氏极具原创性的观点是，整个18世纪传统世界各核心区都相对面临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地区性短缺，中国与日本的核心区生态环境并不比西欧糟糕，唯欧洲因海外殖民地与新能源的开发而成功地避免了本土的生态制约与马尔萨斯制约，中国内地与其他亚洲外围区则不能。
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中获利，欧洲也只能沿着既往道路继续走下去。
结合经济史与生态史的比较，他还试图评价世界几个区域不同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并反思这些区域间联系的意义，他强调世界经济起源于各地经济相互影响，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一论调显然受到弗兰克的启发：不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而是世界造就了欧洲。
工业化进程与中西分异，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心理等各个层面广为探讨。
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前欧洲经济迅速变化发展，而中国经济停滞衰退，两地经济成长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
彭氏则反驳了西方学者关于欧洲相对中国的差异论与优越论，认为在生活水平、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要素市场等方面中西颇多相似之处，直至1750年欧洲至少并不比中国先进，实际上中国江南还要更发达一些，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方面欧洲也并不比中国更有效率。
两相对照，工业革命前的中国与西欧，既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也不存在经济成长模式的优劣，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成长模式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
既然如此，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西经济发展的分异？这意味着中西比较必须加以重新审视，不仅从观点上，而且从研究范式上。
为了便于深化比较研究，他聚焦于江南与英格兰。
传统主流观点认为，英国模式在经济发展道路与社会形态的演进必然导向工业革命，具有普遍性，但欧洲经济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却论证了工业革命并非英国传统经济演进的必然结果。
而荷兰模式、江南模式在早期工业化中更具典型性，英国道路实际上具有特殊性。
中国的江南地区与英国以及欧洲最具可比性。
江南与英格兰的经济成长方式，同属斯密型动力，即通过市场实现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优势
和利益，市场扩大，经济成长的空间越大。
传统主流观点认为，市场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动的专业化与分工的扩大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根本性因素，庞大的殖民地市场是其强大刺激。
在此之上又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是因为市场不发达，缺乏英国一样的海外市场。
李伯重有力挑战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明清时期形成了全国市场[6] ，它为全国经济中心江南所提供的广阔市场，即使拥有广大殖民地的英国也不能与之媲美，如此，江南与英国的市场差异说也就不攻自破，因为，无论是英国的殖民地市场，还是江南所依托的外部市场，在本质上都没有任何区别。
不仅如此，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江南所拥有的海外市场也相当广阔。
彭氏认为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是传统观点所揭示的为英国提供了工业品市场，而且单就市场本身而言，中国的市场更接近于斯密型的自由竞争模式，生产要素包括土地与劳动力的流动都是西欧无从比拟的。
彭氏此论，其他欧美学者亦早有类似的观点，伊懋可、罗友枝甚至认为，明清中国市场是一种过度竞争的市场。
[7] 这样一来，市场推动工业革命论自然难以立足。
由于江南所依托的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市场更为广大，并更具自由竞争意义，如果斯密型动力能够导致工业革命的话，江南应该比英国更具优势。
市场因素不仅不是双方的差异，相反是其共同基点，那么，差异在哪里？
彭氏认为西欧在各项经济指标上几乎不具备独有的内生优势，唯一的优势是煤。
英国的煤矿位于经济核心区，不像中国一样远离最发达的江南，而且其地质状况与中国主要煤区山西也不同，英国煤矿含水量大，蒸汽机发明最初就是为了开采时不断抽水，进而演进为最重要的动力机。
山西煤则干燥，与之相伴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风技术，不能造就蒸汽机的伟大发明与应用。
像英国一样通过煤刺激工业化，在中国没有发生，缺煤的印度也没有，荷兰也没有。
近代经济体系，实际上是从传统“发达的有机经济”转变为“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经济”，英国通过煤铁等矿物能源的大开发，催生出工业革命。
不是市场，而是煤铁等物质条件及在此基础上工业结构的差异与趋势，导致江南与英国的分野。
这种观点粗看起来让人心存疑虑。
事实上，这是合乎逻辑的，在现代化交通运输问世以前，物质资源与地理条件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制约是至关重要的。
欧洲很幸运，煤矿丰富，新型的能源密集型工业得以发展，另一关键因素则是欧洲与新大陆的贸易。
传统观点认为殖民地的作用在于开辟了工业品市场，彭氏认为更主要地是为英国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与资源，因而广大的殖民地虽然不是从市场来推动工业革命，却从另一个层面产生诱因。
来自殖民地丰富而廉价的棉、麦、肉、木等土地密集型产品，使欧洲节省了土地和森林，能够集中从事能源开发与其他生产，成功地缓解了生态制约，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工业革命。
同时殖民地吸纳了6000万欧洲剩余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海外殖民地。
这使得西北欧人口急剧增加，并脱离土地，专门致力于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朝着传统有机经济产出最大化的方向继续努力。
煤和新大陆使得欧洲走上了资源密集型与劳力节省型的道路。
全球化联系使欧洲从美洲获得丰富的初级产品，与此形成对照，亚洲外围区无一能与之相比。
1750年后，东亚内陆尽管人口大增，工业繁荣，但这种增长阻碍了这些外围区向长江三角洲核心工业区输出重要资源。
中国内陆外围区能够寻求进口替代品，相对缩小了中国工业中心区的商品市场，提高了核心区从内陆外围区进口原材料的价格。
[8] 核心区土地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只能被迫沿着劳动密集型与资源节省型道路继续增长。
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中获利，欧洲也只能沿此道路继续走下去。
二、大辩论
加州学派挑战主流的创新，使其每一部重量级著作的问世都带来国际学坛的热烈讨论，李中清、弗兰克各自的著作就是如此，彭氏新著为加州学派带来新的大争辩。
彭氏新著在西方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研究、欧洲研究、生态史研究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或商榷[9] 。
围绕彭氏新著的争论，实际上远远超出该书本身，而涉及到彭氏所引用的众多其他
学者的成果与材料分析，特别是李伯重与李中清的研究，更牵涉到中西比较尤其是英国与江南比较的诸多重大问题。
李中清的著作，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不少评论和商榷，但其震撼仍在延续，此次争论中仍成为热点。
因此，这次大辩论可以说是加州学派中西比较研究的一次大检阅。
2002年6月3日，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中心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题为“大分流？：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
围绕彭慕兰与李中清各自的新著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与会者达百余人，而论辩的双方是清一色的加州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