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的政策干预_困境及其突破策略

幸福感的政策干预：困境及其突破策略许益军（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南京２１００１８）近年来，幸福感问题成为我国学术理论界与社会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从总体来看，当前的学术研究多数还停留在对幸福、幸福感以及幸福指数本身的理论探讨层面，在实践方面的探索还处在起步阶段。

幸福问题究其实质是一个公共问题，２００多年前英国哲学家边沁就提出“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幸福”，堪称典型的公共政策宣言。

在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话语背景之下，幸福议题的公共性特征凸显，从政策角度来看，如果把幸福放在政策制定的核心，这样的政策不仅会更有创意，而且有可能产生更大的效力和影响力。

因此，深化幸福与政策关系研究，通过政策改进以不断提升居民幸福感，是一个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与实践课题。

基于此，本文选取了政策干预的研究视角，通过对幸福感的政策干预及其面临困境等问题的分析，以从一个层面对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概念阐释与问题界定“幸福”是人们千百年来的理想追求，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它都是一个在形而上的范围内探讨的哲学命题，对幸福感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其主要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一是二战后国际社会发展价值观发生了由物本到人本的转换，关注人的主观感受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二是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行为科学的蓬勃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导向产生强烈冲击，新技术手段的采用以及心理研究、定量研究、实证研究的深入为幸福问题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三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社会指标运动、生活质量运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议程，幸福问题研究迅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２００２年，美国普雷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ＤａｎｉｅｌＫａｈｎｅｍａｎ）以研究快乐与幸福问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这种热潮持续发展的突出成果与显著证明。

所谓幸福感，又可以称为主观幸福感（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生活幸福程度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它有整体性、主观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１］。

幸福感的影响要素研究是幸福感研究中最核心的问题，科学地测度国民幸福成为当前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学术领域共同关注与探讨的重要课题。

对幸福感的传统研究偏重于个摘要：幸福与政策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与实践问题，幸福感的政策干预问题是这一课题的具体展示。

因为幸福感的政策干预面临因果关系难以判定、基本边界难以辨明、促进机制难以激活三个难题，使幸福感的政策干预面临困境。

困境的突破，策略上可以围绕构建广博性政策干预框架、建立协同性政策干预力系、突进关键性政策干预节点三方面进行。

关键词：幸福感政策干预模式策略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０７３０（２００７）１０－０１４６－０６１４６人层次，主要研究方式是发现社会中那些具有幸福感的人群，然后对其特征进行总结和归类，现在的研究则主要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并试图建立国民幸福感的普遍性分析框架，但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居民幸福感，学术界的观点远未统一。

如，有的学者把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概括为社会生活质量、个人社会地位、个性特征三方面；有的学者则将影响幸福感的要素概括为满足需求、相对标准比较、目标实现、文化等四个维度；还有些学者通过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主观因素的列举逐一寻找幸福感的影响因子，等等。

其实，在宏观层面上，从幸福感的概念入手分析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能更易于理解与操作。

根据幸福感的定义和结构，幸福感是一种主观心理感受，作为人的主观心理体验，它有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一是个体自身内在心理体验，二是外在客观因素［２］，其它一切相关具体因素都可以看成是围绕这两个基本层面展开的，考量幸福感的成因及其变化必须综合考虑这两大方面。

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这种主观性以及主客观交叉性使幸福感测度尤为困难，这也是形成幸福感政策干预困境的潜在原因。

所谓政策干预，概括地说，它是人们能动地改造社会的一种活动，其目的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活动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

［３］政策干预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目的性，它总是有特定的指向，具有某种预期目的；二是干涉性，它要介入事件，介入作为直接干预对象的人或组织活动；三是变化性，它要努力促成事物状态发生改变；四是作为性，政策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但政策干预一定有所作为。

社会政策实质上就是“政府在社会福利事务领域中的干预行动”［４］，从广义上看，所有政策都有一定的干预性特征。

所谓幸福感的政策干预，特指以有效提升国民幸福感为政策目标，通过一系列政策活动，最终达成国民幸福状态的改善。

从本质上看，制定与实施政策的目的正在于实现人类幸福，追求幸福应该是公共政策的根本价值依归，但从社会实际来看，并不是所有政策都能够促进幸福。

因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认识水平的有限性以及人们处理复杂事件的经验及能力水平的局限性，特别是因为幸福感问题本身的特殊复杂性，幸福感的政策干预面临困境。

二、幸福感的政策干预困境分析美国学者ＨｏｂａｒｔＡ．ｂｕｒｃｈ与中国学者库少雄借助于医学领域的干预模式，将政策干预系统划分为目标群体、代理人和环境三个子系统。

目标群体是政策干预对象，代理人相当于媒介，是直接影响目标群体的人或组织，环境是问题产生的背景，这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一个系统结构。

政策就是在这样的结构中以其中一个或几个子系统为干预点对问题进行干预。

［５］我们可以借助这种分析方式建构一个幸福感的政策干预结构模式（见图１）。

图１幸福感的政策干预结构示意图在这种干预结构模式中，政策、环境、媒介、目标群体的幸福感是基本的结构要素。

这里的政策特指以改善与提升幸福感为导向的政策。

目标群体界定为政策干预的影响对象，既包括个体，也包括群体［６］。

目标群体的幸福感与外界环境之间是开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及其媒介也是环境的一部分，是由环境中区分出来的相对独立要素。

媒介则具体包括政策干预所使用的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人与组织等。

政策对目标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既包括政策影响目标群体幸福感的媒介方式以及环境，也包括政策制定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姿态及其隐含价值对目标群体幸福感的影响（用虚线表示），因此，目标群体可以直接通过对执政当局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价值体认来形成价值判断与满意度感受。

当然，反过来，执政当局也完全可以通过政策制定来表明自己的姿态［７］。

在现代社会，政策１４７与目标群体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居民幸福感受对政策的制定、执行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以上结构模式粗略展现了政策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脉络，这种模式本质上体现的是以提升幸福感为导向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在一定的环境背景下通过特定媒介对国民幸福感进行有意识干预。

当然，任何政策干预与其对目标群体的影响结果之间绝不是简单的线形关系，而就幸福感的政策干预而言，幸福感的主观性与复杂度则进一步强化了政策干预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源于以下“三难”。

１．政策干预的因果关系难以判定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很多，探索特定对象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很困难。

例如，是已婚的人们幸福还是幸福的人们更有可能结婚？如果一个人觉得不幸福，是真正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还是个人的自我期望太高？如此等等，甚至更为复杂。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收入增长必然带来幸福感的不断提升，３０多年前，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Ｒｉｃｈａｒｄ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４）发表了关于个人收入和幸福关系的先驱性论文《经济增长促进人类幸福吗？一些经验证据》，第一次提醒人们注意幸福和物质财富之间缺乏清晰的联系，这就是有名的“幸福悖论”，也称“伊斯特林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颠覆了传统的有关收入与幸福之间存在必然因果联系的论断，收入增长的政策干预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模糊难辨。

我们确实没有很好的工具来研究特殊政策干预的幸福效应。

２．政策干预的基本边界难以辨明政策是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政策干预是一种强力的资源分配方式，它必须要有特定的边界，这个边界说到底就是要明确什么样的干预程度是合适的。

因为幸福感政策干预的主观性、干涉性，对其边界的界定是困难的。

一是个体纵向层面的边界难题，它关系政策影响个体生活的深度，如果处理得不好就可能使政策干预面临干涉个人自由的价值风险，进而影响国民幸福感。

俗话说，幸福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因此，如果政策制定者一味为老百姓代言，就很容易陷入这样的风险之中。

二是群体横向层面的边界难题，它要明确的是政策的影响面与公平度，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就可能使政策干预面临影响社会公正的价值风险。

譬如，促进驾车出行的政策就很可能给步行者群体的利益带来侵害；在运动上投入更多的钱，也可能被看作是加在以其他方式获得幸福感的人们身上的赋税，等等。

３．政策干预的促进机制难以激活一项政策必须有良好的促进机制才能得到持续与发展。

以当前体制格局与现实路径来看，建立党政干部实绩考核激励机制是增强政策效果、促进政策创新的重要方式。

具体讲，也就是在对干部政策工作实绩进行科学考核的基础上，“以实绩论英雄，凭德才用干部”，以达到良好的激励作用。

然而，因为幸福感的主观性与复杂性，很难形成一个统一、公认的评估标准，进而就很难对特定政策干预下的国民幸福感变化状况进行准确评估，而如果不能进行评估，就难以激活现有体制格局下的干部政策行为的激励机制，从而影响政策干预成效的维持与发展。

目前，国际上虽然有一些国家提出了以幸福感为核心的统计指标体系，如不丹提出的国民幸福总值（ＧＮＰ）、英国提出的国民发展指数（ＭＤＰ）、日本提出的另一种国民幸福总值（ＧＮＣ）等等，但因为结构体系与指标内容差异较大，都缺少较强的公信度与公认度。

以上“三难”使幸福感的政策干预陷入一种困境，就是提升国民幸福感的政策价值导向要求———这种导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以及全社会强烈的幸福吁求下会不断强化［８］———与实际幸福感政策干预的可操作性之间的矛盾。

如果不能准确地定位与消解这一矛盾，有效地突破困境，极有可能在政策实践中导致政策行为的盲目与偏离，从而有可能产生幸福感泛化、幸福感不当量化以及幸福感政绩化［９］等一系列问题，并最终影响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与实现。

三、对突破幸福感政策干预困境的策略性思考幸福感的政策干预困境说到底是由政策的价值理想与实现方式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一方面，追求幸福、提升幸福感是社会主义社会政策价值的最基本元１４８素，对幸福感进行政策干预具有价值合理性与正当性；但另一方面，幸福感问题的复杂性又使得这种干预在具体实践中面临价值上的风险与操作上的困难。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是具体的、多重的，本文认为，首要而关键的问题是确定突破策略。

结合我国实际与幸福感政策干预的特点，幸福感的政策干预困境的突破要力求在宏观性、整体性、务实性上做文章，将价值定位在高处，问题解决在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