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

价值中国：2010年12月22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提到，“十二五”时期农业农村工作“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请您谈一下未来五年“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战略趋同程度。

您认为生态农业在这个过程中会呈现一个怎样的发展趋势？吴文良：总体来讲，工业化、城镇化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阶段。

尤其是最近几年，工业化和城镇化至少在速度上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但是农业现代化难度却是最大的。

在中央的农村工作会议中强调这么一句话，我认为是有很深远的意义的。

我们整体上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的发展阶段，但正是这样的背景和社会环境条件下，我们的农业现代化难度会更大、任务更重、标准更高，这是由于农业本身的产业特点和所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和战略性基础产业，相对来讲风险更大，难度也更大一些，面临着社会、自然以及市场的多重风险。

这句话更深的用意还是要强调农业现代化跟城镇化和工业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生态是现代农业内涵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以前讲农业现代化可能从科技和增产的角度强调食物安全更多一些，自从中国食品安全、资源环境生态安全“两个安全”的问题凸显以后，农业现代化的难度、要求和标准以及内涵的丰富程度都跟原来是不一样了。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认为生态化的趋势会越来越重要。

整体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来说，生态的要求是一种有内在本质的要求。

另外一个方面,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农业现代化最关键的是农业的组织形式的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水平之所以差就是因为农业的组织化和产业水平低。

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讲，应该是生态农业的现代化或者是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模式的建立。

也就是说实行现代农业工业化和商业化模式的过程中，从本质上必然伴随生态化的过程和要求。

以前包括发达国家农业的现代化，核心是农业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过程，生态化的问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

新的阶段，在满足以前现代化要求的前提下，面临着两个特殊的问题，一个就是生态化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中国小规模、分散式的生产跟庞大的社会需求的矛盾的协调，这跟任何其他国家相比都是非常特殊的。

价值中国：“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到“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

作为生态农业和有机食品领域的专家，请您谈一下现代农业体系的建设，以及应当如何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

吴文良：我经常跟学生讲，中国发展农业的最高纲领就是“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这十个字。

这是一个难度非常大、标准非常高、非常理想的一个目标。

就总体而言，由于农业自身特点的限制，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农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达到这种理想状态。

这个“十字方针”既是目标同时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而且它有一个演化的过程。

最早的时候中国是在保障粮食供应方面有问题，所以提出“以粮为纲”，后来提出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农业生产还要多样化，进行“多种经营”，再后来提出高产、优质、高效的“三高农业”，进一步才发展成为现在“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十字方针。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提出“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发展目标，我认为从发展目标导向上是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考虑的。

从现代农业体系构建上来看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第一个是如何建立中国现代农业体系的理想组织模式。

以前讲高产、安全的时候只要把粮食生产出来就可以，现在整个农业的组织化模式和组织化程度非常关键，产业安全和高效的程度至关重要。

比如说我们在山东寿光农户那里收购的黄瓜1.5元每斤，但是卖到北京可能就是4-5元钱每斤，流通交易的成本太高了，这属于产业的整体的管理水平和效率问题。

实际上还有流通的安全问题，最近这几年出现的大蒜、辣椒以及去年下半年整个农产品的价格往上窜，都给我们警示。

直到后来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才把农产品价格抑制了一些。

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农业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安全程度绝对不仅仅是生产足量或者说有一定的保险系数就安全了。

农产品在流通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整个流通环节中的监控、管理、食品安全等的控制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弱的。

以日本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生产靠农民，流通有农协，物流供应有全国系统设计的批发市场，流通根据整体的供求以及空间的布局进行调配，到了市内有消费协会(不同于中国的消协)，有国家法律的保障和公民的参与，大学里面都有相应的消费协会。

我认为中国还要在组织产业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因为它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来看不是有了龙头企业这个产业就起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还存在利益分配调控的问题，怎样来保障农民的利益问题。

如果我们的产业起来了，农民作为初级生产者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利润都被做后端产业的人赚了去，可能导致城里人吃更贵的东西、农民赚不到钱。

最后这个产业还是脆弱的，同时失去了国家农业产业化要考虑利益分配的要求。

第二个是科技保障问题。

中国的资源禀赋（人地资源情况）跟全世界相比算不上最苛刻，但也是非常苛刻了，相比于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美国，中国的农业资源是非常紧缺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提升只有在科技方面做文章。

这次会议上虽然也提到说科技水平有所提高，但是我认为这块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

我们农业现代化方面的组织化水平和科技的水平至关重要，同时要应对生态化的要求和食品质量安全的要求，这是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需要考虑的三个重点方面。

价值中国：您刚才提到的组织模式包括生产、流通甚至法律的保障，农村城镇化过程伴随着最原始的组织模式从“公司+农户”到现在的农民合作社以及发展的现代农场，您认为哪种模式的发展前景会更大一些？吴文良：需要历史性的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要看我们国家农业的微观组织形式，最早是“分田到户”，后来实现了集体所有制，一直到人民公社，再后来到了所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80年代末期，我们看到了有几个大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农业产业化，农业的一些产业开始靠龙头企业来拉动；第二个是通过立法来允许农民建立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形式是国家降低成本，同时把合作经济组织合法化。

国家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我认为从经营组织形式上、从降低成本和组织化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法律保障，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这是两股很重要的力量。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拉动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多样化的组织形式，比如说社区支持农业，直接面向城市居民，既保证产品的安全又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又提高了效益。

因为农业的产品跟其他的产品是不一样的，特别像城里面对鲜活的农产品要求是很高的，最终希望吃到鲜活的东西，这样社区支持农业还是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另外从农业发展的宗旨上，可能不一定要强调国际贸易，一定是降低贸易和交易成本，主要是靠当地的市场拉动。

另外，我认为中国农业的商业模式至少在城市的供应上还不是特别成熟，比如说超市对城市居民来说蔬菜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城市居民习惯去超市购物，因为超市在我们国家整个的发展过程中至少是在县级以上城市已经是非常普遍，属于主流的消费模式。

但是蔬菜有所不同，由于它的流通成本很高，我认为这种模式不一定是最佳的。

最佳的应该是更低廉的，比如国家在推进农超、农校对接，减少中间的流通环节和成本。

但是中国的市场又非常特殊，农副产品的消费、特别是高端的产品消费跟国外有很大不同，我们有更多的礼品消费、集团消费、节假日消费。

拿礼品消费来说，中国的人际关系交往比较特殊，到了过节时候互相送礼；集团消费发职工福利，而且是集团采购，这是一块很大的市场；另外比如说大学、大的企业供应。

这种消费不一定是靠一般的市场调节，慢慢地形成相对的直接供应，有可能会走得更远。

第一信用度更高，第二间接的交易成本会降低，效率会提高，这样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模式的发展。

我个人的看法，现在还看不准到底未来是一种什么样的主导模式，只是凭着观察觉得超市不一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模式。

比如说去年和今年春节，易初莲花超市两个西红柿、两根黄瓜都卖十几块钱，我认为这个价格是不能接受的。

价值中国：在生态农业研究领域，您提出了我国生态农业县发展的四个基本类型和三种模式，具体怎么理解？这四种模式和三种类型在国家大力倡导发展现代农业的新时期，会不会呈现“爆炸式”的推广和应用？吴文良：四个发展类型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专门研究过生态农业的区域发展，按照资源的水平、经济的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的水平三个要素，每一个因素我们分为三级，组合出来是二十七种类型。

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多的类型，选取了四种比较有代表性的主导生态农业模式。

比如说经济落后的生态脆弱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偏远山区发展。

另外一个就是山清水秀的地方，经济落后但是资源很丰富，生态环境非常好。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粮食主产区，最后是在这个基础上更强化的沿海跟城郊的发达地区。

我们国家在提到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的时候，我认为在不同的地区确实要考虑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需要认真分析研究。

比如说在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就相当于一个人病了一样，首先是要“治病”，自然和生态这块要综合治理。

在这个基础上首先要保证的是粮食的供应，治好了病再让当地的人能吃饱，然后再进行结构调整。

所以我们提出来“综合整治，结构优化”，重点整治的基础上保障粮食生产、多种产业发展。

第二个最好的就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包括贵州、西南山区、东北等相当一部分丘陵山区，经济落后基础条件差。

但是只要把有机农业、现代生态农业这套组织形式和标准引入以后，这些地区最具有发展能力，因为它没有受到工业化的影响，就像人一样本身有没有病，生态条件很好，食品安全程度非常高。

这些地区可以走跨越式发展，直接进入有机农业或者说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没有必要再走常规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模式。

第三个最主要的东北、黄淮海，再加上长江中下游的这几个大平原，我们的肉蛋鱼奶菜基本上是这几个地方供应。

这块潜力大但是负担也重，有个怎么样给它减负的问题，减少对它的资源环境和生态压力，提高科技含量。

比如说东北黑土地土壤碳的降低问题，南方氮的污染问题，整个华北地下水位不断下降的问题，都需要特别关注并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地区也为整个中国的农业食物的保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这就好像家里面的老大一样，他是有这个能力，但你把所有的担子都压到他身上去了，老二老三这个上大学那个出国了，最后老大四十多岁到现在还没结婚，还得给这个家庭做贡献。

实际上并不应该是这样，该减负的地方适当要进行减负，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最后一个就是沿海城郊的发达地区，它是在前面那些基础上更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