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统一论

科学发展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统一论
作者：齐建晖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22期
摘要：中国必须全面认识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的事实，看清事实背后隐藏的真相，认清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

增强自身的“硬实力”的同时，注重发展“软实力”，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增强发展持续性的“后备军”，加强宣传，在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完整、真实的中国。

因此，能否发展好中国的“软实力”，对于中国的稳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自上而下”改革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006-03
GDP（国内生产总值）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表现的反映，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国力与财富的象征，由此，常被公认为是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然而，当GDP上升时，如果没有将庞大的人口压力以及价格上涨等国情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发展问题考虑在内时，GDP的上升就会成为一种假象，就无法显示出一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实力。

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按名义汇率的GDP首度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就没有真正显示出中国真正的经济实力，在一些方面给人们造成假象，给发展中的中国带来更多的阻力。

因此在正确认识真相的前提下，加大“硬实力”的同时，必须在妥善处理发展改革稳定关系的基础上加大软实力建设的力度。

一、中国整体GDP世界第二但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无论是社会生产力与综合国力，还是各项社会事业与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大大提高，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确实在原有“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了“奇迹”。

但用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的话来讲就是：中国即使取得一个很小的成绩，当用13亿这个数字来乘时，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奇迹”，更何况是以原有基础极低的情况为基数。

通过2010年的另一组数据就可以明确的得出结论，美国的GDP总量是15.6万亿美元，排名第一；中国的GDP排名第二，但总量是5.8万亿美元，日本排名第三，总量是5.7万亿美元；而美国的总人口仅是中国的零头，日本仅是中国的1/10；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大概排名第九十九位，相反美国则排名第一、日本其次。

按照国际标准计算，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甚至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现在仍有相当于日本人口总数1.5亿的中国人尚未脱贫。

再加上中国地域辽阔，发展极不平衡，贫富差距很大，所以中国仍旧被划分为发展中国家。

2.现在的中国经济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仍旧停留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业方面，集约型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实现。

但拿中国企业创造的世界品牌来讲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泱泱大国创造出的世界知名品牌屈指可数，甚至比不上地域小自己几倍的意大利、瑞典等国家，当然企业技术开发方面的竞争力更无法与美国、日本相比。

并且所能进入世界品牌行列的企业，也是停留在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之上。

所谓的“中国制造”又有何惧？
3.要跨进发达国家的行列，就必须搞好教育，使科技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

中国的初级、中级教育虽然成就比较突出，并且也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现正朝中职义务教育以及大学义务教育方向努力。

然而，西方许多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甚至更早就实现了初中的义务教育：日本二战后就已经把教育提高至初中，此后高中、短期大学或大学教育在短时间内也日益普及。

除此之外，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及中职技术教育相对落后，而社会发展的关键就是高等教育的创新与社会发展的技术需求相结合。

比如中国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存在这样一幅对联，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形象的说明了中国的理论研究与实际的相脱节极其严重的现象。

很多高等教育的人才，甚至高等教育者的课题研究仅仅停留在实验室里、历届学生的同一课题的重复研究、甚至研究课题停留在西方国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的课题内容，这些直接导致了课题研究无法转变为生产力，无法与企业的发展需求相结合而得不到研究经费、更为可怕的是国家培养的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后很多找不到与自己专业相对口的工作而不得不转行，干着与非研究人员相同的行业，比如进入公司当文秘或业务员等，造成研究资源的浪费。

研究成果无法转变为生产力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恰恰相反，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着许多发展问题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 000美元以上，而一个国家的GDP超过3 000美元时，会面对复杂的技术、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矛盾多发期。

1.从技术转型角度来分析，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而这就需要大量的高科技人才。

高校科研成果转变生产力能力的低下、社会技术院校培养机构技术含量不高等等问题导致的高科技人员的缺乏，再加上原有的粗放型劳动力，假如没有正确的引导其实现转型就会引发不稳定因素的存在。

2.从社会层面来讲，中国正朝城市化发展，现今存在大批务工人员进城、高校学生留城、出国留学人员回城，据统计，全球的人口流动才达到2亿左右，而中国境内现今流动人口就基本上已经达到这个数字了。

先不说他们的子女教育、基本生活保障等问题的存在，单是住房问题就成为一大社会隐患。

农民工潘解放因进城打工住在终日不见阳光的水泥柱下。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中举不胜举，虽然政府推出廉租房+公租房政策，最近中央也加大了房价的监控力度，房价飙升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不法现象的存在，使其缓解住房压力的效果并不明显。

而在日本，二战后，日本约有一半人口在农村，它利用建造大量“公团住宅”——廉价房形成新城区，各级政府也出台各种廉租房的政策，努力扩建居民住宅：如东京都城区
不断西扩，同时大学等文化设施随之西迁等等，不仅解决了数百万人的居住问题，而且仅仅用了一辈人的时间就成功的实现了城市化过程，现已有86%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3.再从政治学原理来做进一步分析。

当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未达到50%左右时，也就是说未造成橄榄形社会之前，也会存在很多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里，虽然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但有“中层社会”意识者并非主流，而日本1955—1975年间，“中流意识”的人数已经由42.5%上升到77%，日本社会结构上的稳定因素是远远高于中国。

此外，中国的贫富差距正逼近社会容忍红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中国基尼系数在十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据统计，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而日本在二战后就已经通过税收制度造成了橄榄形社会，无论是社长还是平民居住的条件都相差不大；并且每人都有医疗保险、养老金，一个普通家庭如果没有太多的欲求，完全可以以工资来应付数口之家的支出；他们受到社会责任的束缚，特别是富人，假如拥有社会财富的富人想以其财富为手段做图谋不轨的事，那么无孔不入的媒体就会让其身败名裂。

而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无论是社会保障方面还是基础设施以及贫富分化的应对措施，日本都做出了处理，而中国要达到与日本相等的水平需要多长时间暂时是无法定论的。

三、在妥善处理发展改革稳定关系的基础上加大软实力建设的力度
那么，中国在如此国情中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使自身这个“第二大经济强国”持续发展呢？下面仅从国家“软实力”的角度发表个人的一些观点：
1.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改革应由“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改革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治本之道，同时改革过程中发挥政治上的优势是改革的“点睛之笔”。

中国由于人口优势GDP总量已经排名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却是事实，但在这个巨大的数字后也隐藏着另一个隐患：一件极小矛盾的存在，在乘以13亿时就会变成一个难以想象的冲突。

中国在革命与建设时期都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上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当时的国情，迫使中国为了加快国内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力，不得不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通过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设备，付出自己作为它们廉价的原料产地和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代价，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同时也给国内带来了政局的动荡和惨痛的代价。

再比如，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不仅没有重蹈苏共败亡的覆辙，而且实现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同时相对处理好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

再比如，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成功应对了这次危机并率先实现了复苏，而西方经济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或碰壁或搁浅，还有不少国家面临着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未来。

现今，中国利用自身政治上的优势，完全有能力摆脱“自上而下”改革的被动局面，退一步来讲，其实中国已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进程中。

美国学者雷默在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议的时代》中文版序中这样写道，“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

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

这
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

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

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

2.保持国内的政治稳定是重中之重。

俄罗斯学者别尔戈尔在他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屑探求并取得成就的几十年》指出，在中国“解放思想”是常态的，并且是持续的，然而却很难称中国的解放思想是全面的。

中国渐进经济改革战略已经取得成效，整个政治发展轨迹非常有利，中国青年一代表现出比西方年轻人更强的民族自豪感，并且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看法上也是高度一致的。

而这些特点正是保证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得以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

就中国而言，“第二经济大国”的另一面是，人均GDP仍仅为日本的1/10，按国际标准，仍是不折不扣的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让经济成果惠及广大民众，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局。

能否圆满解决这些课题，将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可包容性和可借鉴性。

3.通过改革注重增强自身的“硬实力”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软实力”，使这个“倍增器”进一步加快中国改革的发展步伐。

第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必须快速与现实生活“接轨”。

尽量避免教育就是教育，现实生活就是现实生活，两两脱节的情况，而是让教育从实验室和理论课堂中走出来，走进社会这个大课堂，创造出因所“需”而学，不再是因所“学”而“学”的教育环境；让所谓的“人才”走出“温室”，早日经历风雨，用“小课堂”指导“社会大课堂”，“社会大课堂”的实践更好的充实“小课堂”，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相长”，让理论真正拥有“权力”去指导实践，实践能完善理论。

第二，文化影响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好的“黏结剂”。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风俗习惯、等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加上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存在很大的差异，特别是贫富差距更大。

难免存在很多让其心理不平等的感觉。

在这些方面，对于少数民族，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优惠政策，也取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但是从长远来看，必须加强文化上的影响，让其真正“消化”对其的优惠政策，看到自身以及中国的美好“前景”，以此增强他们的“大局意识”，真正将其团结在党的周围，真正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4.国民意识的增强是发展经济的一道强有力的“防火墙”。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将自己封闭起来发展，而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等一些落后的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除了获得极小的利润外，难免会沦落为发达国家廉价的原料产地和劳动力市场，同时对本国生产造成负面的冲击，就拿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危机来说，中国也是深受其害的，不得不把“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再次定在了“扩大内需”之上，这也是2011—201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在8%的关键措施之一。

但扩大内需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例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的三款碳酸饮料：可口可乐、非常可乐、雪碧。

在中国单单饮料这一项可口可乐公司与其他伙伴在中国的总投资就已达到8亿美元，中国是可口可乐的全球第五大市场！难道中国自己制造的碳酸饮料与非碳酸饮料真的比不上可口可乐公司的吗？再比如：在美国买一双意大利皮鞋大概50元上下，而在中国买一双同品牌的意大利皮鞋大概需要1 500元上下了。

难道真的是中国产品的质量比不上它们？非也，其实，不是制造不出那样的饮料，更不是制造不出高质量的皮鞋，而是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的“品牌效应”在作祟。

即使是同样质量的衣服等，假如没有了那个“牌子”，就会觉得低人一等。

再退一
步，即使没有觉得低人一等，也会潜意识的觉得买一件“品牌”才能够和自己出席重要的场合相称！在此反思一下，在大家追随外国“品牌”时，“Made in China”却在国外到处“飞”，如果销量不佳，又何来“反倾销”呢？中国国民是否应该增强“Made in China”的意识？中国的GDP总量增长率何止是仅仅保持在8%？
5.加强宣传力度，让世界对中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一道有力的“屏障”。

这一点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了。

总之，中国的GDP总量是上升了，超过了占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位置四十多年的日本，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也已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同时，如何持续保持并急需超越，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一向注重发展自身“硬实力”，与其相比，“软实力”却被有所忽视，而这恰恰是西方国家各种思想“腐蚀”中国的“切入点”，在跨越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如何发展自身的“软实力”是保持国内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不可缺少的。

[责任编辑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