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2013年6月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大黄鸭可以红想象力不能黄杨凯2013年06月03日05:27我们老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问题是自觉、自信怎么来的？肯定不是跟风跟出来的自从橡皮大黄鸭游进咱们的维多利亚港以来，这只被称作“治愈系”的玩具鸭身上，便满载了人们的目光和议论。

不过，在一个能够创造出3D打印技术的复制时代里，很难指望有什么“孤本”或者“绝版”。

所以，红极一时的大黄鸭很快就有了众多的“孪生兄弟”，在天津、武汉、杭州等等城市的水面上，它们像自己的香港“大哥”一样，憨态可掬地游来游去，和游客们的笑脸一起出现在无数电子照片中。

对大黄鸭的创造者霍夫曼来说，这个作品表达的意义很丰富：文化的公共性、许多人的童年记忆、比较纯粹的艺术以及拒绝商业化的精神。

它带着作者的印记，在世界各地“昙花一现”。

人们可以欣赏，却不能收藏；广告商可以觊觎，却没有机会投放。

但是，对众多的“临摹者”来说，大黄鸭从“作品”的神位走了下来，变成了一个不必承担个性的简单符号。

即便不谈论版权问题，各种被复制出来的大黄鸭们，也不过像城市里无处不在的电影海报一样，似乎仅仅在宣示着——看！本市实乃直追香港之时髦都市；抑或更等而下之——快！本楼盘火速预订中，入住即可获毗邻维多利亚港之感觉，每日亲睹大黄鸭。

“没脖子，来武汉干啥？”——大黄鸭来到鸭脖小吃驰名天下的武汉之后，网友如此揶揄。

话虽然说得有点蔫坏，倒是机智地点出了文化的公共性与个性之间的联系。

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需要有公共性，公共场地、公共活动、公共的文化认知，市民们需要公园、图书馆，喜欢参加周末的大合唱、广场舞蹈，希望听到高质量的文化讲座、找到有共鸣的文化记忆。

同时，文化建设也要讲个性，上承传统、下接地气。

人们到武汉肯定想去吃热干面，不会想到去吃拉面，到兰州则相反，如果有一天他们都赶时髦、改道主营“苏格兰打卤面”，你一定觉得很没意思。

虽然大黄鸭的气质并不是符合每座城市的品味，却也并不意味着大黄鸭来不得。

一个有趣的橡皮玩具出现在人们的公共文化生活中，也是件欢乐的事，偶一为之，没准儿确有“治愈”效果，只是类似事情别太多太滥、别离庸俗太近。

君不见，跟风跟着跟着，徽派建筑上都铺上马赛克了；时髦赶着赶着，张家界的南天一柱都改名叫哈利路亚山了。

不但创新谈不上，连老本儿都折了。

这种跟风赶时髦，当然就是庸俗。

全去跟风，创造性就和未来告别了；都赶时髦，想象力就向历史缴械了。

大黄鸭子在中国的城市里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离霍夫曼讲究的“独创性、非商业”内涵越来越远；把文化变成噱头的事情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真正的创造能力越来越弱。

大黄鸭红了火了是好事，可如果反证出我们的想象力黄了，那才是悲剧。

我们老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问题是自觉、自信怎么来的？肯定不是跟风跟出来的。

风水轮流转，想跟也跟不上；只有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才是坚实的，有我们自己的生活、孕育我们自己的想象力、产生我们自己的“治愈系”。

从“诗三百”到“八大家”、从青花瓷到马头墙、从“闹元宵”到“龙舟会”……如此典雅、这般繁华。

有这些养分打底，我们的“拿来”才不会有抄袭之虞。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约谈不空谈环保才不难范正伟2013年06月04日04:59如果能将那些环保不力的地方主要领导问责了、免职了，“约谈”不空谈，一板一眼，说一不二，制度才有刚性，环保才有权威。

日前，针对一季度太湖流域重点断面水质频繁异常波动现象，江苏省环保厅首次启动“约谈”机制，约谈苏南四地政府相关负责人，如半年内仍未完成整改，将直接由江苏省纪委和省监察厅处理地方政府责任人。

经济发达的江苏作如此鲜明表态，显然对环保动了“真格”。

在一些地方环保“一票否决”停留于口号的背景下，这种明确对象、规定期限的“约谈”问责，成效将会如何？人们拭目以待。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江苏环保厅约谈的对象，不是下级环保部门，而是地方政府负责人；除了动用环保法规，还有党纪政纪手段。

别的不说，将地方政府负责人套上“环保马车”，至少抓住了问题核心：环保问题，不仅是局部问题，也是全局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近年来，环境问题不时引发公众焦虑，环保局长也屡屡成为质疑焦点，“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成为热点新闻。

环保搞不好，环保部门自然难辞其咎，但公允地说，这种“邀请”，恐怕并非一个环保局长就能承受得起的。

同样是这些年，环保局长“匿名举报”的尴尬，环保部门“看得见管不到”的无奈，无不说明，环保问题光靠环保部门的确独木难支。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到：“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指出了环保问题的关键。

环保之难，往往也在这里。

不同于局长的“一亩三分田”，市长的工作可谓包罗万象，有着更为现实的“价值排序”。

在各级政府眼里，相比于经济等许多硬指标，相较于稳定等许多硬任务，环保问题很容易“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还常常把环保问题视为招商引资的绊脚石，甚至主动充当起污染企业的保护伞。

环保局长“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这是根本原因。

就此而言，在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中央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之后，要在地方层面落实这些战略部署，理念价值的宣讲固然重要，考核机制的保障更为管用。

曾有干部私下表示，考核干部不能只看 GDP，但实际还是看 GDP，很少看到哪个领导因为环保搞得好而得到提拔。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打消这种认识至为关键。

反过来讲，如果能将那些环保不力的地方主要领导问责了、免职了，这种反向激励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约谈”不空谈，一板一眼，说一不二，制度才有刚性，环保才有权威。

“环境问题究其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问题，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离开环境保护谈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

”环保部长周生贤的观点切中肯綮。

也是在今年，江苏提出“不争GDP第一”的理念，强调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位一体”中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

我们期待，更多的地方能在大视野中审视环保问题，在更高层面建设生态文明，使环保更有刚性、未来更有后劲。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为环保，大家都尽一把力武卫政2013年06月05日04:45好的环境质量等不来、喊不来，既然同呼吸，就要共奋斗，大家都尽一把力今天是世界环境日。

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中国主题是“同呼吸，共奋斗”。

从发放宣传册和环保购物袋，到垃圾分类示范；从清理在河湖岸边和铁路沿线的垃圾，到社区废旧衣服兑换植物，连日来，全国各地的环保行动吸引了群众的广泛参与。

其大背景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直接原因是人们对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紧迫性的认识，比以往更加深刻。

1月份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出现的雾霾，使全中国将近一半的人“非常感性”地尝到了空气污染之苦。

紧接着，沙尘天气、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又不断冲击人们的神经。

近几年，频繁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直接影响相关区域居民的生活质量，并在更大程度与更广范围引发了公众的“呼吸关切”、“饮水关切”、“食品安全关切”，环境问题成为人们的集体焦虑。

“如果中华大地被雾霾笼罩，如何看见她的美丽？”公众的呼吁发人深省。

进一步追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6000美元的中国，如果人民群众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喝不上干净的水，吃不上放心的食物，周边环境脏乱差，幸福感又从何而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

今年以来，许多地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空气、水、土壤污染问题，调动各方面力量，加大整治力度；从5月开始，国家七部委联合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充分体现了政府的“有所作为”。

同时，民间环保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发起“光盘行动”，呼吁环境信息公开，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成为“环境共治”的得力助手。

环保是需要全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

作为个体，谁不想享受环境治理的成果？仅仅限于期望，或者一味抱怨，没有积极行动，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

人类生产生活都要消耗资源、排放废物，在环境问题面前，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节制自己的欲望；多重污染之下，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好的环境质量等不来、喊不来，既然同呼吸，就要共奋斗，大家都尽一把力。

保护环境，殊为不易。

解决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要转变发展方式。

当东部一些地方提高环境门槛招商“选”资的时候，中西部一些地方仍是“捡到篮里就是菜”；在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西部一些地方承接的是落后产能，也出现了“污染转移”。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地转变发展方式步调并不一致，转型发展任重道远。

发达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大都经历了较长的过程。

他们的环境问题是分阶段出现的。

中国的环境问题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产生，呈现压缩型、复合型特点，新旧问题叠加，污染成因更加复杂，加之观念、政策、制度、管理、技术等相对滞后，解决问题更需一个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面对环境治理的全局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

这也是“同呼吸，共奋斗”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行政执法亟待“资格把关”毕诗成2013年06月06日04:10法律底线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底线之上，方是具体执法部门可寻找办法、解决现实需要的求解空间。

“合同工”、“临时工”再次聚拢舆论目光。

《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6月1日起施行，要求依法确定行政执法资格，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管理，杜绝合同工、临时工等无执法资格人员上岗执法。

广东此举并非首吃螃蟹。

自2012年行政强制法实施以来，河南、重庆、黑龙江、云南昆明等多地先后出台过“禁止临时工参与行政执法”的明文规定。

广东此次仍能引发舆论“激动”，盖因现实与法理的错位：临聘工、合同工，仍是当下执法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屡见报端的暴力执法、野蛮执法事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到前台当“挡箭牌”。

最近陕西延安城管执法人员被指残暴地“跳起来踩头”，当地回应也称“涉事人为临时工”。

法理上早已丧失了正当性，现实中却总能顽固生存，当然有现实的复杂性：能拿到桌面上说的是“正规编制少、工作量大，我们又有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任务，不得已而为之”；拿不到桌面上说的则可能是，“临聘人员”执法，比起正式职工来成本小、干活多、好管理、易指挥，出了问题还可以断尾求生，不啻一道便利的“防火墙”。

可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容忍“小道理”随便就挤走“大道理”，也不该容忍法理向现实无限度地迁就妥协。

一波又一波的“临时工”横行执法，引发舆论强烈不满，已严重冲刷了权力公信，成为法律威严之“伤”，必须着眼于全国范围，正本清源，有一个“一揽子”解决思路。

首先是再度明确临时工执法的非正义、违法性。

行政单位不能非法用工，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凡签订合同就是单位职工，“临时聘用”显然不能成为避责的挡箭牌，相反，追究起责任来甚至要“罪加一等”——为什么要聘用这么多临时工？如此倚重临时工干活，“正式工”是否涉嫌团体性偷懒？其次是对辅助人员的规模、权限、任务必须廓清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