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树人视域下研究生导师德育自觉的提升路径探析

[摘要]在我国当前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下，导师德育自觉对于研究生德育实效的提升和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从目前的德育实践看，导师德育自觉仍存在着理性认知不足、情感认同不够、行为方式偏差等诸多问题，影响和制约着研究生德育的实效。

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德育环境等现实挑战，导师应坚持立德树人的思想引领，树立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不断强化责任意识、主动了解德育对象、积极推进方法创新，以提升自身德育自觉，进而增强研究生德育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立德树人；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培养；德育自觉培养什么样的研究生、怎样培养研究生及研究生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关涉到研究生德育的根本宗旨及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导师开展德育过程中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研究生德育必须坚持立德树人的思想引领，在促进研究生专业化成长的同时，不断提升其思想道德水平，注重研究生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健康发展。

而作为研究生导师，德育责任更是重大，意义更为深远，需要研究生导师在德育自觉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自身德育责任重要性的认识并积极付诸于实际行动。

可以说，研究生导师德育自觉对于研究生德育实效的提升和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此，本文试就立德树人视域下研究生导师德育自觉的提升路径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立德树人视域下研究生导师德育自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一）德育环境日益复杂严峻其一，从国际环境看。

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高校站在文化创新发展的前沿，通过国际人文学术交流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其中，研究生作为高层次的知识群体，接触参与的机会更多。

与此同时，研究生在向国际社会推送、传递中国核心价值的同时，亦会受到西方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的影响和浸染。

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其强大实力的映照下显示出无比的真实性和客观的普适性，对我国研究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造成较大的冲击，与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争夺着青年这一群体。

导师作为研究生德育的首要负责人，应站在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开展好德育工作，为研究生抵御西方不良思想侵蚀形成坚实屏障。

其二，从国内环境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利益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

正如拉尔夫·达仁道夫所指出的那样，“利益的内容会给人以了解事物是向何处运动的启示。

因此，某个人必然会把这些利益变为行动”[1]。

此外，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旧的规则体系很难再适用，而能够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规则体系还没有系统建立起来，[2]特别是道德领域更是如此。

在我国传统道德体系七零八落、而现代价值体系又远未建立的背景下，道德边缘化趋势加剧，逐利行为被大肆追捧。

行为失范、社会失序，高校内的研究生德育将如何走出当前社会中所谓道德与利益的悖论冲突？这是导师在德育过程中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

（二）德育对象思想更加多样其一，研究生主流意识认同度高，但实践却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

毋庸置疑的是，尽管当前我国多元文化冲突并存，挤压着主流价值文化生存发展的空间，但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步推进，较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在发展中得以解决，政治透明度也越来越高，反映到研究生思想领域，对党的领导力、执政力认同度大幅提升。

但研究生在具体实践中更为务实，观察和处理问题往往“更多地采用生产力标准，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标准；更多地采用具体利益的标准，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标准”[3]。

因此，引导研究生的行为指向，提升其道德内涵，使之既契合于研究生个体价值追求，又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是导师德育责任的重要方向。

其二，研究生深受网络文化影响，但更多对其持怀疑和审慎态度。

作为网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群体，研究生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深受网络文化影响，他们对自身的网络信息辨识力和网络文化驾驭力有着高度的自信。

每天面对海量的网络信息，手持无处不在的移动媒体，对自己需要或者感兴趣的信息资源随时搜索、快速浏览并做出判断，研究生早已对这样的生活驾轻就熟。

同时，他们在无际的信息环境中穿梭，却又不盲从，逐渐养成了批判的性格和怀疑的精神，将其直接指向研究生德育本身。

德育对自身有何意义？接受德育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影响？这些影响能否助力自己走向更高层次的成功？对于这些问题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研究生心态，德育自觉无疑会将导师引向更深的思考。

（三）德育内容不断丰富创新其一，德育内容必须与时俱进。

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德育内容也随之不断丰富。

在我国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导师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深刻认识研究生德育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环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德育内容创新，始终发挥其对研究生的思想引领和实践推动作用。

党的十八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概括、新阐述、新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系统、更逻辑、更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4]，为研究生德育内容创新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其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研究生德育的时代性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是社会价值共识的凝练概括；又与现代文明体系相承接，是构建我国现代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思想根基。

作为社会凝心聚力的感召力量和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引领，它不是理论宣传中的价值性表达，不是凝固在教材里的简练性文字，而是与时代发展高度契合、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有温度话语。

因此，导师必须深刻认识其本质内涵，深入研究其话语转换，“积极探索其教育途径，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立德树人的全过程”[5]。

二、当前研究生导师德育自觉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理性认知不足，德育责任感不强理性认知是指导师对德育目标、内容等认知清晰，并对自身的德育责任定位准确，是德育自觉的基础层次。

当前，导师在德育目标达成共识的同时，在其他如德育内容、责任范围等方面却有较大争议和分歧，而这些争议和分歧正是导师德育自觉中理性认知不足的根源所在。

其一，德育责任范围边界不清。

研究生德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形成合力。

责任范围是导师开展德育工作的基本依据，导师对其的认识，不仅仅来自于国家相关文件的规定，更来自于对自身与其他研究生德育主体之间的责任比较。

当前，导师、专职德育教师及德育相关部门等职责交叉、分界不清的状况导致导师的德育优势难以凸显，德育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再加之导师自身也面临着科研、职称等方面的压力，因此会自动忽略彼此责任中的重叠部分，进而出现了研究生德育中要么“责任冲突”、要么“责任真空”的状况。

可见，导师对自身责任范围的主观随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育责任的落实。

其二，德育责任意识有待提升。

不断加强德育理论学习、提高自身德育能力，是责任意识的重要表现。

导师应深化理解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根本宗旨，弄清楚究竟培养什么样的研究生这一问题；深刻把握作为教育者的责任使命，弄清楚究竟怎样培养研究生的问题；深刻认识研究生德育的重大意义，弄清楚研究生教育究竟为谁服务的问题。

然而，部分导师德育责任意识淡薄，只埋头于自身专业研究之中，未能有效承担起道德引领者和示范者的角色。

诚如学者叶飞所言，“学科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知识主义、专门主义、价值中立主义的立场，回避品德教育责任，忽略学科教学中的德育使命”，造成“德育忽视”。

[6]（二）情感认同不够，德育主动性较低在德育自觉中，情感认同主要表现为导师能够主动去了解研究生实际，积极寻求德育的契机和切入点，并以点带面，实现德育的系统化。

情感认同是理性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关键，没有情感认同，德育自觉只能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或者导师在德育实践中被动消极地承担责任。

目前，绝大部分导师愿意承担起德育责任，做好研究生的“领路人”，然而这种责任意愿与情感认同有着较大的区别。

其一，德育遵循主观意愿，忽视研究生实际。

“在哲学语境中，认同是一种意向性反应，主要是指一致、赞同，认为彼此是同类，具有亲近感和归属的愿望”[7]。

情感认同要求导师在情感上应将研究生视为平等的个体，与其开展民主对话，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德育工作。

然而，部分导师在德育过程中只教育宏观性内容，未能对研究生面临的思想困惑和现实的道德困境作出深度阐释和有效回应。

导师用心良苦而研究生并不理解、导师善意而研究生并不认可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着师生良性关系的构建，也制约着研究生德育实效的提升。

其二，德育碎片化明显，系统性不足。

学者涂昌儒指出，“德育碎片化就是学校德育工作零散，各部门德育工作不协调。

”[8]就导师德育责任而言，研究生德育碎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专职德育教师通过系列课程对研究生进行的系统化教育往往在研一就会结束，之后的德育过程基本都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展。

然而，导师德育在时间、内容上未能与专职德育有效对接，难以形成持续性的德育效果。

二是导师开展德育的时间、内容呈现碎片化。

研究生专业教育从基础理论学习到科研能力提升，无不渗透着导师对其的精心指导和系统训练。

相比之下，导师对研究生德育的主动性不强，时间、精力投入明显较少。

（三）行为存在偏差，德育实效性不高行为自觉是指在德育实践中导师积极施为，采取有效方法对研究生道德品质产生积极影响，以达到矫正、优化其思想和行为的目的，是德育自觉的最终落实。

但当前导师在德育实践中的行为偏差，对研究生德育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影响。

其一，以身作则未能践行。

运用渗透式隐性教育是现代德育的重要理念，坚持以身作则，以己化人、以情感人，是渗透式教育的具体体现，也是导师开展德育实践、提升德育实效的有效方法。

然而，由于导师对其理解存在误区，产生了以身作则要求太高而难以达到的错觉，进而未能积极践行。

其实，以身作则并非要求导师“全能”或者“万能”，而是要求导师分清自身德育责任的内容主次，有所为有所不为。

除此之外，部分导师面对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袭使理想信念发生动摇，面对种种利益诱惑弃守学术诚信等等，都使作为传递道德正能量的以身作则原则饱受质疑。

其二，行为方式存在过激。

无论从思想特点还是年龄结构看，研究生行为的不确定性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恰恰就是这种不确定性使研究生的可塑性成为可能，使德育的必要性更加突出。

研究生德育就是要辨析这些不确定性中的可控与不可控因素，并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引导和规范，以预防和化解研究生可能出现的偏激行为。

而研究生一旦出现偏激的行为，导师对其采取何种行动，会对研究生产生巨大的甚至是终生的影响，因此导师应将其视为德育的最佳契机，然而部分导师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而是直接以激烈的行动应对研究生偏激的行为，从而造成不良后果。

例如，近期出现的研究生因不能毕业跳楼事件及断绝师生关系事件都值得我们深思。

三、立德树人视域下研究生导师提升德育自觉的主要路径（一）强化自身责任意识，增强研究生德育的主动性马克思在谈到责任时，认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