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

马克思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
作者：方芳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12期
方芳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马克思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随着世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有所发展，共经历了3个阶段和3次立足点的转变。

考察马克思对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正确把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对于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东方国家；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12-0038-03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还包括他对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马克思的这一探索随着世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有所发展，概括地说，共经历了3个阶段和3次立足点的转变。

考察马克思对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过程，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正确把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第一阶段：马克思立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着重论述了世界历史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影响和冲击，指出一切落后的民族都要被纳入资本主义文明体系。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开拓的世界历史对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得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的结论。

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2]。

以往自然形成的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孤立状况从此被打破，“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
了”[3]。

世界由此成为一个整体，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因此，“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4]。

马克思着重论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影响和冲击。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5]，“各民族的原始闭关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失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6]。

世界历史打破了狭隘的民族、地域束缚，把落后民族卷入到世界历史文明进程之中。

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断加深，从地域性交往转变为世界性的交往。

同时，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性的实质是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迫使一些民族“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的世界，必然是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基准的。

因此，资本主义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绝不是平等的秩序，而是
“外围”依附于“中心”的秩序。

马克思把这种不平等的体系看作是城乡对立的国际形式，指
出资产阶级“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

因此，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性造成了东西方社会的不平衡发展，东方落后国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都要被迫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的未来景象”[9]。

二
第二阶段：马克思立足于东方落后国家，着重论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东方国家社会发
展的复杂影响，指出东方国家只有在通过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成果的基础上才能真正
促进社会的发展。

19世纪50年代，西方的殖民统治激起了东方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不断高涨。

马克思非
常关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当地人民的革命运动与西方革命
之间的“两极相联”的关系，发表了一系列的时事评论文章。

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章中，他集中分析了英国资本主义对印度社会发展带来
的复杂影响。

马克思首先指出，一方面要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对印度的冲击和掠夺，给印度带来了从未
有过的深重灾难，这个灾难同它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相比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

“从人的感
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
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
到难过的。

”[10]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所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它使整
个社会一直处于较低的社会水平上。

印度的农村公社不管如何具有田园风光和祥和无害，但却
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的闭关自守和种姓制度使人们的活动范围受到极大限制，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

因此，英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在给印度社会带来从未有过的苦
难的同时，也给印度等东方国家带来了大机器以及铁路，奠定了现代工业的基础。

它打破了印
度社会原先的那种各自孤立的状况，“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
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惟一的一次社会革命”[11]。

而且，英国“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
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12]，即从客观上推动了印度社会的发展。

但马克思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
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13]“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
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

”[14]马
克思揭示出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条件下，落后国家的社会进步是以贫富两极对立、以本国对西方先进国家的依附关系为代价的，是建立在“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
受苦难与屈辱”的基础上的，因此，这是一种不合理、不平等的世界历史体系。

马克思提出了
在东西方革命基础上占有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的思想。

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性
转变为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的物质基础。

资本主义一方面为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和人对
自然的科学统治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却又无法克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此，
“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
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
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5]。

他同时认为，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东
西方革命之间存在着“两极相联”的关系：“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
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
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16]因此，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只有通过东西方社会的联合革
命，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基础上占有资本文明，使生产力的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支配时，
才能真正实现东方社会的发展。

三
第三阶段：马克思立足于东西方文明的相互补充，着重论述了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吸
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资本主义也可以吸纳新的社
会因素趋向一个更完善的新形式，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趋势必将是共产主义社会。

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认识到对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的估计都过于
乐观，开始调整自己的看法。

1877年，他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说：“资本主义生产
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
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
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

”[17]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正处于不断调整之中，虽然资本主义仍处于“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之中，但仍可以吸纳集体生产方式等一些新
的社会因素，它未来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
活”[18]，即共产主义社会。

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正是由于吸取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因而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现
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非常关注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考察
了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在内因上，就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而言，
它存在着固有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能够赋予农业公社强大的生命力。

“一方面，公有制以及
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
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

”[19]这就是说，农业公社
的结局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公社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另一种是同样存在于公社
内部的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

马克思认为存在实现第二种可能的条件。

他认为，土地公有
制使它有可能直接的逐步地把小土地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习惯在没有进行分
配的土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

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也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

农民习惯于劳
动合作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

因此，“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
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
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20]
在外因方面，马克思指出：“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经
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21]在
世界历史条件下对一切资本主义先进文明的吸取是俄国农村公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在反问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社会新栋梁”时，提出俄国走跨越式发展道路的两
个必备的基本条件，一是要大胆借鉴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发达的生产力（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以提高自己落后的农业社会的生产力；二是必须要实现市场化（建立银行、股份公司等
一整套交换机构），通过发展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来改造自己传统的自然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

在政治制度方面，他提出要吸取西方议会制的积极成果建立代表制，“用各公社自己选出
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这一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他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
机关。

”[22]
内外因条件相结合使得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占有资
本文明的基础上实现对资本文明的超越。

在这里，马克思指明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东西方文明互
补发展的前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变革转向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落后国家发挥主体的
能动创造作用，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去，在充分吸取西方先进文明的基础上超
越资本文明。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性必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
历史性所取代。

由上可见，马克思对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过程。

早年，马克思主要从资本主义文明对东方国家的影响和冲击出发，指出一切
落后的民族都要被纳入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强调只有在通过东西方的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
统治的基础上占有资本文明才能实现东方社会的发展。

晚年，由于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东西方文明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充的密
切关系，强调东方社会不能脱离世界历史而独立发展，应积极吸取资本主义发达的科学技术，
先进的政治经济管理制度，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资本主义社会也将通过社会
变革，吸纳集体生产方式等一些新的社会因素趋向一种更完善的社会形式。

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它们互相吸取对方
文明当中所包含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出现了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加东方的人力和市场的世
界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等趋势，这些都表明
马克思关于东西方关系论断的科学性。

因此，考察马克思对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有着
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首先，马克思对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共经历了3个阶段和3次立足点的转换，
这说明马克思的思想是不断发展的。

我们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也要不断转换视角，从过去狭隘、封闭的民族性的视角转向开放、宽阔的世界历史性的视野，把当代中国的发展纳入到世界
文明发展的轨道中。

三十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正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发展做
出了新的判断的基础上的。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经
济全球化不断向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社会全球化等纵深发展的今天，我们在不断巩固和
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果的同时，还要继续吸取西方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推进政治体
制改革，建设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政治文明；在与世界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中，吸取现代文明
的精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吸取西方社会建设的成功经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建
设事业的发展，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全球性交往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联系，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在孤立封闭的环境中获得
发展。

发展中国家在以科技革命、经济现代化为标志的第一轮现代化进程中暂时处于劣势，但
暂时的劣势并不等于永远处于劣势。

目前，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协调发展为标志
的第二轮现代化正方兴未艾，各国都在探索新的、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面对新一轮现代化建设浪潮，发展中国家不应消极等待，而是必须积极参与到全球交往中去，吸收借鉴别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发挥本国在人力资源、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探索
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致力于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及和谐发展，以不断缩短与世界先进文
明之间的差距。

再次，“全球治理”、“普世伦理”等一些新的全球化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人们正在寻求
一种新的解决全球问题的策略。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已经向世界贡献了如“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符合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理念。

在全球
化不断深入发展的21世纪，面对民族性与全球性、本土化与全球化等之间的矛盾及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跨国犯罪等全球问题，我们要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性理论为指导，树立全球
视野和全球共同体观念，不断加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共同探索新的、符合全球
人民共同利益的解决全球问题的策略，努力使全球化向着一个更加平等、公正、和谐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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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19〕〔20〕〔21〕〔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1，763，764，773，765，766.
（责任编辑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