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传统武术及其文化特征探析

土家族传统武术及其文化特征探析
作者：刘尧峰
来源：《武术研究》 2016年第10期
刘尧峰
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体育系，湖北恩施 445000
摘要：以土家族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以及田野考察等方法，对土家族所拥有的传统武术拳械进行了归类汇总，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土家族武术所具有的文化特色，即浓郁的民族性、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的交融性和独特的技击性等特征。

关键词：土家族武术文化拳种特征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2016）10—0037—04
1 土家族武术拳种概览
就武术文化体系的构成而言，拳种属于其中的本体文化部分，在整个武术文化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土家族的拳术俗称“土拳”，土家族自称为“打哈”（土家语）。

土家族武术拳种种类繁多、特色鲜明，拥有较为完备的技术体系与文化内涵。

据调查统计显示，目前与土家族相关的武术拳械套路共计近120 来种，其中拳术套路51 种，器械套路36 种，稀有器械套路32 种。

土家族的某些拳种其本身内容较为宏富，且自成体系，例如土家族余门拳就包含功力拳和各种器械套路共计40 余套。

2 土家族传统武术的文化特征
2.1 内涵深邃——浓郁的民族性
就一般意义上来说，判定某种文化是否具有民族性，其根据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这种文化
的主体是否是土生土长的，即是否产生于本民族并在本民族内部长期流传；其二是此种文化形
态作为其民族文化的一个分支，是否具有其民族的某些特性，即能否通过它折射出其民族文化
的内涵与核心。

首先，从起源角度来看，土家族武术拳械大多都产生于本民族，又流传于本民族，是在其
民族文化土壤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例如土家族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武术天门五行拳便是由清代
土家族武术大师余世万所创，在土家山寨流传已逾200 年的历史。

而土家族象形武术鸡形拳则
是由土家族拳师张海泉所创，流传至今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深受广大土家族武人的喜爱。

另外，土家族的某些稀有武术器械套路诸如烟斗杆子、蛮刀藤牌、宫天梳、八角拐等，大都来源
于土家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是土家族特有的武术拳械内容。

与此同时，土家族拳术套路多
喜欢冠以“手”或“门”的称谓，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

其次，土家族武术文化作为土家族传统文化体系的一个分支，与土家族的饮食文化、服饰
文化、婚丧文化、巫傩文化以及歌舞艺术等文化事象一样，本身即拥有其民族文化的若干特性，即土家族武术文化携带着土家族文化基因的印迹，能够体现出土家族文化的基本内涵。

从民族
的信仰层面来看，土家族人有着较为浓厚的白虎信仰情结，他们视白虎为图腾，故而白虎信仰
渗透到其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土家族的武术文化亦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白虎信仰的印痕，体
现出较强的白虎信仰情结。

例如，土家族拳师大多喜欢在其兵械的柄上刻上虎形纹饰或镶嵌出
虎头形状，以借虎威。

而土家族武术拳种中也有许多以“虎”命名的拳术和招式，聪明的土家
族拳师还创编出了独具特色的土家族白虎拳。

由此可见，其民族的武术文化与民族的信仰文化
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另外，土家族人崇拜英雄，往往将自己民族的英雄当成神一样敬重，
例如他们将武功高强的八个部落的首领敬之为“八部大王”，并在各村设“土王庙”，建摆手堂，每年一小敬，二至三年集中摆手时一大敬，集中摆手实际上也就是土家族所举行的一场盛
大的比武盛会，在此期间，土家族人们要进行各种武术内容的展演与比赛，以比武的形式来纪
念民族英雄。

又如土家族为了纪念反明起义的土家族英雄覃垕，于是将每年的6 月6 日，即覃垕牺牲的日子定为“晒龙袍日”，届时家家户户都要晒棉衣，同时还要进行各种武艺比试，以
示怀念，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土家族武术浓郁的民族特色。

2.2 环境依附——鲜明的地域性
《礼记》中提到：“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
器械异制，衣服异宜。

”[1] 指出了人和地域环境的密不可分。

土家族武术是在土家族聚居地
区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其本身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特定地域自然人文生态
环境的影响，从而使得土家族武术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

首先，土家族武术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特定地域自然环境的制约。

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拳打卧牛之地”是山地武术创造的理论依据，由于土家族长期聚居于湘鄂渝黔边的
武陵山区，其间沟壑纵横、草茂林密，野草、杂石等处处掣肘。

为适应特定地理环境的需要，
土家族武术突出地表现出山地民族以短打近攻和短兵格斗为主的特征。

由于地势的险要，习武
者要在狭路、险峰、绝壁之处克敌制胜，故土家族武术不可能表现出大开大合，放长击远的风格。

相反，贴身短打、动作紧凑、灵巧快速是其特点，充分体现出“拳打卧牛之地”的技术特色。

与此同时，为适应土家族地区独特的地域自然环境，土家族武师们还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发明了诸多适应山地自然生存环境的稀有武术器械，诸如燕尾斧、宫天梳、烟斗杆子、鸡爪棍、鸡公铲、板楯枪、杵棒、竹马鞭等。

其次，土家族武术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受到了特定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体现出鲜明的
地域人文特征。

例如早在周朝时期，狩猎在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中就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但在
土家族聚居地区狩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却一直延续至今，土家族作为一个半耕半猎的山地民族，狩猎成为其民族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狩猎也对土家族的武术文化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与渗透作用。

“把狩猎作为最重要的生活方式，……是族人们素以表彰其尚武精神的所在。

”[2]现今土家族地区广为流传的“十二埋伏拳”，即是由土家族地区设卡捕猎的狩猎技术演变而来的一套古老拳术。

[3] 又如土家族居住地区多有“畏鬼神、喜淫祀”的风俗，故而其
武术又多带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亦武亦巫，巫武结合是其特色，表现出一定的附魁性。

土
家族巫师梯玛做法事时“踩八卦”，与武术拳种八卦掌相似，在运动中进行掌法的变换与行步
走转。

其“跳五方”又与武术拳种五行拳如出一辙。

此外，土家族的武术还与土家族人的生活
习惯关系密切，例如土家族人多有缠头帕的生活习惯，头帕一般为一根长约2 至3 米的青丝帕，土家族武人据此又发明了“头帕”这种软兵器，即在头帕的一端裹上石球、铁球等坚硬器物，
从而变成了类似于中原地区的流星锤和链子锤一类的软兵器，表现出鲜明的地域人文特色。

2.3 糅合改造——文化的交融性
由于文化具有流动性与传播性的特点，在土家族武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又不可避
免地会受到外来武术流派的影响，从而使其与某些外来武术存在着某种交融性的特点。

长期以来，土家族武术大师们在本民族武术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武术文化的营养与精华，经过民
族化、本土化的改造，从而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糅合到自己民族的武术之中，以适应土家族
聚居地区独特地理人文环境的需要。

因此，土家族武术与武当、峨眉、少林以及邻近之湖南巫
家拳和湖北岳家拳等流派都有一定的亲缘关系，或者说从中可以窥见这些拳派的踪影。

总体来说，土家族武术与外来武术进行交融的途径主要有四种：其一是外出求经，即土家
族青年武术爱好者外出寻师访友，学成之后主动将外来武术引入土家山寨。

例如创编“鸡形拳”的土家族武术大师张海泉，年轻时期就曾参加过义和团运动，学习过山东、河南等北方武术技艺。

精通峨眉派武术的秀山土家族拳师蒋友发，在15 岁时便拜峨眉派拳师朱邻芳为师，学成
后返回秀山传播武艺。

土家拳吉首支的传人韩顶臣也曾习练过少林功夫；其二是地方政府部门
开馆培养武术人才，积极引入外来武术拳种，例如民国时期土家族聚居地较有影响的国术馆校
就有秀山武馆、永顺县国术馆、大庸县国术馆等，对加强土家族武术与外来武术的交流与融合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三是某些江湖艺人、云游僧道漂泊土家山寨教徒授艺。

例如武当真
人张松溪晚年就曾在川、鄂、湘、黔一带收徒传艺，秀山人何氏得其武功真传，并于当地设馆
教习，从而使得武当武术得以在土家族地区流传。

[4] 其四是由于湘鄂渝黔边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之成为一些绿林好汉逃避官方缉捕或仇人追杀的理想之地，是武林人士躲避“江湖”是
非的乐土。

明清以来，历次农民起义被镇压后，一些义军中的武林高手被迫逃往湘、鄂、渝、
黔边的武陵山区避难，并隐居于土家族聚居地区收徒授艺，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土家族武
术与外来武术的交流与融合，使得土家族武术表现出文化交融性的特色。

2.4 尤重实战——独特的技击性
就技击层面而言，土家族武术注重实战，讲究实用，较少虚化动作，其独特的技击特色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区分部位，攻防有方：土家族武术技击时要求严格区分身体部位，并依据不同部位
采取不同的进攻与防守方法。

土家族武人一般约定俗成地将人体分为上、中、下三路，其中头
部为上三路、躯干为中三路、躯干以下为下三路。

同时又有洪门与边门之分，身体正前方为洪门，左右两侧为边门。

另外，土家族武术在实战中还特别强调攻防方法应用的针对性与目的性，要求针对身体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进攻与防守策略。

其二，摆桩择手，审时度势：摆桩择手是土家族武人较为特别的比武形式，土家族拳师在
与人交手或比武之时，按照规定首先应摆桩，即摆好各种招式。

桩摆好之后，道声“请”，让
对方来解，即所谓的“择手”。

土家拳谚云：“择手择手，先择敌手，若不择手，莫乱动手。

”意为应根据对手的桩式采取相应的化解之法，而不能贸然莽撞行事。

择手解桩的方法又分为文
解和武解两种，其中文解一般多用于朋友之间的比武较技，相互之间点到为止或者仅仅是以口
头的形式来阐述相应的破桩之法。

而武解大多数情况下则用于常规的比武较技，其目的是使对
手倒地或受损伤，进行真正的实战对决。

摆桩的桩式较多，一般可分为“门板势”“侧身
势”“高势”和“低势”四种桩式。

其中门板势又称为败势，即摆桩时将身体正对对手，并故
意将身体的弱点暴露给对手以使其轻敌，待其进攻之时突然变换招式反败为胜。

侧身势为稳势，主要是侧身对敌，为实战中常用之桩势。

高势指站桩的姿势较高，以便于起腿，一般善于用腿
之人常以此势对敌，而低势则指站立的桩式较矮，一般善于进攻对手下三路或抢边门之人常青
睐于此桩式。

与此同时，土家族武术在技击实战时还要讲究审时度势，认真观察对手的招式，
随机应变，因人而异地选择各种桩式和相应的择手方法。

其三，小鸟过林，三杀一收：此为土家族武术技击之精华，是对土家族武术技击精髓的浓
缩与提炼。

所谓“小鸟过林”是指习武者拳脚迅捷、身法轻灵，与人交手时要象小鸟在树林里
穿梭一样敏捷，灵活自如。

而“三杀一收”则是针对防守反击而言的，其攻击部位主要是对手
的要害部位或身体的薄弱环节，是指在防守反击中暗藏三招毒手——绝招，招招致命，要求做
到一防二攻三带回，待到最后一招收回来时，对手非死即伤。

但现实中土家族武师与人交手时
往往讲究先礼后兵，除非是性命相搏，一般与人交手时是严禁使用如此毒辣招式的。

其四，抢边占先，赢取先机：由于土家族地区独特的山地自然环境，以及土家族人普遍具
有身材矮小但同时又灵巧快速的特点。

为了抢占先机，造成居高临下的态势，土家族武人在与
人交手时往往喜欢抢边，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而土家族武术中亦有许多专门抢边占先的招式。

具体而言，临敌时步法要求进低退高、前轻后重、轻灵稳固。

同时要站高看远，眼观四方，以
便适应复杂的地形，不至于为山间乱石杂草所羁绊，给对手留下可乘之机。

2.5 先礼后兵——武德的制约性
“武德，即尚武崇德的精神，它是武术界共同信仰的一种言行准则，习武者按它来修养身心，规范举止，品评善恶。

”[5] 相比之下，汉族的武术，由于长期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
与影响，从而形成了与之相应的众多武术礼仪规范。

与人交手时大多主张“打人不打脸，揭人
不揭短”，“点到为止”，讲究先礼后兵。

相对于汉族而言，土家族作为偏隅一方的少数民族，在清代改土归流之前其武术文化较少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因而没有诸多礼仪规范的制约。

然而清代的改土归流，打破了长期以来“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封闭状态，从而使得汉族文
化得以进入土家族地区，并对土家族本土文化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洗礼。

由于受到汉族传统伦理
道德的影响，土家族拳师们在长期的习武行拳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武德行为规范，并以此来约束着土家族武人的道德行为。

例如土家族铁木拳即要求其弟子恪守“尊师重
道”“谦虚恭敬”“讲礼守信”“忠义纯笃”的行为准则，一言一行都要合符道德行为准绳。

要求其门下弟子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分美丑、辨善恶，具备良好的武德观念。

“一惩恶来二扬善，益寿又延年”成为铁木拳弟子毕生的追求。

总体而论，土家族武人主要遵循着“四授四不授，四打四不打”的武德门规。

首先，“淡
玄授道，贵乎择人。

”[6] 谨慎择徒是严格武德的第一关口，土家族武术大师们一般不轻易授
徒传艺，其徒弟往往需要通过层层考验才能获得真传，他们在选择徒弟时严格遵循着“四授四
不授”的规定，所谓“四授”，即忠诚老实者授、谦虚谨慎者授、讲仁义重礼节者授、重武艺
勤奋好学者授；“四不授”则指天资愚钝者不授、心险手毒者不授、狂妄喜露者不授、不讲礼
义者不授。

与此同时，还以“四打四不打”来约束习武者的道德行径。

所谓“四打”，即取我
性命者打、故意惹我者打、欺人太甚者打、侮辱人格与民族者打；而“四不打”则指实力弱小
者不打、败阵逃命者不打、满面笑容者不打、妇女儿童不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