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翟秋白

瞿秋白：多余的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 何须说？――代序
---------------------------------------------------------------------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须说呢？已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依照
年份来算，乃至不能按礼拜来算了。

确实是有话，也是可说可
不说的了。

可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此刻，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如何如何的。

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

希望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
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

因此我情愿趁这余剩的生命尚未终止的时候，
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解”，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

――正因为勉强，因此
也永久做不行，手里做着那个，内心想着那个。

在那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
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必然的角色。

此刻我已经完全被解除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

说一说内心的话，完全暴露内心的
真相。

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尽管我明明白那个地址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可是，我仍是写一写罢。

人往往喜爱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
快了。

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遇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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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解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以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以后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

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念书种子”爱
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

到了北京以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
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忙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一般文官考试，又没
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身世”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

如此，
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那时并非明白俄国已经革命，也不明白俄国文学的伟
大意义，只是看成以后谋一碗饭吃的本领算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一辈子观正在形成。

可是，依照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

因
此最先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
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全然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

五四运动期间，只
有极短时间的政治活动。

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
部份放在文艺方面了。

关于政治上的各类主义，都只是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
并无爱好去详细研究。

但是能够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解”了：情形是如此的――五
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那时的一些同窗里，谁也不肯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
织同窗群众去参加那时的政治运动。

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关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爱好，因此也加入了。

这时
可能是一九一九年末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
那麽烈火了。

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碰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

我想，
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遇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起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

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
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

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
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
事迹。

我那时关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无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
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开创人”。

因为那时候，我误解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
学――学文学恍如确实是不革命的观念，在那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那时的莫斯科，除我之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

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
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书籍不能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

不久（一九二二年末），陈独秀代
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是共产党员，仍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
翻译。

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归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

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

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

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
会学系主任。

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
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
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

这时，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
工作了。

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

尽管我那时对政治问题
还有相当的爱好，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假设失”的。

武汉时期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当中脱险。

快要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慢慢暴露机遇主义的实质，一样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

在中国共
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尽管仍旧被选，可是关于党的领导已经
不大行了。

武汉的国共割裂以后，独秀就退出中央。

那时候，没有他人主持，就轮到我主
持中央政治局。

其实，我尽管在一九二六年年末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
彭述之，随后不能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全然上不肯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

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观点。

那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

等到
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感觉超级之“不合式”，可是，又没有什
麽别的辨法。

如此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

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和最先的秋收暴动。

那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
同独秀时期不同了。

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

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超级不
明了，也毫无爱好，因此只发表一样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打算等，就完
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

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可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
到仿佛是拆台。

如此，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同意我。

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

因此，我尽管多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
实在没有爱好和能力负担那个领导工作了”。

可是，终于没有说出口。

那时形格势禁，旧
干部中又没有他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尚未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那个名义。

可是，
事实上“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

因为他们在国内
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今世表当了两年。

直到立三的政治线路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感觉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超级薄弱，
竟分辨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

结果，中央不能再也不召集会议――确实是四中全会，来开
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代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

我那时感觉松
了一口气。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

我竟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
最后三年乃至恍如是最要紧的领袖（只是并无象外间传奇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如此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
史的误解”。

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罢了，直到最后仍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关
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慢慢减少爱好。

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爱
好了。

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

一方面固然是躯体虚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保全大局”勉强负担一
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背我的爱好和性情的结果。

这真是十
几年的一场误解，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减轻。

我只是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算了。

总之，我实际上是一个很一般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解”，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

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确实是如此一种感觉。

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

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期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各类思想。

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以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此刻仍是如此。

我只是三十六岁（尽管照阴历的适应我今年是三十八岁），可是，自己感觉已经超级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爱好都没有了。

不但一样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确实是一切娱乐，乃至风光都是漠不相关的了。

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遇。

肺结核的进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超级危险的时期，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

可是当即赶到武汉去，当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

尽管此刻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躯体全然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

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之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取得休息的日子。

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持续的不安息，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报告。

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或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虚弱的缘故，但是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

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起，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

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由考验呵！
或，这不尽是躯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缘故罢。

我尽管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念书，也世代做官。

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

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

因此，我家的田地衡宇尽管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

绅士的体面“必需”维持。

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咱们兄弟继续念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烧饭的时候，咱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此刻尚未还清）。

咱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切身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

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暗藏着表面不容易发觉罢――实际上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合法所谓人一辈子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专门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

人一辈子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式――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够改换的。

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一辈子观。

这同我暗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医生意识、和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

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当中，有些如此的成份：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幸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

（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乃至狂妄的人物。

说得实在些，是废物。

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份的精力。

我得不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制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式。

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的。

）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明白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

可是，我一直感觉这工作是“替他人做的”。

我每次开会或做文章的时候，都感觉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终止，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

我每每空想着：我情愿到随意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非是为着进展什麽
教育，只只是求得一口饱饭算了。

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觉察――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
自欺的了；可是“八七”会议以后，我并无公布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以后也没有说出来，
在去年我仍是定夺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乃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
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

没有如此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当中总有“一元”要取得事实上的成功。

正因为
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

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以后，我早已
成为十足的市侩――关于政治问题我极力幸免发表意见。

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以为
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分说。

说我是机遇主义确实是机遇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

我关于政治和党的各类问题，真没有爱好去注意和
研究。

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关于现代文学和文学史上的各类有趣的问题，有时候
还有点爱好去试探一下，但是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占多数，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

而且
体力的虚弱也不允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天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感觉十分疲劳，或过度的畸形的
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留这
多余的生命假设干时候，我还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式，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

可是，最后也是趁早终止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超级汹涌的时期。

为着继续深切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恰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

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
学》，还有那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

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高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是全然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如何有一个怪僻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念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行吗？因此我到俄国以后，尽管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高作、论文、演讲，可是这只是求得关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无认真去研究。

政治上一切各类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类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全然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他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

只是，我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爱好。

记得那时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一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空想没有冲突了。

所不同的是手腕。

马克思主义告知我要达到如此的最终目的，客观上不管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确实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时期。

为着要消灭“国家”，必然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完全的民权主义（也确实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必然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

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事实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感觉有趣。

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方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

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鹊巢鸠占了。

可是，我第一次在俄国只是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只是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

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

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

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

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
（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天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要紧部份：唯物论的哲学。

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

资本论――我就全然没有读过，尤其关于经济学我没有爱好。

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
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样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

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以后，就慢慢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明白一点皮毛。

那时我只是依照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
一下，编了一些讲义。

此刻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

此刻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
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解”，确实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份的是
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能不由我来开始尝试。

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那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

我回国
以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尽管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那个
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进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催促，实际斗
争的反映，和国际的领导之下，慢慢有相当的进步。

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

单就我的“成绩”而论，此刻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
那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如何纠正了我的错误，和我的理论当中包括着多麽混杂
和小资产阶级机遇主义的成份。

这些机遇主义的成份进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线路，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

的确，到一九三○年，我尽管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
工作，相当取得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可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感
觉退步了。

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时期，关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
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定，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
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那时，我慢慢感觉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乃至不想动了。

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
议论以后，我会感觉到松快，感觉如此解决原是最适当只是的，我当初为什麽简直想不通；可是――也有时候会感觉不了解。

尔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
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再也不去“独立思索”了。

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
上和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此刻。

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

（我以中央的
思想为思想。

）这并非是说我是一个专门好的模范党员，关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
刻的了解。

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
不加思索了。

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疑心的时候，可是，立刻就停止疑心了――因为疑心
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疑心。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那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阻碍都是人
所共知的情形，不用我自己来判定――而到了此刻，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再也不是一个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舍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

若是要同我谈起一切各类政治问题，
我除开依照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推论之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式。

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括着许多机遇主义，也确实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
这是“亦未可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