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观

生态价值（ecological value）是指哲学上“价值一般”的特殊体现，包括人类主体在对生态环境客体满足其需要和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判断、人类在处理与生态环境主客体关系上的伦理判断, 以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独立于人类主体而独立存在的系统功能判断。

生态价值的表现形式：包括生态的经济价值、生态的伦理价值和生态的功能价值三个方面。

生态价值观就是处理生态与人之间关系的观念。

生态价值观是近些年才进入人们的视野、深入人们的脑海、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

其实，若较真论起来，它却和人类一样古老。

不信？你就问问那些考古学家，大凡挖掘出的古人类生活遗址，随着岁月的变迁，现在的环境可能已经恶化，当初可是最宜居之地。

这还可以找司马迁作证：在他老人家的笔下，游牧民族都是“逐水草而居”。

可见，人类自古以来就知道生态环境对他们生活的价值。

如果说“逐水草而居”还是古代人类生活的本能使然，后来的人们就已经有保护生态的意识了。

安徽有个祁门县。

早在唐宋时期，祁门人迁居时，都要在新居周围栽迁基树。

如果第二年树活了，则说明此地可居住。

对于居家附近的山林，祁门人订立乡规民约封山育林。

首次封山时，全村男女老少皆到，族长当众宣布护林公约，还现场折断一棵树苗，意为“人树同毁”。

今日祁门不少山村，还有连片参天大树组成水口林，大多有数百年历史，根深叶茂。

当然也有反面的事例。

著名的古城楼兰从繁荣走向消亡，一说是大气候变化的原因，一说是由于古楼兰人的滥砍滥伐，尽管说法有七八种之多，生态环境的恶化直接导致楼兰的消亡则是一致公认的事实。

在人类历史上，两河流域、恒河到黄河，从西到东所有的古文明，其兴盛或式微无不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

古人对生态价值的认识只是处于朴素的或者说是直觉的层面。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初。

那时，日本富山发生“痛痛病事件”，生活在日本富山的人们，因为饮用了含镉的河水和食用了含镉的食物，引起“痛痛病”，死亡者达207人。

当年，我国的不少报纸均刊登有日本由于污染而怪病丛生的一些照片，但是那只是为了要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脑海里还没有生态价值观的概念，这就留下了隐患。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兴起，“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遭受贫穷虐待的人们一旦找到一条摆脱贫穷的通道，会不顾一切地往通道里挤的。

“宁可毒死，也不要穷死”是这一时期的口号，大家不约而同地用绿水青
山去换取金山银山。

这里的换就是牺牲的代名词。

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金钱，根本看不到生态的价值，根本没有生态价值观的位置。

不信东风唤不回。

果然，仅仅十几年的光景，人们就开始觉悟。

上世纪90年代，华西村首先提出“有了碧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的发展观，生态已经与金山银山等量齐观。

到了前两年，高淳县委书记吴卫国更进一步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些年来，高淳将化工等污染企业都迁出县境，宁可牺牲速度，绝不牺牲环境，生态的价值终于在人们心目中确立。

短短几十年，中国就从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并向生态文明过渡。

粗粗算来，在中国，人们花了30多年时间才认识到生态的特殊存在的价值，而在西方则花了300多年。

自工业革命始，西方通过对弱小国家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来攫取财富。

到了上世纪中叶，震惊世界的环境污染事件频繁发生。

在那个年代先后发生了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八起极严重的污染事件，人们称之为“八大公害”。

在上世纪80年代又发生了意大利塞维索化学污染事故、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印度搏帕尔农药泄漏事件和非洲大灾荒等“新八大公害事件”。

“三废”物质污染、噪音污染、水资源污染、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核污染……污染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似乎看不到尽头；众多人群因环境污染而非正常死亡、残废、患病的公害事件不断出现。

这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反思的结果自然是五花八门，其中与生态价值观相对立的价值观在作怪几乎是公认的。

一个是功利主义价值观。

功利主义表现为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

马尔库塞在1972年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作了初步的阐述，他认为，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不仅表现在通过高生产高消费疯狂地剥削和掠夺无产阶级，还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利用技术理性迫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坏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直接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还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能源剥削，则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内在原因。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获取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和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被迫向发达国家出售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

而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使资本积累加快，资本积累的加快反过来又加快了对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环境灾难。

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提倡保护人类生态环境的同时，却一方面不断地向后发国家转移具有污染性的产业，甚至转移其生产和生活垃圾；另一方面又以环境保护为借口，对后发国家实行“绿色贸易壁垒”，其核心点正在于捍卫资本的利益。

总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存在物，包括人的价值和尊严都不得不屈从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

资本是罪恶之源！资本的触角伸向哪里，那里就会发生生态灾难。

“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

”
另一个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控制自然”的。

威廉·莱斯直指基督教世界观，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世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生物的派生统治权。

“控制自然”的观念首先起源于此。

顺着这一思路，后世的人们把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当作人类能力的唯一标准；让自然界和生态环境的一切都要完完全全服从于人、服务于人，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成为人类的唯一目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成为中世纪以来人类主要的活动。

恩格斯曾经对此加以痛斥。

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必然导致自然的报复。

无论是“八大公害事件”还是“新八大公害事件”，正是自然的报复。

它警示人类：“控制自然”的直接后果是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人类要能永续发展，必须与自然友好相处。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走了一段“之”字形的路。

自然孕育了人类，它不曾想到人类却成了它的对立物。

最初的人类在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能承受着来自于自然的“欺凌”，于是就产生了对自然神的崇拜，于是就有了“人定胜天”的呼喊和理想，于是就产生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于是就有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现在，正题和反题都完成了，最终上演的就是“合题”：人类与自然是朋友，而生态价值观正是促成这对朋友的指导思想。

今天，对于生态价值观的内涵的解读也是各式各样，有人从人类主体论出发，有人从生态主体论出发。

而实践最认可的就是：在对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必须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人类和自然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统一整体，共同构成一个生态系统。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并明确提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家庭、每个单位”。

在江苏，“两型社会”的建设也放在突出位置。

“十一五”期间，全省仅环保投入就达4500亿元。

“十二五”期间，江苏生态省建设将在5个方面狠下功夫：一是在经济的生态化转型上狠下功夫。

二是在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上狠下功夫。

强化太湖、淮河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统筹抓好大气、重金属等污染治理。

三是在环境基础设施全覆盖上狠下功夫。

更大规模地开展城乡污水、垃圾处理以及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缩小城乡环境保护差距。

四是在生态示范创建上狠下功夫。

力争到2015年，全省1/2左右的市县达到国家生态市县考核要求，3/4的城市达到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考核标准，环太湖地区建成全国最大的生态县市群。

五是在提升生态环境监管能力上狠下功夫。

海涅有一句名言：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出现在雷鸣之前一样。

中央对“建设生态文明”指导思想的确
立和奋斗目标的提出，正化为我省各地各级政府和全体公民的实际行动，小康目标实现日，将是生态文明建成时。

当今社会，生物多样性锐减，荒漠化、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生态功能退化等各种生态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人类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实践证明，人类生态意识的淡薄，生态价值观的缺失，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

对此，科学认识生态价值，是破解生态危机的基础和前提。

从生态学角度看，生态价值是由生态系统内在性质决定的。

一个完整、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通过生产者、消费者（捕食者）、分解者的有机组合，形成了物种和自然物质的更新、演替、再生的良性循环。

这种按自然力进行的物质循环或自然再生产保持了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也为生命有机体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和能量。

生态系统在维持生命有机体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稳定，完成其自身更新、演替的同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具有特殊的生态功能或生态屏障作用，如森林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功能，湿地生态系统的水质净化功能等。

生态系统自我更新、演替、再生是客观存在的，其生态功能是不可替代的。

生态资源的自我更新的特殊性，生态功能的固有特征和属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生态价值主要由生态系统中生物和非生物的资源性决定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再生产已无法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需要投入必要的劳动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对自然物质进行社会再生产，让它们参与商品的流通和交换。

这种社会再生产与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一样，使得自然物质具有了经济价值，这就是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

从哲学角度看，生态作为包括人在内的生命有机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物质性是肯定的。

以人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对以自然为客体的自然生态系统的长期相处，建立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也就是哲学意义上的生态价值。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对生态的认识经历了从“敬畏”到“征服”，再从“征服”到“和谐”的曲折过程。

这期间，哲学界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战一直没有休止过。

“人类中心论”对立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主导、支配作用，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为人类提供物质的源泉，离开了人一切自然物就无“价值”可言，从而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对环境的肆意破坏。

“自然中心论”毫无区别地将人与自然等同，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强调自然的地位和权利，认为人类只能顺应自然，这势必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科学发展观注意区别人与自然的不同，既充分考虑到人的利益和创造性，又考虑到自然生态系统的作用，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对“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批判和扬弃。

不能科学认识生态价值，不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的症结。

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的到来，信息文明的诞生，人类的经济生产活动空前的活跃，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生态价值的缺失，人与自然关
系的错位，导致人们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式地过度开采，生态平衡被破坏，各种生态问题接踵而至。

科学认识生态价值，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关键是要坚持以人为本，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循环经济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发展过程后，按照生态规律把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物质、能量代谢过程有机融合的新的经济发展形态，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经济运行模式，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

首先，循环经济仿照自然界物质代谢、循环、共生等规律，在经济发展中也形成类似自然界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三者之间的有机匹配，改变了“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传统经济运行模式，组织成了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资源利用最大化、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而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发展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矛盾。

其次，传统经济运行由基础设施、机器、工厂等加工资本，劳动、智力等人力资本和现金、投资和货币等金融资本三大部分构成。

循环经济将资源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作为第四种资本加入经济运行。

这种生态资本内部化改变了传统经济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改变了企业节约资源与污染防治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的目的。

第三，循环经济是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也就是在再生产过程中，生态系统和生产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转化和价值增值规律，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其依托的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统一体，生态系统既是经济活动的载体，又是生产要素，强调生态资本在经济建设中的投入效应，将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循环经济运行体制是生态价值实现的重要保障，也是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支撑。

首先应当建立清晰的生态产权制度。

在自然特征上，生态的天然属性决定了生态资产的公有性，任何个人和企业都无法有效行使生态产权，只有国家政府有权代表社会来行使。

但在现实中，国家产权得不到很好地实施和贯彻。

在生态产权不清的情况下，生态资源的社会再生产与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割裂的，生态价值没有通过一般的商品价值的实现而得到足量的实现，结果导致少部分人对生态资源开发的获益是建立在多数人环境损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损失就是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

国家对生态资产行使公共管理职能，就必须建立一整套包括生态产权界定、配置、流转、保护的现代产权制度。

政府采用生态定价、生态税收等手段，加强市场对生态资源的调控，使得外部成本内部化，约束和规范生产者把资源利用、废弃物排放纳入生产成本统筹核算，同时鼓励消费者适度消费，也可激励更多的企业从事废物再生利用，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的目的。

其次应当建立激励生态保护和遏制生态破坏行为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价值的实现仅靠明晰产权、生态定价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一些财政制度的安排，达到功能维护的目的。

生态补偿制就是实现生态资源生态价值有偿制度的财政手段之一，是生态受益者在合法利用生态资源的过程中，对生态资源所有人或为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的相应费用。

第三，建立科学的GDP核算体系。

GDP是反映经济发展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但是它并没有反映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破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生态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

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反映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目前国内绿色GDP核算试点，只将环境污染价值损失从传统GDP中扣除，是狭义绿色GDP核算。

应建立将环境污染价值损失、生态破坏成本从传统GDP中扣除的中等意义上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和将环境污染价值损失、生态破坏成本和不
可再生资源损耗价值从传统GDP中扣除的广义绿色GDP核算体系。

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看出生态资源耗减成本和生态破坏的代价。

生态学、经济学和哲学意义上的生态价值是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

任何将生态系统自然属性决定的生态价值和其资源属性决定的生态价值割裂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人类只有合乎自然规律地顺应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所表现出来的天然价值，才能求得经济规律顺应生态系统物质属性决定的经济价值，才能达到社会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互关联，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互协调，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互耦合，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
作者：王雨辰日期：2011-04-14来源：《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05期评论共0条发表评论
内容提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流派之一，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着力从制度批判和价值观批判两个维度揭示了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强调实现社会制度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是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我国学术界虽有论述和研究，但总的看还显得较为零散，系统整理、论述和评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本文关键词：价值观
当代生态价值观的建构是围绕如何看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一问题展开的。

在如何看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问题上，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理论认为，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看做是宇宙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之外的存在物只具有相对于人的需要的工具价值，导致了人对自然的滥用和生态危机。

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

生态中心主义的上述观点实际上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看做是宇宙中唯一的价值评判者和价值主体的观点，而代之以“生态”为价值主体的观点。

与之相反，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理论则强调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生态运动得以维系的内在动力和基础，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的任何感性偏好都看做是应该予以满足的。

只要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中的“感性偏好”替代为
“理性偏好”，生态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绿色思潮所阐发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也不赞同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思潮脱离制度维度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所作的辩护。

他们一方面坚持生态运动应该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坚持应该在新的制度基础上，而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进行重新解释。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如下三点批评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观点。

首先，生态中心主义仅仅只是拘泥于抽象价值观的视角，把生态危机简单地归结为人和自然关系的危机，没有看到人和自然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由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忽视了社会制度变革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因而陷入非历史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错误中。

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看做是“错误的态度和价值相结合的‘工业化’的结果，尤其是那些内在于古典科学和或许也内在于基督教和父权制中的态度和价值。

……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指责和自我道德化的、等同于无法理解的废话的抽象。

……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1]也就是说，生态问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价值观的问题，而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关系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危机，只有从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基本特点入手，才能真正找到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办法。

其次，生态中心主义不具备理论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在理论性质上应归属于后现代主义。

从理论上看，生态中心主义主要是借助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把人类置于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的地位，强调人类不具有相对于其他物种的特殊权利，进而要求平等地考虑人之外的存在物的权利，“这种优先考虑非人类自然或至少把它放在与人类同等地位的‘生物道德’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方面”[2]。

此外，生态中心主义要求颠覆传统人际伦理学，要求将道德关系进一步拓展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其理论根据就是“自然价值论”。

但是问题在于：生态中心主义不仅面临着如何从自然科学的“是”推出“应该”，从“事实”推出“价值”的理论难题，而且对“自然价值论”的内涵缺乏明确和统一的界定，并且缺乏科学的论证而主要诉之于人们的体验和直觉。

“存在着对自然内在价值理论的各种异议；它的理论与含义、它的归诸于直觉而不是理论论证、它的不可能性[我们不知道自然是否赋予本身以价值，我们作为人类只能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谈论自然]以及它试图建立一个自然—社会二元论的趋势。

”[3]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反人类主体、反人道主义以及诉之于直觉的神秘主义倾向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理论的性质。

最后，生态中心主义在其生态价值观支配下强调地球优先论，“缺乏对现代大规模技术、技术与官僚精英的信任，而且，他们憎恨中央集权和物质主义”[4]，最终走向了反生产主义、反经济增长和反科学技术的迷途。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生态中心主义的上述主张不仅没有认识到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而且是立足于生态学的价值立场否定人的生存权利，特别是穷人的生存权利，这种贬损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无助于生态问题的解决。

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思潮都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
身并不存在问题，但是和人类中心主义绿色思潮抛开制度维度来修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理论内涵的重新解释是建立在制度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