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方言与地方历史文化背景

南通方言与地方历史文化背景
一南通方言格局与地理文化背景
南通地区的方言种类多样、分布错综复杂，有如海话、南通话、海启话、通东话四大类，这种格局的形成不仅与自然地理环境、历代行政区划有关，并且与历史上的移民活动有关。

1.1自然地理环境
南通方言具有江淮方言与吴方言的过渡性特点，这种过渡性的特点与它独到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南通地处长江口北岸中纬地带，东临黄海，南依长江，与上海市和江苏省苏州市隔江相望，西和泰州市毗邻，北同盐城市接壤。

南通地区主要是由历史上的扶海洲、胡逗洲、南布洲、东布洲等大大小小的沙洲从西北向东南渐次并接，与大陆相连而成的平原。

最早成陆的地区属海安西部和如皋西部一带，距今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

由于该地区的成陆时间早，加上这带的移民主要是北方人，方言就在北方官话的基础上与吴语相互影响，形成如今的如海话。

南通市区与通州市在隋唐时还是长江口中的“胡逗洲”和“南布洲”，原先它与如皋陆地之间是相隔的，两地大概在公元10世纪初并连，该地区又与江南一江之隔，所以在语言上，则表现为三种方言的交融、变异，即北方官话、当地土语、江南吴语相互影响，形成如今的“南通话”，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使得“南通话”的过渡性特征相当明显，它既是江淮方言的延伸，又表现出了江淮方言与吴方言的过渡特征。

海门在古代为“东布洲”，东布洲的方言经过几千年，演变发展成为今天海门市北部、通州市东部与启东市从秦潭到吕四间通行的“通东话”，东布洲直至北宋庆历年间才与通州的东南涨接，而胡逗洲与大陆的并接的时间较早，所以两地的方言又有了区别。

而启东除吕四周围外是成陆最迟的地区，大概在清乾隆年间由沙洲并接而成，语言则是由江南移民带来的吴语，由于陆地的不断涨接变迁，使得该地区的语言又受到南通话、通东话的影响，再加上与江南交通的不便，促使
如今的“海启话”具有了自己的特色。

但是，吴语的特色还是相当明显的。

可见，南通由于是江海冲积而成的平原，所以在成陆之间各地表现出了一定的时间差异，陆地在相互涨接的过程中必然会影响到各个地域的方言。

这也成了南通地区方言纷繁复杂的主要原因。

1.2历代行政区划
南通地区四类方言的划分主要还与它历代行政区域的划分有一定的关系。

成陆最早的海安地区在汉朝属海陵县地，其他地区当时还没成陆。

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41年），历史上始设如皋县，它曾包括今天的如东县及海安县的部分地区。

隋开皇九年（589年），如皋县并入宁海县，隶属扬州总督府。

南唐保和十年，如皋县隶属泰州。

清雍正二年，如皋县隶属通州市。

周显德五年，周世宗克静海，初设静海军，不久升静海军为通州（今南通市），并设静海、海门两县归通州管辖，州治驻静海。

明初，静海县废，此后，通州只管辖海门一个县。

清康熙十一年（1672）海门县废，通州无属县，至雍正二年（1724），通州升为直隶州，划如皋、泰兴二县归通州管辖。

到中华民国22年，江苏省行政第七区（民国25年改为第四区）专员公署设于南通城，下辖南通、如皋、崇明、海门、启东等县。

南通解放后，划南通城和唐闸镇、天生港镇、狼山镇、陆洪闸及近郊农村成立南通市。

县城在金沙镇，管辖海安、如皋、如东、南通、海门、启东和崇明七县和南通一市。

1958年崇明划入上海市。

后又经过几次转变，直到1983年3月，南通辖海安、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六县及城中、港闸、郊区3区。

从古到今的行政区划的演变，不难看出海安、如皋、如东三地相互联系比较大，而且受江淮方言区的影响较大。

而海门、启东包括原来的崇明基本上受到江南吴语区的影响。

然而，行政区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摩擦。

所以语言之间也会受到影响，行政区的划分与方言的发展演变不无关系。

1.3移民活动
方言演变的原因虽说是很多的，但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人口的变迁。

海安、如皋一带，从东晋时就出现了大批的北方移民，隋唐时还有扬、泰地区的居民迁入。

唐末的黄巢起兵，北方的山西、河北、徐州一带居民迁居到此，可见北方官话对当地的方言冲击应该是很大的。

直至明、清时期，经济的发展，吸引了江南包括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移民。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语言必定与该地区的方言交融、变异。

自五代至明初七百多年间，南通曾有五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移民既有崇明、宁波、南京、苏州、扬州等南方地区，还有来自山东、山西等北方地区的。

从总体上看，似乎吴语区移民带来的影响稍大。

而海门、启东除吕四外的居民多来自崇明、太仓、句容等地。

大部分是古代江南移民的后裔，所以，吴语对他们的影响颇大，难怪启海一带的人如今到上海等地去在方言沟通上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1.4宗教
南通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南通文化具有兼容性的特质，也因此五大宗教与原始宗教在这个地方长期并存，互为独立，和而不同。

五大宗教传入南通的时间上下相差千年，佛教和道教是最早传入的，这些文化的渗透在丧俗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例如家中有人去世后，要为逝者“做斋事”，请“阴阳”给死者“念经”，所谓“阴阳”指风水术士，在这里，就相当于“道士” 的意思，南通人在新建房舍时，都要请风水先生“看风水”，人们认为房屋的位置、朝向、风水会影响到一家的命运。

这些都是受到这方面文化的影响。

但民间的原始宗教是最能体现南通历史文化独特性的。

它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对自然的崇拜，包括天象崇拜、山川崇拜、土地崇拜、生物崇拜；二是对灵魂的崇拜，包括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魂
崇拜[2]。

其中，灵魂的崇拜在南通显得特别强烈和突出。

例如人逝于外面，通常亲属要到死者的逝世地点去“叫魂”，通常需要黑布伞、过去人们干活用的蓝布围裙，还有一个小木桶，由亲人喊去世的人的名字，然后用蓝布围裙裹住木桶口带回家，意为把死者的灵魂带回家去。

要给死者“化库”，即焚化纸做的房屋家具、衣服钱财等。

人们认为人即使死了，灵魂还是存在的，活人所需的生活用品，死人同样是需要的，这也是人们对死者的一种悼念和给自己心灵的安慰。

在祖先崇拜上，最显著的大概属“烧经”习俗了，在过比较重要的节日时，如清明、过冬、春节时，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烧经”，由于南通民风俭朴，祭祀祖先供菜仅四式，为鱼、肉、蛋、油煎豆腐各一碗，另加一大满碗米饭，杯筷另备，烧点纸钱给老祖宗，表达对亲人的缅怀感恩之情。

属于南通另一大特色的“僮子”，起源于古代的巫觋，以说唱歌舞祀神、躯疫逐鬼、祈福消灾为业，而“僮子戏”被认为是原始宗教的表现，在南通人民的生活中，这种遗风至今在乡间还有留存。

比如体现在治疗疾病上，由于过去认识水平的差异，医学的欠发达，治疗水平低下，人们在遇到疾病困扰下，只能向鬼神祈福，借助这些非科学手段消灾祛病。

例如人在受到惊吓时，头痛乏力，往往要请民间的“僮子”给病人“叫叫”（叫魂）、“收吓”，因为人们认为人在受到惊吓后，自己的魂被吓得离身了，所以要把病人的魂叫回来。

认为这样病人就会好了。

这大概是因为当年南通的先民大都是流放的犯人，落魄于洪荒海角，靠煮盐为生，他们自然会把故乡的原始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带到新的土地。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这些风俗逐渐在消失，与此相关的一些方言词语大部分也只在老人之间有所流传。

年轻一代很少知道这些习俗与方言的意思了。

此外，“盐文化”被视为南通最有特色的文化之一，这大概与南通地方历史有相当大的关系，南通最早的开发者当属煮盐的流民了，最早的生产场所应属盐场。

受到盐文化的熏陶，南通至今还有些包含“灶”、“场”的地名，诸如“袁灶”、“姜灶”、“秦灶”、“平
灶”、“正场”、“包场”等等。

这些作为语言现象的地名，带着强烈的盐文化的地方色彩。

方言是地域文化传播的载体，地域文化浓缩于方言中，从这点来看，南通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通过对特定文化方言的词语的研究，可以深刻揭示南通方言与其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