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屏风-2019年精选文档

中国屏风
毛姆来中国的时候，有点嫩，还没有多大名气，不像罗素在北京时前呼后拥那般风光，只好孤零零地一个人去绕北京的城墙。

他想见的中国哲学家既不是康有为，也不是梁启超，而是辜鸿铭。

他托人开了一张条子，约辜来见面，谁知好几天过去了，不见动静。

毛姆等不及了，亲自用最客气的口吻写了一封信，问辜可否允许他登门拜访。

信送出去不到两个小时就有了回音。

一见面，辜就说，“你们英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往来，你们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你们只消招招手，我们就得来。

” 然后，这个脑袋瓜上还拖着一根小辫的怪老头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语把英国大贬了一通。

这件事，记在他访华时详细记录的笔记里。

毛姆的笔记十分了得，不愧是大文豪，不然如何写得出《月亮与六便士》、《刀锋》、《人性的枷锁》等名著。

仅凭着笔记，毛姆写下了《中国屏风》一书。

他的调侃与讥讽，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上世纪初的中国社会。

毛姆写中国，不靠写中国吃饭，只凭着兴趣。

不像国人熟知的赛珍珠，主要作品全以中国为背景，她的长篇小说《大地》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供职中国税务部门 30 余年的美国人莫尔斯，写了一本文笔优美的小说《太平天国的日子》，拿着海关的高薪，也不算靠写中国吃饭，凭的也是兴趣。

高罗佩，荷兰职业
外交官，享受着副部级待遇，大部分时间却在琢磨中国文化。

我们今天记得他，不是因为他担任过外交官职，而是他“业余天才”放射出的才华。

《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在研究中国古代两性生活方面，今之学人，仍无有出其右者。

他是音乐家，撰有《琴道》一书，旁征博引，将各种琴学著述、古琴乐谱、文学美术中涉及古琴的数据，都精心译成英文，并加注释，还在附录中叙述明末清初中国琴学传入日本的经过；他是小说家，用章回体撰写的侦探小说《狄仁杰奇案》系列20 余种，在
西方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齐名；他是收藏家，下过十几年苦功编成《书画鉴赏汇编》，全书近 600 页，插图 160 幅，书末还附有 42 种中日纸张样本。

西方这样的人物，无论原本是职业外交官、商人、冒险家、传教士、考古学家，还是新闻记者、专业作家、画家、摄影家、工程技术人员、学者，在中西交往史上，代不乏人。

他们的写作，有的着重记事叙述，有的醉心文学创作，有的潜心学术研究，视野之广，角度之刁，放在今天，也令人醒目。

如果你想知道 19 世纪中国的菜谱，当时的厨师如何做菜，有《中英烹饪术》( Ball, James Dyer. The English-Chinese Cookery Book. Hongkong, 1890. )；想了解过去的茶叶品种，制茶工艺，有《中国的茶叶种植与制作》 (Ball Samuel. An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ea in China. London, 1848.) ；百多年前就人有关注中国人的来龙去脉了，不信的话，看看《中华民族的起源》( Brown, Charles Wolcott. Origin of the Chinese Race. San Francisco, 1876. )；清末中国社会妇女的状况如何，有《中国的婢女》(The Chinese Slave-girl: a story of woman's life in China. Philadelphia, 1880.) 供你参考；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他们在哪里建有
会堂，他们的经书如何保存，现在还是中国学人关注的热点，可在 170 年前就有人写了《中国的犹太人》 ( Finn, James. The Jews in China: their synagogue, their scriptures, their history. London,1843. )；想知道 100 年前中国盲人的生存状况，有《中国的盲人》 (Gordon-Cumming, Constance Frederica. The blind in China. Helensburgh, 1895) 为你提供线索。

外国人写中国，可以查明的，大概自马可波罗始，明末耶稣会士来华后，便绵延不绝，鸦片战争以后，更成汹涌之势。

据大英图书馆“十九世纪网”的统计，该馆以微缩胶片方式储存的图书中，仅 19 世纪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英文书籍，便达 700多种，而这只是一家图书馆部分藏书的统计而已，并且只是一个语种。

上世纪 80 年代后，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类著作，差不多呈井喷状态，几乎到了无法统计的地步。

20 世纪下半叶，传统的欧洲“汉学”( Sinology )，与美国扩展出来的“中国研究” (Chinese Studies ) ，并行不悖，不约而同，将中国全身摸遍，涉及的领域之广，关注的问题之细，切入的程度之深，当代中国的种种变化，无一不在其中，更不用
说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宗教哲学、中国的语言文字、中国的动植物、中国的天文地理、中国的民族种群、中国的矿产资源、中国的疾病医药、中国的服饰、中国的官僚制度、中国的民俗传统、中国的建筑、中国的艺术音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等等。

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可谓拿起放大镜，深入汗毛，令人惊叹。

20年前，哈佛孔飞力教授的《叫魂一一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一书，可
见一斑。

西方人走到哪里，就把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带到哪里，几百年间已经把整个世界纳入他们的知识体系，害得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还需要经常借助他们的文本，寻找资料影像。

相比之下，中国人以往对西方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差不多一片空白。

两千年的专制，中国人被蒙在鼓里，聪明的脑袋别无选择，只能一头扎进故纸堆里，一切努力全为科举，一切研究不出经史，其余一概视为不务正业，以致著述虽卷轶浩繁，内容却严重单一。

现在的情况，好像变化很大了，可要找到一个写英国下午茶的中国毛姆，研究荷兰同性恋的中国高罗佩，还有得寻觅。

高罗佩享年 57岁，官职由秘书、参事、公使到大使，历居泗水、巴达维亚、海牙、东京、重庆、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大马士革、吉隆坡等地，通晓 1 5种语言，每天练毛笔书法，跟中国文人诗词唱和，“巴渝旧事君应忆，潭水深情我未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