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人文思想表现对当今仍具有启蒙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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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的人文思想表现对当今仍具有启蒙教育作用
【提要】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中形成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或思想武器,也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
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
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
到了“康雍乾盛世”时期,在各种社会因素的推动下,人文主义思潮又在中国大地上复苏。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诗人袁枚,画家郑板桥,都表现出这种思想倾向;而哲学领域的戴震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则是当时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
关键词:平等待人尊重个性共同的人文思想封建礼乐的虚伪
中国开始兴起人文主义思潮
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历史道路各不相同,但人类社会的进程又有着共同的规律性。
当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向北欧和西欧扩展的时候,同欧洲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的中国,也稀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并兴起了类似的人文主义思潮。
李贽肯定合理的“欲”、“情”,提倡人格的自主和独立,反对礼教和理学教条对人的禁锢,启发人们从正统文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其历史贡献与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家相近似。
汤显祖的戏剧作品《牡丹亭》以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人的“情”如厉风狂涛,“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无论圣贤经传,名门礼数,
或人间生关死劫,都将它遏制不住,特别生动有力地说明了“天理”和礼制的虚妄。
著名通俗文学专家冯梦龙,编印小说、戏曲及时兴小调,明确提出他编印民歌是“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借表现男女间的真情,揭发礼教的虚伪性。
这些通俗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然而,晚明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并没有掀起西方那种文艺复兴运动,也没有引起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明代封建专制政权的极端腐败,导致“天崩地解”的大战乱。
清军入关,又进行了长时期的血腥战争。
社会经济、文化遭到严重摧残,资本主义萌芽和人文主义思潮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历史的进程被打断。
而这时候,欧洲社会正在快速发展变化。
从此,中国便愈来愈远地落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后面了。
曹雪芹则是当时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
到了“康雍乾盛世”时期,在各种社会因素的推动下,人文主义思潮又在中国大地上复苏。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诗人袁枚,画家郑板桥,都表现出这种思想倾向;而哲学领域的戴震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则是当时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
《红楼梦》是一部以贵族家庭为主要题材的小说。
书中的荣、宁二府,是18世纪“康雍乾盛世”时期贵族世家的艺术典型。
荣、宁二府和与之“连络有亲”的史、王、薛家,以及有“世交之谊”的王爷、“在都在外”的“世交亲友”,千丝万缕联系着的地方官、京官、都察院、朝廷及皇宫,构成当时社会的上层。
书中贾雨村说:“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
”而书中的实际描写,却是充满奸佞邪恶,潜伏着
严重的危机,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残忍乖僻之邪气”。
《红楼梦》通过对荣、宁二府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的描写,反映了“康雍乾盛世”时期社会上层日益严重的骄奢腐败和贵族世家的衰颓没落,描绘出专制主义和“纲常礼教”下“兴盛—腐败—衰亡”的轨迹。
如果从世界大范围和历史的长河来观察,曹雪芹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时代,生活在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大变动的前夜。
曹雪芹当然不了解当时世界范围的形势,不可能预见后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及中国社会因此而发生的变化,但他的《红楼梦》恰好反映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进入近代之前的社会弊病和严重危机,反映了农本经济的封建专制社会的腐朽衰落,客观上似乎预告了日后发生的中国历史的悲剧和民族的不幸。
《红楼梦》所贯串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当今仍然有启蒙教育作用
人文主义关注的核心是“人”。
曹雪芹的《红楼梦》,在描写上层社会骄奢腐败的时候,着重描写了封建社会对人的奴役与压迫,对人的个性、才能的束缚与戕害,对人的精神和人格的扭曲与污染。
从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那不是什么“君仁臣良父慈子孝”的世界,而是一个残忍、黑暗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得不到幸福。
被压迫、被奴役的人遭遇悲惨,有自由倾向和叛逆性的年轻人遭到打击,信奉封建教义、顺应现实安排的人也陷入不幸;就是制造他人悲剧的,由于社会的重重矛盾,也逃脱不了厄运。
曹雪芹从对“人”的深切关怀这样的高度,写出了人世的种种悲剧。
《红楼梦》突出地写出了“礼乐”的残忍和虚伪。
元春省亲的车驾回到家里时,老祖母、母亲及伯母具备服大妆,向她下跪;父亲前来相见,只能隔帘行参,并称臣启奏。
这种为突出君权而违背人性的仪礼,是历代儒家制礼作乐的产物。
当元春和家人在笙歌缭绕中“呜
咽对泣”、“硬噎难言”之时,读者都会体会到“礼乐”的滋味。
《红楼梦》里面,从子女对长辈的昏定晨省,到逢年过节、生日丧葬、宗祠祭祀,等等,处处都是维护尊卑、贵贱、长幼、嫡庶等封建宗法关系的礼,处处都显示出“礼”的不可逾越。
王熙凤强调办事“不过是个礼”,她就是凭着这个“礼”,肆意虐杀丫头、奴仆,欺负上辈的姨娘,不择手段把尤二姐逼上绝路。
封建礼教对婚姻的限制和在婚姻问题上造成的悲剧,是怵目惊心的。
曹雪芹同中外所有的人文主义者一样,特别关注人间的爱情与婚姻问题。
它的《红楼梦》里面没有一对婚姻是和谐、幸福的,尤其是妇女受到的折磨更多更深。
“千红一窟”、“万艳同杯”,年轻女性的悲剧是《红楼梦》的重要内容,而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几乎都和婚姻问题有关。
黛玉纯洁的爱情和婚姻理想被毁灭了,他为之流干了眼泪,也付出了生命。
宝钗和宝玉强行捏合的婚姻,给俩人带来莫大的痛苦;最后宝玉弃家为僧,宝钗在寡居中“煎心日日复年年”。
元春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度过短暂的一生。
妙玉、惜春先后出家,失去人生应有的婚姻。
探春远嫁,迎春误嫁,无疑是封建包办婚姻的恶果。
李纨年轻守寡,湘云的婚姻好景不长,封建礼教剥夺了她们争取幸福的权利。
尤二姐、尤三姐是受伤害的姊妹,她们的婚姻幻想破灭之后均已自尽结束年轻的生命。
王熙凤的婚姻门当户对,却遇上了贾琏那么个不安分的纨绔,两人同床异梦,终至反目成仇。
王熙凤是个恶人,但婚姻上的不幸也是可悲的,同广大妇女婚姻上的不幸有共同之处。
曹雪芹除了写出社会的残酷与没落之外,也提出了美好的人生理想,表现了社会新的动向,是通向近代文明的人文主义思潮。
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真挚爱情,是《红楼梦》中最激动人心的描写。
宝、黛两人青梅竹马,他们的爱情经历一段游移、疑虑之后便达到默
契、纯净的境界。
黛玉傲世的品格、诗人的灵性、渴求自由的意识,使宝玉找到了他所理想的美,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
同样,宝玉离经叛道的性格,聪俊灵秀的丰采,黛玉也最能理解,最为欣赏,从而引为知己。
宝玉和黛玉经过长期交往而结成的、建立在相互倾慕基础上的生死不渝之情,既是性爱,又是心灵的契合,志趣的相投,纯真感情的交流。
这不仅同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背道而驰,与现代社会某些取决于财产、地位的“自由恋爱”也不相同。
当婚姻实现了“自由”的时候,两性关系又被金钱引入新的误区。
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曹雪芹关于宝、黛爱情的描写,不止是婚姻自由的要求,而是体现了我们人类对性爱和美好婚姻的理想。
中国人常说,姻缘是有红线牵着的。
真正联结宝玉、黛玉这一对情人的红线,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和志趣。
他们都是从传统礼法中开始觉醒的人,是贵族阶级中有着自由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的人物。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
”贾宝玉这个贵族家庭娇宠无比的公子,同他的家庭和上层社会十分隔膜。
他经常抨击那些“立志功名”、“做官为宦”的是“禄蠹”或“国贼禄鬼”,指责封建社会一切“立身扬名”的教训是“混账话”,鄙薄“文死谏,武死战”的忠义名节是沽名钓誉。
贵族家庭期盼他“留意于孔孟之间”,继业,做官,显宗扬名;而他“不习文(八股文)”,“不学武”,厌恶科举考试;甚至要他会会“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以便“将来应酬世务”,他也不愿意。
因为种种“不肖”,曾引起贾政将他一顿毒打;而挨打之后,他不仅没有悔改,反而仗着祖母的溺爱,越发我行我素。
综上所述,曹雪芹在专制社会日益腐败和礼教日益虚伪的情势下,憧憬新的人生境界和新的价值观念,并对社会思想文化上出现的异动作了敏锐的捕捉。
曹雪芹和李贽、戴震等人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想,是近代文明的滥觞。
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在人的价值得不到尊重、个性得不到充分发展的社会,在“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的社会,是不可能发展近代文明的,是不可能让人的巨大潜能和创造力释放出来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之所以成为近代新思想、新文化的开端,就在于它“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的人性”,“给了个性以最高度的发展”。
曹雪芹和李贽、戴震等人的思想,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某种程度的近似。
他们呼唤新的文明。
然而,晚明社会和清朝前期,人文主义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人文主义思潮没有形成相当的声势和气候。
那时的中国不可能出现欧洲那种文艺复兴运动。
戴震、曹雪芹身后几十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人文主义思潮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就在西方列强裹胁下匆匆进入近代社会。
这样,中国的近代文明便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
农本经济社会和儒家文化留下的观念习俗给新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国家的现代化造成的困难多多。
《红楼梦》等贯串人文主义思想的著作对于今天的读者仍然有启蒙教育作用。
文·徐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