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苏轼《晁错论》原文译文赏析

【导语】苏轼在其⼈物史论中写了⼤量的翻案⽂章，⽴意新颖深刻，⾼远幽邃。

治国之策，⾏事之则；爱民之⼼，嫉恶之恨；他⼈之思，⾃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之所未见，启⼈之所未思。

下⾯是⽆忧考分享的⽂⾔⽂：苏轼《晁错论》原⽂译⽂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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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论》
宋代：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事，⽽其实有不测之忧。

坐观其变，⽽不为之所，则恐⾄於不可救；起⽽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不吾信。

惟仁⼈君⼦豪杰之⼠，为能出⾝为天下犯⼤难，以求成⼤功；此固⾮勉强期⽉之间，⽽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故⽽发⼤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

事⾄⽽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东之诸侯，⼭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天⼦不以察，以错为之说。

天下悲错之以忠⽽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昔禹之治⽔，凿龙门，决⼤河⽽放之海。

⽅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不惧，⽽徐为之图，是以得⾄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骤削之，其为变，岂⾜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为天下当⼤难之冲，⽽制吴楚之命，乃为⾃全之计，欲使天⼦⾃将⽽⼰居守。

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

以⾃将之⾄危，与居守⾄安；⼰为难⾸，择其⾄安，⽽遣天⼦以其⾄危，此忠⾂义⼠所以愤怨⽽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袁盎，错亦未免於祸。

何者？⼰欲居守，⽽使⼈主⾃将。

以情⽽⾔，天⼦固已难之矣，⽽重违其议。

是以袁盎之说，得⾏於其间。

使吴楚反，错已⾝任其危，⽇夜淬砺，东向⽽待之，使不⾄於累其君，则天⼦将恃之以为⽆恐，虽有百盎，可得⽽间哉？
嗟夫！世之君⼦，欲求⾮常之功，则⽆务为⾃全之计。

使错⾃将⽽讨吴楚，未必⽆功，惟其欲⾃固其⾝，⽽天⼦不悦。

*⾂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全者，乃其所以⾃祸欤！
【译⽂】
天下的祸患，最不能挽回的，莫过于表⾯上社会安定没有祸乱，⽽实际上却存在着不安定因素。

消极地看着祸乱发⽣却不去想⽅设法对付，那么恐怕祸乱就会发展到⽆可挽回的地步。

起来坚决地制⽌它，⼜担⼼天下⼈已经习惯于这种安定的表象却不相信我。

只有那些仁⼈君⼦、豪杰⼈物，才能够挺⾝⽽出为国家安定⽽冒天下之⼤不韪，以求得成就伟⼤的功业。

这本来就不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蹴⽽就的，更不是企图追求名利的⼈所能做到的。

国家安定平静，⽆缘⽆故地触发巨⼤的祸患的导⽕线。

我触发了它，我⼜能制⽌它，然后才能有⼒地说服天下⼈。

祸乱发⽣却想躲躲闪闪地避开它，让别⼈去承担平定它的责任，那么天下⼈的责难，必定要集中到我的⾝上。

从前晁错殚精竭虑效忠汉室，建议景帝削弱⼭东诸侯各国的实⼒。

于是⼭东诸侯各国共同起兵，借着杀晁错的名义。

可是
景帝没有洞察到他们的⽤⼼，就把晁错杀了来说服他们退兵。

天下⼈都为晁错因尽忠⽽遭杀⾝之祸⽽痛⼼，却不明⽩其中部分原因却是晁错⾃⼰造成的。

⾃古以来凡是做⼤事业的⼈，不仅有出类拔萃的才能，也⼀定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从前⼤禹治⽔，凿开龙门，疏通黄河，使洪⽔东流⼊海。

当他的整个⼯程尚未最后完成时，可能也时有决堤、漫堤等可怕的祸患发⽣，只是他事先就预料到会这样，祸患发⽣时就不惊慌失措⽽能从容地治理它，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成功。

七国那样强⼤，却突然想削弱它，他们起来叛乱难道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个时候豁出⾃⼰的性命，为天下⼈承受抵挡⼤难从⽽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居然为了保全⾃⼰的性命想让景帝御驾亲征平定叛乱⽽⾃⼰留守京城。

再说那挑起七国之乱的是谁呢？⾃⼰想赢得那个美名，⼜怎么能躲避这场患难呢？拿亲⾃带兵平定叛乱的极其危险，与留守京城的极其安全相⽐，⾃⼰是个引发祸乱的主谋，选择最安全的事情去做，却把最危险的事情留给皇帝去做，这就是让忠⾂义⼠们愤怒不平的原因啊。

在这个时候，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不可能免于杀⾝之祸。

为什么呢？⾃⼰想要留守京城，却叫皇帝御驾亲征，按情理来说，皇帝本来已经觉得这是勉为其难的事情，但⼜不好反对他的建议，这样正好给袁盎以进谗⾔的机会，使他的⽬的能够得逞。

假若吴、楚等七国叛乱时，晁错豁出性命承担这⼀危险的平叛重担，夜以继⽇像淬⽕磨⼑似的训练军队，向东边严阵以待，让⾃⼰的君主不⾄于受到烦忧，那么皇帝就会充分依靠他⽽不觉得七国叛乱有什么可怕。

纵使有⼀百个袁盎，能有机可乘离间他们君⾂吗？
唉！世上的君⼦如果想要建⽴伟⼤的功业，那就不要考虑保全性命的计策。

假如晁错⾃⼰亲⾃带兵去讨伐吴、楚等七国，不⼀定就不会成功。

只因他⼀⼼想保全⾃⾝，⽽惹得皇帝不⾼兴，*⾂正好趁此钻了空⼦。

晁错企图保全⾃⼰的性命，正是他招致杀⾝之祸的原因啊！
【赏析】
苏轼在其⼈物史论中写了⼤量的翻案⽂章，⽴意新颖深刻，⾼远幽邃。

治国之策，⾏事之则；爱民之⼼，嫉恶之恨；他⼈之思，⾃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之所未见，启⼈之所未思。

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

“晁错之死，⼈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家之⾔，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君⼦、豪杰之⼠应“出⾝为天下犯⼤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事，⽽其实有不测之忧。

”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

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进⾏分说。

“坐观其变”⽽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可救药；“起⽽强为之”⽽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

作者说的“起⽽强为之”，暗指晃错的削落。

下⾯，⽂章⼜结⽌上两句的意思。

引出“仁⼈君⼦豪杰之⾏”的作为，以此⽽暗与晃错柑⽐。

⽤“此固⾮勉强期⽉之间。

⽽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概写出历的失败者、⼜具体落实在晁错⾝上，暗含着对晃错失败原因的评论。

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

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此固⾮勉强期⽉之间”，上承“起⽽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循循焉欲去之”。

后⾯，“天下治平”⼏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循循焉欲去之”⼏句，⼜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

因此，⾸段虽没直接点出晃错，但却句句在写晃错。

抽象中有具体，虚写⾥含实写，虚实相⽣中既使后⾯的论述⾼屋建扳，⼜让⽂章排宕开闺，具有⼀种滔滔的⽓势。

第⼆段，⽂章在前⾯基础上较⽽易举地由抽象⽽具体，由隐⽽显。

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

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晃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

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不削之，其反迟，祸⼤。

”汉景帝⽤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

后来因谗⾔晁错被杀，后代之⼈多悲叹晃错的尽忠⽽蒙害。

但苏轼这⾥却⼀反传统⽼调，认为晃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使⽂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紧扣史事，另⼀⽅⾯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

然后便旁征博引⽤⼤禹治⽔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事成功，以此⽽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段议论变得丰富，⾏⽂也变得曲折。

这⼀段通过有⼒的论说鞭辟近⾥地阐述了晃错取祸的原
因。

“夫以七国之强⽽骤削之，其为变岂⾜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徐为之所”，⽽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故⽽发⼤难之端”。

仁⼈君⼦豪杰却于此时挺⾝⽽出，所以能成⼤业，但晃错不在此时捐⾝，⼒挡⼤难，击溃七国，反⽽临危⽽逃，“使他⼈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然便集中在晁错⾝上了。

⽂章⾄此。

所议之事、所⽴之沦虽与前⽂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显、由暗⽽明。

⽂章的⽓势也慢慢由弱⽽强、由平易⽽近汹涌。

紧接着，作者⼜连⽤了两个反问句，把⽂章的⽓势推向了的顶峰。

“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临危⽽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陷⼊⾄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所愤惋之⼈，既使⽆袁盎的谗⼀也不会幸免⼗祸。

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欲居守，⽽使⼈主⾃将。

”这两个问句⼀波未平⼜起⼀波，使⽂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

然⽽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两个条件再从反⾯假设晁错，把⽂章跳起的⾼浪⼜推向了深远⼴阔。

“使吴、楚反，错以⾝任其危，⽇夜淬砺，东向⽽待之”，这是假设晃错不临危⽽逃；“使不⾄于家其君。

则天⼦将恃之以为⽆恐”，这是假设晃错不使⼈主⾃将。

那么即使有⼀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晃错获祸。

最后⼀段，⽂章的⽓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次指出临危⽽逃⾃固其⾝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增重了题旨的作⽤。

作者⽣活时代，治平已久，⽂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发。

起⾸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

全篇⽂章由虚⽽实，由实⽽⽓势滔滔，由⽓势滔滔⽽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体。

扩展阅读：苏轼故事之⾼风亮节
作为⽂⼈，难免就喜欢在政治上豪不避讳的抒发⼰见。

⼏乎就是才华同义词的苏轼也不例外，作为保守派的苏轼对王安⽯的变法维新更是狂炮猛轰。

北宋神宗元丰⼆年，变法推⾏的第⼗个年头，⾯对苏轼犀利的批判，王安⽯终于坐不住了。

苏轼因此被贬湖州，接着⼜逮捕，送到汴梁受审。

史称乌台诗案的*开始，⼤量跟苏轼有交往的⽂⼈墨客都受到株连，就连已经逝去的苏轼⽼师欧阳修及家⼈也未幸免。

苏轼本⼈更是遭受⼀百天的牢狱之苦。

后来王安⽯变法失败辞世后，宋哲宗昭命苏轼代拟敕书，苏轼丝毫不以政见不同⽽在敕书⾥公报私仇，反倒是⾼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中有⼀段⽈：“瑰玮之⽂，⾜以藻饰万物；卓绝之⾏，⾜以风动四⽅。

”这个给予王安⽯的评价，苏轼⾃⼰也是当之⽆愧的。

东坡居⼠的这种⾼风亮节、⼤公⽆私的精神实在令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