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为音乐献身的钱兆熹

一生为音乐献身的钱兆熹
2005年1月23日18时，作曲家钱兆熹先生病逝。

这位在海内外乐坛享有盛誉的作曲家走得太匆忙了。

他的一生都献给了音乐，生命只有69年，但从艺的时间却已有57年。

他留给世人许多耐人寻味的民族音乐作品。

但是关于自己，他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

作为后学和朋友，在悲伤之余，我想零星地记录下我所知的钱先生部分生平事迹，以作怀念。

钱兆熹先生1936年出生在河南辉县。

12岁时他就参加了肖劲光司令的四野十二团，成了一名文艺战士。

他自学单簧管，以后又迷恋上了小提琴。

退役后，钱先生在浙江歌舞团担任了十年的首席小提琴及指挥。

198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专业，后又任浙江省歌舞剧院国家一级作曲，浙江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客席教授，东方艺术中心研究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钱兆熹先生在从艺漫长的近60年中，创作了多部交响诗、歌剧、清唱剧、舞剧、交响乐、交响合唱、民族器乐等音乐作品。

70年代末，钱兆熹先生已从当年不知西洋乐器为何物的中原小儿成长为可以游刃有余地运用西洋作曲技法的专家。

80年代开始，他在拓展音乐创作与技法的思维空间、运用现代作曲技法与民族音乐风格相结合的创作模式方面，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和实践，创作了一批深具影响力的民乐优秀作品。

创作的激情，灵感的突发，思维的活跃使这些作品无论在乐器配置、音色、和声、音响、形象、意境上，还是演奏技法的表现上都充满着一种超时代的前卫色彩，受到外国媒体和音乐界同仁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其中一些精品力作曾分别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文华大奖、浙江省政府的鲁迅文艺突出成就奖以及海内外多项音乐奖项。

这些作品在境内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此之外，钱兆熹在学术理论上也颇有建树。

其理论专著《华乐
实用和声》、论文《论中国民间锣鼓与十二音体系的同构现象》曾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台湾省台北市国乐杂志、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及中国音乐学院出版。

这些专著论文论题新颖，学理深邃，均闪耀着深刻的智慧之光。

近年来，作为一代名家的钱兆熹还充当了民族音乐传播使者，经常奔走于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应邀讲学和担任音乐比赛评委及出席学术研讨会。

他为民族音乐的弘扬光大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说起钱先生对中国民族器乐的研究与创作，这还跟日本作曲家三木稔有关。

八十年代初，这位日本作曲家对中国的同行放言：“西方音乐已走到了顶峰，东方音乐潜力无穷。

”并说：“我们的音乐许多来自贵国，但我们现在做的，你们绝对没有……”就是这位日本人语焉未详的话刺激了人到中年的钱兆熹先生。

许多年以后，钱先生说：“当时，这些话对我刺激很大，我觉得自己应该有志气，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证明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得最好，让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

”从此，钱兆熹开始研究大量的中国民族乐器，专心从事中国民族器乐的创作。

中国的民族音乐源远流长，有许多特色是西方音乐所不具有的。

他对笛子、唢呐、二胡、琵琶、三弦等民族乐器逐件进行深入研究。

他说：“现在被认为是音色和节奏的时代。

”西方所要追求的没有音高的非音乐的解放，其实中国早在远古时期（石器时代）就有了，这便是打击乐。

打击乐没有调性，也没有固定音高，只是靠数字结构和色彩变化，它却在中国音乐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古代乐种中有些结构与最新的西方音乐几乎完全一致，西方费尽心思去寻找的，在我们民族音乐里早就存在。

在转到民族器乐的近十年中，钱兆熹一直是上下求索、埋头钻研。

他曾多次到全国各地采风，到婺剧、瓯剧、越剧团学习，到福建学南音和高甲戏，到浙江畲族地区学民歌等，他将这些民间音乐的精华与优秀的西洋音乐表现手法相结合，使每部作品都有不同的韵味与表达，充满创新精神。

比如，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
中找出苏南《万花灯》中大四段的结构体式，找出浙东锣鼓节奏逐渐递增、递减的手法，找出古琴曲《酒狂》中有个性的五拍子和戏曲锣鼓“乱锤”中的七拍子等等。

他还向民族专业乐手们学习请教，努力发掘中国民乐非常丰富的个性特点和多变的演奏手法，充分发挥民乐中各声部的特色，扬其长、补其短，苦心探索新的演奏手法。

如弹拨乐，它的长处即“丰富的色彩”，短处是“缺乏音乐的厚度”，于是作曲家在创作中着力在弹拨乐丰富的色彩性上下功夫。

在《西湖梦寻》第二乐章《鱼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既有传统弹拨乐的表现手法，又有非传统的新手法，两者交融一体，呈现出或跳或跃、或穿或梭的景象，栩栩如生。

还有一些乐器的运用与开发，也是非常到位的，如他用的风鼓，无论音色、力度、节奏、韵律，都是有“灵”有“神”，每一次出现就像一个神奇的小精灵，拨动听众的心弦。

钱兆熹对整理改编传统乐曲也极为重视，力求改编后的作品在保留其原来风格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意境，精练曲式，将乐曲立体化地再现出来，此类作品有《双声恨》《梅花引》《鹧鸪飞》等等。

钱兆熹说过：“一部永垂不朽的音乐作品，是作曲家以本民族优秀传统音乐为基础，再应用以当代最先进的作曲技巧创作的。

” 钱兆熹正是这样，他选择了“以传统音乐手法为主，适当吸收西方作曲技巧”的路子。

本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派各种技法层出不穷，例如德彪西的各种特殊调式、色彩和弦，理查-施特劳斯等人的自由无调性，勋伯格创立的十二音作曲法等等。

这些技法钱兆熹不仅仔细分析研究，还有机地引进自己的作品之中。

在《西湖梦寻》第一乐章《水月》中，他借用了西方的点描手法，将丝竹乐色彩多变、纤细浓淡表露无遗；在第三乐章“山寺”中，他采用多调性，表现了朝拜人群逐渐聚集的情景。

在《和》与《算盘回旋曲》中，他更创造性地运用了增四度调性对位、音色对位以及节奏对位等现代技法渲染情感和心绪。

美、英、德等国音乐界同行赞叹钱先生的作品“最有立体感，最具东方特色，甚至比美国大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更令人向往和震撼人心”。

钱兆熹的音乐作品总是有这样一种意境：大气、质朴而具哲学思
考，散发出浓浓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气质和韵味。

欣赏他的作品，仿佛将人们带进了一座用音乐构筑而成的历史建筑，浩瀚而精深。

它用现代作曲家的哲理思考为核心，以古朴、凝重的音乐形象为框架，用多侧面、多功能的艺术手法，唤起人们对中国历史、对民族的深沉之爱。

如他的鼎力之作、大型民族器乐交响曲《和》，以一种气势磅礴的音乐形象，描写了中国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四个乐章运用传统的多段体结构和西方的奏鸣曲相结合，使整个乐曲发展非常顺畅，全曲渗透着一种憨厚、凝重、实在、坚韧、悲而不伤、乐而不狂的民族情愫。

又如以骨笛主奏的《原始狩猎图》。

骨笛是一种古老原始的乐器，源自余姚出土的河姆渡文化，有七千年的历史，钱兆熹的的骨笛采用古老的“活五”调式，结合现代的偶然音乐技法和奇特的节奏与音响，表现了从原始狩猎宁静的夜景到捕获到野兽的狂喜场景。

对音乐的追求，钱先生总是力争完美。

生活中，钱先生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曾经有人说，钱兆熹是个注重仪表的人，腰板挺直、神采奕奕，爱穿大红大绿的新潮服装。

除穿戴讲究外，抽烟、喝酒、品茶均无兴趣，下棋、跳舞一概不会。

在钱先生故世后，我从钱师母那里才了解到钱先生并非如此。

他在生活中是毫不讲究和不拘小节的，吃饭只需两小菜，最好吃烙饼，所有的服装都由舞蹈演员出身的夫人确认、采购。

那件50元一件的大红夹克，夫人图的是价廉物美，不知为什么一上身，钱先生就变得标新立异。

其实，钱先生骨子里爱玩、爱吃，他也喜欢抽烟，也喜欢打麻将，但他总是严格地把这种“爱”和“喜欢”放在艺术事业之后，以至成了忽略不计的小事。

一直到临终前，他才几次向太太提出“把钱拿出来，我陪你，有好吃的东西去吃吃，有好玩的地方去玩玩”。

可惜体力不支，终未成行。

对自己，钱先生是有遗憾的。

钱先生也很率真。

他平时走路像去赶火车，节奏准确，从不脱拍。

上海、北京等地凡有重要音乐会，他决不会放过，宁愿自费也要赶去观摩。

于是，他以为别人也是这样生活和工作的。

如果排练不符合要
求，钱先生会毫无顾忌地把时间拖下去，对乐手频繁看表的小动作和流露的不满表情一概熟视无睹。

听他乐队的演奏员说，每次一听说要排练钱兆熹的作品，乐队的演奏员都会“头痛”，大家都“烦”他。

因为他太细了，使演奏员无法忍受，以至于在排练中都会“恨”他。

但一旦音乐会结束，大家对他的评价都会非常高，非常敬佩他，觉得他在音乐上的一丝不苟是应该的。

“风声声，铃声声，神秘的雷峰塔，摇塔铃，叮咚叮......”层层叠叠的和声犹如梦境一般悠远，古老传说和现代音乐相结合，西湖孩子用心灵歌唱出真善美。

一首专门为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西子少年合唱团度身打造的《雷峰塔铃叮咚叮》在七月中旬举行的上海国际童声合唱比赛中，反响热烈。

鲜明的西湖文化特色和纯真优美的童声为团队赢得了“小使者金像奖”。

这是钱兆熹先生在最后重病期间，忍着疾病的折磨，为浙江省少年宫合唱团认真写下的合唱曲。

钱兆熹先生却没有来得及分享孩子们的喜悦就匆匆走了。

获得殊荣的西子少年合唱团特意邀请钱师母聆听他们的演唱。

钱师母迟疑再三，没有去。

她嫁给了钱兆熹，而钱兆熹嫁给了民族音乐。

最有资格去聆听孩子们天籁之音的，只有钱兆熹先生。

他，在天上能听见自己一生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