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三书读书心得

美洲三书读书心得
《美洲三书》详记
2010-09-13 14:13:27 来自: 阿修(借汝之光，得见光明)
美洲三书的评论
为经典著作写读书笔记向来是一件令我烦恼的事情，原因无它，自觉鄙陋而已。

读书笔记，是一种与作者的对话，而与智者的对话，并不那么轻而易举。

有些人，真的是望之弥高。

反智主义，实际上是世间的常态。

持“尽信书不如无书”论者往往自己没有看过多少书，这些思想上的机械工每以肉眼可见的货色为实务，可谓“没有学会走就要跑”了。

对高论者诟之以“书呆子”本是此辈的拿手好戏（很多情况下倒也所言非虚，但恐怕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但埃德蒙?柏克显然可以免于此咎。

柏克是个实务家，政治练达，先为人之幕宾，后为下院议员。

他的著作，大多是对当前政治问题的演讲，和供宣传用的小册子。

时人都赞他敏锐、善察、通晓世务，富于智谋。

太仔细、实际的人往往失之于琐碎、眼界狭窄，柏克对眼前事务的看法，却“每以哲人般的思考与广博的学识为经纬”。

人虽聪明，却以保守为美（柏克是英式保守主义的始祖）。

当时一位与他熟识的著名作家曾说道，“即使和他同在一个街棚里避雨五分钟，你就会受不了，但你会相信自己正和所曾见过的最伟大的人物站在一起”。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任何有关人类社会的知识，确实算不得“科学”，但是这并不排除局部环境中社会与历史走向呈现一定规律，这就为“远见”留下了空间。

早在美洲独立的十年前，柏克就忧心于大不列颠的美洲政策将来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当时局面尚可，美洲殖民地仍忠于大不列颠）。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始，他对法国人发出如下警告：“某一讨人喜欢的将军，他精于安抚兵卒之术，掌有统兵作战之真诀，将会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自己的身上。

大军将会基于人格上的原因服从他的调遣……但是，就在这样的事情将要发生的当儿，那个实际握着兵权的人
就成了你们的主子，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子。

”（见《自由与传统-柏克政论选》）
为什么他会有如此远见，我抄录一段柏克传记上的文字：“(他)对问题的处理中，仍有我们今天要学的每一样东西：对纷繁的细节的简化和有力的把握；以人类经验的大原则，去洞察世理；对正义、自由这两个伟大的政治之目标，心中有强烈的感受。

对权宜之举的解释有大家的气度，胸襟开阔。

”
这样的评语，在我看过柏克的著作与相关的研究之后，觉得恰如其分，没有溢美的嫌疑。

《美洲三书》是缪哲的选译之作，由《论课税于美洲的演讲》、《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致布里斯托城行政司法长官书》三篇正文加上附录的《论当前之不满情绪的根源》组成。

此三书涵盖美洲革命前后，沿不列颠对美政策而展开。

柏克的鸿词，加上译者缪哲的生花妙笔与详尽诠释，使得本书颇有字字珠玑之妙。

在本篇笔记中，我将如此安排笔墨：以每一书为分节，首先简述历史背景，再大致总结柏克的论述结构与逻辑（摘录其精彩语句，但括号之中的内容多半是为了行文流畅由笔者进行的补充或阐述），中间夹杂一点诠释与评论。

一，论课税于美洲的演讲
柏克是在1974年4月在英国下院发表的这篇演讲。

自英国殖民北美至此时，英国所属美洲殖民地欣欣向荣，人口已繁衍至两百万，蔚为大邦。

不列颠对美政策，用柏克的话来说，就是“善意的疏忽”——在治事上，任由移民组织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用贸易垄断和管制而不是直接课税来从美洲取得利润。

简言之，不列颠对美享有主权，但备而不用。

1764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不列颠为了减轻战债，决定破坏过去的惯例，向美洲直接征税。

英国人是实用的民族，处置财产的权利遂成为英国自由理念中的主要指标。

由于英国议会中并无美洲代表，这一利益之争就带有了原则之争的风采(自由权vs.主权)。

1765年，英国推出了《印花税法案》（内部税），北美以暴力抗法反应之。

柏克所在的党派为兄弟阋墙而
忧虑，在执政后遂在申明英国对美洲殖民地享有最高主权的同时废除了该税。

但该党为国王乔治三世所恶，旋即下台。

以后的内阁又恢复了对美课税（外部税）。

于是美洲的骚动日甚一日，英国国内的情绪也日益激化。

英国人认为自己是对美让了步的，先前的战债是为了美洲防务而担负上的，而且在税收方面还一再减免，只余茶税一项，税额微不足道（确实如此），他们认为美洲人是在得寸进尺，挑战不列颠的主权。

柏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了这篇演讲，以课税由来得失为纲，杂以他事。

在一开始，柏克就猛攻内阁的虚伪。

当时不列颠政府鉴于美洲的激烈反对，就主动撤销了六项课税中的前五项。

但理由却假称这些税的撤销，与原则无关，只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在商业上是不划算的。

“派赋税，是为了撤销它，而派税的理由，却还得精心的维护。

我们就是这样征税于美洲！我们就是这样保英国的面子的！”
当然，内阁保留茶税的用意在于申明英国主权，这个用意同柏克其实是一致的，但是操作起来却拖泥带水，其原因在于对英国主权到底以什么形式出现持不同理解。

柏克认为，英国对美洲的主权并不需要用直接课税表现出来，这种课税违反了人民无代表不纳税的自由权利，也同不列颠古老的殖民传统不一致。

所以柏克与内阁“分歧不在于其他，只在于该政策所依据的原则。

”
接着柏克就开始叙述英国殖民政策的老传统以及它的益处，这是不列颠对美政策的第一局。

不列颠的殖民方针的基石，就是航海条例，这是一套贸易垄断以及限制殖民地人民生产领域的体制。

对美洲来说，一则贸易管制是继承而来的传统，二则英国的投资也使他们获得了钱的补偿，三则（虽然）“商业上，是彻底受奴役，政治上，则享有自由权，两者加一起，固然称不上完美的自由；但与人类之通常的状况相比，则也算得上幸福，算得上自由了。

”这几点加在一起，使得美洲人民仍然忠于不列颠。

此外，自贸易管制中得来的收入，要比直接针对人身所课的税收，从感官上来说，自然要比较和缓一点。

接着是变乱旧章的第二局。

柏克尖锐的讽刺了前内阁首相（格伦维尔），该人想要拉紧美洲的马嚼，“他以为、许多人也以为，美洲商业的昌盛，得多归功于法律与制度，而自由，却仅有尺寸之功；以条规为商业，以税法为财源，这一号人，天下真是滔滔皆是。

”议会开始制定从殖民地课取正规岁入的计划，这岁入，并不是取代垄断，它与垄断并辔而行。

这直接侵夺了美洲殖民地的传统权利范围，从而引发了骚乱。

随着柏克党人的上台，就考虑撤销这些税收。

“要考虑的问题有二。

第一，撤销是全部好，还是部分好——凡沉重的、或可作税源的，概予砍除，空文以申权利，则保留之。

第二个问题是，法案的撤销，该依据什么原则。

这个问题，可用的原则亦有二。

第一、本国对美洲的立法权，并非是无所不包的，而有一定的限制或界限。

二、这种性质的课税，与商业的基本原则、与政治公平的每一观念，都是格格不入的。

”这样做，“他们保全了大不列颠的权威，他们保全了大不列颠的公正。

”
申明权利，却放弃实际行使，岂不矛盾？这就是英国人“模糊过关”的智慧了，少争论学理，但凭常识做去。

一国对其属地的主权，从理论上来说，必定无限，但是从实在上讲，是根据各地环境、历史之不同而有权利边界的。

尊重这一自然形成的边界，有赖于主政者的克制与智慧。

毕竟主权是为人民福祉而设，“野猪被逼急了，会掉头冲向猎人。

假如你要的主权，与他们的自由不相容，他们将何去何从呢？他们会把你的主权甩在你的脸上。

”换句话说，贸然行使主权形式中的一部分，若与一地属民的利益冲突，会引起他们对于整个主权的质疑，岂不得小失大。

以上是恢复旧章的第三局。

第四局的形势则急转直下，佞臣汤申为了逢迎执意要对美洲课税的势力，抛出《汤申法案》恢复对美洲课税。

虽然观察其内容、形式，《汤申法案》已经从对美洲征收直接税后退到征收间接税，税率很低(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其是课税，毋宁说是免税，比如茶原先要出口到美洲，不列颠会在退税中预先扣除一先令，该法通过以后，就改在美洲征收三便士，实际减税四分之三。

)
（Ps. 一先令等于十二便士；英国课于美洲的税负极低，在印花税法下，英属北美殖民地每人平均为英国财政贡献还不到一先令，而英国本土是每人26先令)。

但是由于先前的纠葛，美洲人的忍耐限度已经下降，利益之争已经上升到原则之争的角度，美洲人疑心这是不列颠用蚕食、诱惑战略逐渐取消美洲人的自由权的图谋，于是群起抵制，最终酿成了波士顿倾茶事件。

从英国议会的角度看，他们之所以非要保留茶税不可，目的也是防御性的，因为他们视茶税为英国的主权象征，害怕放弃茶税后美洲人会得寸进尺，最终否定英国对美洲的主权。

这正是柏克最害怕的想法。

他认为，原则的对抗，是异常危险的，因为甲对乙是否享有主权，并没有更高的原则可以决断。

所以英国对美洲的政策，一定不能驱使美洲人去质问这一主权的根据；除了美洲的同意、或觉得英国的主权有益于自己的幸福和自由，这主权还有什么根据呢？假如英国不顾美洲人的心愿，一意推行这课税的主权，美洲人将要质疑的，就不仅仅是课税权了，而是英国的全部主权。

有议员提出美洲人是英国的孩子，自然应该听从父母的话。

柏克反驳道：“他们是我们的孩子，这没错。

既然如此，则孩子要面包，我们就不该给石头。

”
以上是柏克对对美课税问题的评论。

对柏克而言，英帝国与其属地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头脑与肢体之间的关系，头脑指挥肢体但不代替肢体，中央政府的功能是监督而不是取代地方政权，“指导它们、控制它们，却不吞灭它们。

……她必须有至高的统治权，去制服玩忽为心者，约束性格暴烈者，扶持贫弱者。

……为了使议会适应于这监督权的目的，它的权力必不能加以限制。

……但这一权力不该纳入常制，也不能上来先用它。

”换句话说，主权至上是为了应对极端情况，有些权利，不到万不得已，是根本不能行使的。

在对美课税问题上正是这样。

当一国的主权临加一地的时候，如果以为主权即要求属民全面服从，即使成功效果也未必佳，“西班牙强征于荷兰的赋税，较之荷兰加诸自己的，少十倍不止，荷兰却不接受，而要反抗。

专制的政权，是一个无能的筹款者。

怎样积
蓄，怎样榨取，它都一窍不通。

”
二，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
自从下院驳回了柏克要求免掉对美课税的提案之后，不列颠与美洲的关系已经恶化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双方都相信自己的行为是防御性的，而对方在咄咄逼人，不由自问：美洲(不列颠)到底想干什么？
不列颠与英国的冲突循环升级，利益的冲突，彻底恶化为主权与自由权之间的冲突。

就在柏克上次演讲完的一个月后，下院通过了一系列《强制法案》，以报复波士顿茶案，其中包括取消一系列美洲人民向来便享有的自由权利。

该年9月，美洲十二个殖民地的代表集于费城，发表《权利宣言》，以停止与不列颠的一切进出口贸易回应之。

“一个环绕四海的商业帝国的柱石，终于撼动于财政家不挂齿的三便士，哲学家不屑意的俗物如‘茶’了。

”（《论课税于美洲》）1775年3月22日，柏克做了最后一次挽救不列颠帝国的努力，在议会发表了《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的演说。

他在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的提出，要与美洲之间立即实现无条件的和平，重归旧章，撤销一切加诸于美洲之上的赋税，并申明放弃课税之权。

“和平意味着和解；凡有重大的争端，和解总意味着某种让步，或是甲方，或是乙方。

在眼下的局面下，我不难证明（让步的）主张应出自于我们。

力量强大，为举世所公认，只因不愿意动用它，就会削弱它的力量，损伤它的形象——天下必无此理。

力量强大的一方提出和平，是既体面、又安全的。

这样的提议、出自于这样的力量，人将归之于高尚与宽宏的心。

而弱者的让步，则是胆怯的让步。

弱者一旦被解除了武装，他就完全受制于强者了。

……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须要您今天予以决断；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应该让步；第二个问题是：您应该做出怎样的让步。

”
对于第一个问题，柏克提出了不列颠应该考虑到的有关美洲的三个因素：美洲的人口、贸易、气质与性格。

美洲人口，自从殖民以来，已经达到了两百多万（不列颠为七百五十万），“美洲不是小菜一碟，不可以小视，不可不予以法律的重
视……不能以小小的伤害去狎弄它，不能以轻微的怨隙去激恼它”。

而美洲的贸易已极为庞大，美洲人的进取心和足迹已到达了一个相当大的高度。

“他们并不是在防民如防贼的治术的约束下，被挤进了这幸福的状态( 应归功于英国善意的疏忽和美洲人的自由进取)”。

第三个因素，“它比美洲的人口与贸易更重要，那就是它的气质与性格。

”柏克将之总结为热爱自由，并将这种气质的由来归结为六种因素：“血统；政权的形式；北方各省的信仰；南部的民情；教育；政权之第一推动者的遥隔万里。

”首先，殖民地人民继承了英国热爱自由和讲究实际的传统。

“他们不仅深爱自由，更以英国的观念、英国的原则深爱着自由(英国人认为，处置自己财产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

一个可被夺去财产的人，绝不是自由人)。

抽象的自由，如同其他纯抽象的东西一样，天下是找不见的。

……在古代的共和国里，大多数斗争，为的是选举行政官的权利、或国家之不同等级间的平衡。

对他们来说，钱的问题并不如此紧要。

但是在英国，情况却正相反。

在赋税问题上，最有才情的笔、最雄辩的舌头，都曾试炼过，最伟大的精神，也曾为之行动、而受难。

……人民必须真正握有(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让渡自己金钱的权力，否则就谈不上自由的影子。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感受到了自由的脉搏”；其次，美洲人民的政府，民主的色彩很强；再次是宗教因素，美洲殖民地北部诸省的人民绝大多数都是清教徒。

“这个教派，最反感于对心灵与思想的暗中压服。

”换句话说，最具反抗精神。

这种性格的人民，既然肯冒偌大风险到海外定居，自然是持异见自国家权威的人；再次是南部诸省的民情。

南方省份盛行奴隶制，有这么一个对照，自由人把自己的自由就看的很重；再次是美洲殖民地精英的教育背景，他们大都是律师。

在北美发行的书刊，除了宗教册子之外，就是法律书籍。

习法之人如果能够详细考虑每一法律的由来与得失，容易熟悉世情、深沉多智。

“他国的人，只依既成的苦难，论断政治中的病因；而在美洲，他们则依据原则的不良，预见弊端、判断苦难的轻重” ；最后在于英国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遥远地理距离，它使得集权政府难以对属地进行有效管理。

“您所面对的，已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带着满头的光辉和满
头未清未尽的红尘。

”从人口、经济和气质来说，美洲的份量摆在那里。

就价值而言，敌对关系对英美双方也是灾难性的，“为了证明美洲人没有自由的权利，我们天天在拼命颠覆自己的自由精神赖以保全的准则。

为了证明美洲人不该自由，我们被迫去贬低自由本身的价值。

”
那么到底该怎样处理这一争端呢？许多人叫嚷要用国家霹雳手段让美洲臣服。

柏克则认为应该对武力的使用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他持三个理由，“首先，……单靠动武只是一时的办法。

它也许能镇压于一时；却不能铲除再一次镇压的必要；一个国家，若需要不停的被征服，那是不可能统治的。

我反对动武的第二个理由，是它的不可靠。

……你若一击不中，你就没有了手段。

……我反对动武还有个理由，那就是：你虽然在试图保全它，却因此损害了它。

你收复的东西，不再是你为之而战的东西。

……从整体上看，我消耗的恰是大不列颠的力量。

我不想这一场耗尽体力的冲突结束时，我被外来的敌人抓个正着，更不想在冲突之中被他们抓住。

”
但是为了谨慎起见，柏克仍然讨论了可能的三种后续处置手法（假如武力镇压成功，美洲殖民地暂时臣服）。

“对这一盛行于您的殖民地、扰乱您政府的倔强精神，处理的手段，是不外有三的。

一，以之为不便，去其根渐，从而改变它；二，以之为罪犯，去惩罚它；三，以之为必须，去顺同它。

”
第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案：下院有过提案，想要通过停止授予土地来限制美洲人口的增长。

柏克斥之不现实。

“假如您停止授予，后果又如何呢？人们将不经授予就占有土地……您无法驻兵于荒野中的每一处。

”至于“从整体上使美洲限于贫弱”这个方法，“每当我想起我们之拥有殖民地，目的不在于其他，只为了有益于我们，则为驯服他们而使之变得无益，这种做法，我诚然愚钝，实在是觉得荒唐了点。

……不满将随苦难而增加；所有的国家，莫不有国运危机的时刻，到了那时，他们固然贫弱，无所贡献于你的繁荣，但完成你的毁灭却有余力。

”至于其他，美洲人民的传统、信仰和教育不是武力所能够动摇的，“彻底铲除他们的律师坐议其中的民选议会，也不太可行。

取代它们而治理美洲的军队，糜费将更大，效果则不如；事到后来，军队会变得像它们一样难以驾御，真也未可知。

”
第二个方案：“个别人、甚至一伙人行为无状，因而扰乱国家的秩序，是事诚然有之；国民在重大问题上与政府分歧，从而扰乱一庞大帝国的若干政区，也时时而有。

但依我对这类事情的看法，则两者的处理方式，无论从情理还是从策略上讲，都有极大的区别。

把刑法的常规概念，运用于这场重大的社会纷争，依我看是浅陋的，是书呆子的作风。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把法律问题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

（缪哲在注解中提到，美国内战之后没有产生战犯，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正是政治问题同法律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

而我们的内战，不仅有法律上的处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

内战的双方，做道德上的攻击，在纯粹的政治问题上，大做正义与非正义的文章，必定会破坏民族和解的基础。

）
在这里，柏克乘势谈到了他的政体观。

“在地方特权与共同的最高权威之间，界线当极端微妙。

争端、甚至激烈的争端和严重的敌意，往往无可避免。

但是每一项特权，固然都使它(在这一特权适用的范围里)免受最高权威之运行的约束，但这绝不是对最高权威的否定。

……一旦发生这种不幸的争吵，则最轻率的做法，我看莫过于帝国的首脑坚持认为：任何违逆它的意愿和行为而申明的特权，都是对它整个权威的否定。

……这岂不是教导他们不去区分各种形式的服从吗？”英国在与殖民地的冲突中，依据抽象的权利，以及体制的必须，英国是做仲裁者的，但这一抽象的权利，决不能成为其裁决合法性的理由，因为英国也是这冲突的参与者，所以它要万分谨慎、克制才是。

换句话说，绝不能不顾具体的情势，一味的主张并行使主权类抽象权利。

如果前两个方案都不理想，那么以美洲人的想法为必要的恶去顺从它，就是唯一的出路。

既然要让步，那么就回到了柏克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怎样让步？
但是且慢，“我们的不幸在于：我们苦于眼前的大害之不暇，却以过度的精明、过分的敏锐预测着来事。

”许多不列颠人对于让步本身并不反感，但是他们担心美洲人得寸进尺，切断与英国的所有实质
联系。

柏克反驳道：“什么才能平息我们对和解会导致敌视之结果的无谓恐惧呢？臣民有不满，当轴者该让步，这样的事，天下就不能有一桩么？万事只有常，难道就不该有变么？权威不用绝，就会全部丧失？政府越铲除不满的根源，臣民就越是抗拒，越要造反，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接下来柏克以爱尔兰和威尔士等为例，说明了当政府做出让步之时，和平和安全就随之而来，并无出现得寸进尺之现象。

柏克随后提出六项基本提议，作为不列颠让步的主要内容，承认殖民地议会的合法资格，承认其有益于帝国，承认由殖民地议会自愿输将，而不是被动纳税是符合帝国利益的。

撤销不列颠对美的报复措施，包括贸易封锁，和保障殖民地有一个公平的、无偏倚的司法权。

到此，柏克的论证结束，但是兴之所至，柏克又讲道：“所有的政权，人类的每一利益和福乐，莫不以妥协为基础，以交易为基础。

我们权衡各种不便，而取其轻者；我们以此易彼；我们放弃一些权利，以便享受另一些权利；……为享受社会的好处，我们必放弃一些自然的权利，与此同理，为享受一个伟大帝国的兄弟情感与同胞之谊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必须牺牲一些公民的自由权。

……但是，为把自己纳入一大帝国、以体会那虚假的显赫，却不惜付出人类的所有基本权利、所有内在的尊严，这代价，无乃也太高了。

”
对国家的统一的看法：“(国家)部分之间的从属关系，是排斥这种简单的、铁板一块的统一的，英国是脑袋，这没错，但她不能脑袋四肢全占了。

从一开始，爱尔兰就有一个虽不独立、但却分离的立法机构，这并不曾破坏、相反是促进了整体的团结。

”换句话说，在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统一”与“一致”总是暂时的、相对的，“分歧”与“冲突”才是合乎自然的常态。

通过公开、自由的辩论和表决所达成的共识与通过高压胁迫手段所达成的“统一”，在本质上是两回事，绝不能混为一谈。

利益和权利的确切含义总是个性化的、具体的、实在的，抽象的“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意”往往会被野心家们和人们自己异化为裹胁他人、谋求私利的工具。

对国家财源：“它(柏克的方案)保证了臣民有拒绝的权力，而这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