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预警初探

地震预警初探
（汶川地震大规模应急救援告一段落后，二〇〇八年六月，我开始专注于地震预警问题，搜集整理资料，写成《地震预警问题的背后》，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2008年8月号。

就在文章刊出时，中国地震局官方网站公布，“2008年8月11日，中国地震局召开全系统视频会议，全面部署四川5.12汶川8.0级地震科学总结与反思工作”。

这是一条重大新闻，然而除若干网站有简短报道外，全国各报刊均没有刊登。

我将文章交予《二十一世纪》后，研究继续。

本文是《地震预警问题的背后》一文的扩展与修订版。

这依然不是思考和追问的终止。

我希望将现有的资讯和未解的疑惑，一并交予同样关切此问题的朋友，邀更多同道一起来展开严谨的探究和更为深入的反思。

——笔者，2008年8月31日）
汶川八级地震，震动世界。

这场在无预警[1]状况下发生的浩劫，引起公众质疑：汶川地震为什么未能预报？汶川地震为什么没有预防？
汶川地震的新闻报道，信息开放度增加。

但传媒的追问和反思受到抑制，地震预报等问题难以自由讨论。

公众无奈地看见“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甚至“地震不可能预测”）成为强势话语，[2]却缺乏充分的信息和必要的知识，去纾解愤懑与疑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写作《唐山大地震》，笔者曾对地震预报问题进行过长时间调查和研究。

一九八九年后，我从军队专业到国家地震局，在《中国地震报》（后更名为《中国减灾报》）任执行编委，我所服务的报纸，由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管，使我有机会和更多的地震科学家近距离接触。

时值“国际减灾十年”，我们曾从更宏观的角度思考巨灾问题，编写了《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考证研究了二十世纪中国一百个最大自然灾害的史料。

汶川地震，也使我心中充满疑云。

我的问题是：
对于早已被专家认识、并曾多次发生强烈地震的南北地震带，地震界做过哪些监测？政府做过什么防范？一九七六年在同一区域曾发生松潘、平武大地震（两地分属阿坝州和绵阳市），其后的三十二年间，地震界对这个地区的震情有什么样的分析和判断？二〇〇七年和二〇〇八年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和四川省地震趋势会商，对龙门山断裂带的震情，有什么样的中期预报意见？汶川地震发生前，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有没有发挥必要的功能？部署于南北地震带的观测网点，是没有发现异常信息，还是各种信息没有充分交换、未能提供广大地震预报工作者共享？在震后必然要进行的回溯性调查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宏观异常？这一地区还有没有长期观察这些异常的、哪怕是硕果仅存的“群测群防”？按照信息公开的规定，有关部门有责任公布，汶川地震发生前，到底有没有与地震发生实况接近的短期和临震预测意见？——包括专业人士的和业余人士的；包括通过规定程序正式上报的和在学术场合探讨的。

而最重要的是，汶川地震前，地震界和地方乃至中央政府到底曾有过什么样的沟通和互动？这一地震，是否完全没有预警的可能？
本文将论及科学范畴的“地震预测”，但探讨的主题，是须由政府、科学界、社会三方合力达成的“地震预警”问题。

中国大陆的地震预警，已有四十余年历史。

四十余年中，曾有拯救了数万生命的海城地震成功预警，也有唐山地震等错失临门一脚未能实施预警的惨痛记忆，汶川，则是惨痛事件的最新记录。

我们期待汶川地震的震前资料全面公开。

在最终能够使用确凿数据，准确判断汶川地震前设防决策的得失之前，笔者从灾害史和危机管理研究的角度，梳理与地震预警有关的史料与观点，作为深入探究的预备。

中国大陆地震预警简史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大陆破坏性最大的十二个地震和相关地震预报情形如下：[3]
一九五〇年察隅八点五级大地震发生在中国和印度边境地区，烈度高达十二度，印度称为“阿萨姆邦地震”。

因信息闭塞和科技水平落后，中国政府将它看作异国地震，还曾援助大米给印度。

[4]
一九六六年，距北京不足四百公里的河北省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八千多人死亡。

国务院周恩来指示科学界提前解决外国从未解决的地震预报问题。

[5]地震预报工作在邢台仓促上马，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震区调查前兆现象，产生朦胧的认识，并立刻应用。

在七点二级地震发生后仅仅四天，竟然成功预报了一个六级强余震。

自一九六六年始，中国进入为期十年的强震活跃期。

一九七〇年初，云南通海发生了七点七级大地震。

这个完全没有预警的地震，导致一万五千多人死亡。

地震工作加速发展，国家地震局开始筹组（一
九七一年八月正式成立）。

中国政府当时对地震预报的成功抱有急切期待，计划三五年内在重点地区实现五级以上地震短期预报。

[6]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填西江月词四首，献给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他将地震比喻为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认为人类应该比敏感的动物更能够清醒感知地震。

词曰：
（一）
七十年代伟大，
各条战线扬镳。

风流人物看今朝，
地震力争预报。

肩荷赶超任务，
岂容松懈分毫！
必须力戒躁与骄，
呈出崭新风貌。

（二）
翘首西南一角，
为陵为谷频传。

工农兵学齐上前，
高举红旗抗患。

当作帝修看待，
大家擦掌摩拳。

集中力量将敌歼，
敢向地球开战！
（三）
地震还同纸虎，
虫鱼敏感异常。

请看鸟兽犹激昂，
岂有人而怅惘？
总结由来经验，
制成规划远长。

赤心奉献红太阳，
树立全球榜样。

（四）
有所发明创造，
为毛主席争光。

爬行主义太荒.唐，
祸国殃民无量！
跃进歌声四起，
行军军号悠扬。

东风吹送岭梅香，
转瞬百花齐放。

[7]
一九七二年，第二次地震工作会议召开，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地震工作方针。

[8]形势逼人。

一九七三年二月，四川炉霍发生七点九级地震，两千余人死亡；一九七四年五月，云南永善发生七点一级地震，一千五百多人死亡。

两个地震均无预报。

与此同时，华北和东北和地震前兆观测，发现了令人警觉的迹象。

一九七四年六月，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
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

中国科学院根据会商意见，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国务院下发第六十九号文件，[9]向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通报震情。

六十九号文件转达了地震工作者的预测意见，如“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提出“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

”决定加强地区间协作，成立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简称“京、津、唐、张”）协作组与渤海地区协作组，共同监视近一、二年内可能发生的大地震。

[10]
这是一次国家层级的地震预警，空前绝后。

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活跃起来，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

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不久，地震工作者和地方政府即成功地对辽宁海城七点三级地震作出了预警。

一九七四年底，渤海地区协作组工作范围内，出现地下水、动物行为等多项宏观异常。

辽宁省委决定，防震工作由省委直接指挥。

[11]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六日，震前二十天，国家地震局提出了“辽东半岛地区，特别是辽宁南部，可能孕育着一次较大地震”的短期预报。

二月一日后，营口、海城两县交界出出现了类似邢台地震的小震密集现象。

二月四日凌晨，省地震办公室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明确的临震预报意见。

[12]二月四日上午十时三十分，省政府向全省发了电话通播，发布了临震预报。

工厂停工，集会取消，救援队待命。

当时正是严冬，政府命令“人离屋，畜离圈”。

当晚七时三十六分，强烈地震在海城发生。

预警大大减轻了人员伤亡。

根据当地人口密度和邢台、通海、唐山三个地震的平均伤亡率推算，如不设防，地震将造成五万人以上死亡。

[13]而海城地震实际死亡一千三百多人。

海城式的地震预警，不是孤例。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发生在云南龙陵的强震再度被成功预报。

[14]龙陵地震包括先后发生的七点三级和七点四级两个强震，震中烈度达九度，毁损房屋约四十二万间。

因防范在先，死亡九十八人。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七日，地震工作者还成功预报了四川盐源一云南宁蒗间的六点四级地震。

[15]
中国地震预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进展迅速。

“地震预报的研究”，被中科院列为“”困乱时期仅有七项“难得的科研成就”之一。

[16]
也就在龙陵地震被准确预报之时，地震界正在全力捕捉另两个可能的大震——即此后三个月之内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和松潘、平武大地震。

唐山地震预报和松潘、平武地震预报，两者有密切联系。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四川省政府以正式文件，发布了该地区的短期地震预报。

国家地震局调集包括北京、河北在内地震观测队伍入川，捕捉临震信息。

这在客观上削弱了“京津唐渤张”的监测力量。

[17]而四川发布短期预报后出现的地震恐慌，又使首都圈的地震短临预报变得十分棘手。

唐山地震前，“唐山”这个地点确在地震工作者监视范围内，但他们监视的焦点是北京。

一九七六年五、六月，北京以东地区异常日趋明显。

七月初，一系列异常引起北京市地震工作者警觉，[18]作出了“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五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的判断，并向国家地震局告急。

七月二十六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人员与北京市地震队会商，未形成一致意见。

在首都圈地区，能否公开发动群众防震，成为问题关键。

会商时有人以四川已经出现的动荡为例，认为北京的预报要慎重。

七月二十七日，国家地震局领导听取预报人
员汇报，决定用一周时间作准备，圈出危险区，派队伍去“抓地震”。

仅十几小时后，七点八级地震在唐山发生。

[19]
未能预警的唐山地震，结局极为惨烈。

二十四万余人死亡，十六万余人重伤，一座工业城市毁于一旦。

当唐山地震发生时，已经作出短期预报的四川地震却迟迟未至，成都平原动荡加剧。

八月六日，四川省发出时间点更精确的临震预报。

八月十六日、二十三日，两个大地震在松潘、平武相继发生。

这是继海城、龙陵地震后，又一次出色的地震预报。

但它不是一次成功的地震预警——防震避震造成人员伤亡，停工停产损失严重。

[20]
从唐山地震后到汶川地震前，中国没有发生过死亡超过八百人的地震。

这三十余年间，最大的两个地震，分别是一九八八年云南澜沧、耿马地震和一九九六年云南丽江地震。

这两个地震，有正确的中长期趋势判断，但前者没有作出短期和临震预报，后者作出了短期预报却没有作出临震预报。

[21]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八级大地震在没有预警的状况下突然爆发。

地震科学：进步？止步？退步？
地震科学是地震预警的基础条件。

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其间三十二年，中国地震科学界做了什么？地震预报研究有什么进展？遭遇了何种困难？
“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至二〇〇七”，对中国地震预报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

前一个单元，为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第四个“高潮幕”，恰与“”重迭。

后一个单元，地震从平静期走向活跃期，正逢“改革开放”。

“”后，总结唐山的惨痛教训，人们一度把原因归于政治，认定
“_”及其党羽严重破坏干扰了监测预报。

[22]改革开放初，“唐山地震未能作出短临漏报，根本的的原因是，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还很差”才成为官方表述。

[23]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高新技术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特别是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和数字地震观测技术的发展，地震科学水平有了可与天文学中望远镜的使用和生物学中显微镜的使用相比拟的飞跃。

[24]国家数字地震台网于二〇〇〇年通过国家验收。

总投资近二十三亿人民币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在汶川地震一个月前的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一日刚刚通过验收。

[25]
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的三十二年中，中国地震工作的方针和地震预报体制也进行了调整。

除了地震预报，地震部门加强了工程地震工作，承担了大批建设项目的工程地震任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26]
“”十年期间发展起来的群测群防地震预报工作，受到大规模整顿。

唐山地震后，全国有群众测报点三万余个，业余测报人员二十万人。

群测群防队伍被认为“科学性不足”，在一九七九年后开始整顿，到一九八〇年底，群众测报点降到到五千多个，业余测报人员锐减到两万人。

[27]“”期间，四川堪称群测群防大省，有业余测报人员一万四千人，“”后叠经整顿，到一九八五年已剩下不足千人。

[28]
“法制”，“科学”，是这一时期的主题，此前许多事物成为“改革”的对象。

然而，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中国大陆地震预报？那一个地震“高潮幕”所累积的经验和教训，对此后的地震科学发展有各种意义？
地震科学家张国民等人认为：“（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这一时期是地震预报事业空前发展的时期，它奠定了地震监测手段和预
报方法的基础”。

但由于对地震孕育的情况不十分清楚，目前人们还很难分清构造运动、地震孕育和部分干扰所呈现的前兆异常的区别和联系，无法确认一一对应地震的前兆异常和地震活动性异常，因此，“目前的经验性预报思路很难使目前的地震预测水平有质的提高，更不可能通过它取得地震预报的全面突破。

”[29]学者吴忠良写道：“地震预测中一些经验和掌握这些经验的专家，是目前的计算器所无法取代的。

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些经验变成可继承、可重复、可发展的知识体系”。

[30]
唐山地震后的三十余年中，中国地震预报陷入混沌的状态。

它的某些方面在迅疾发展，某些方面裹足不前，某些方面在退步。

还必须特别指出，唐山地震临震漏报，在地震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唐山地震前的学术争议，在改革开放以来掺入权力和利益的复杂因素，造成队伍的分裂。

经历过从邢台地震、海城地震、唐山地震的一些“计算器所无法取代的”富有经验的地震预报工作者，在从事科研的黄金年龄段，被边缘化，甚至受到排挤打击。

一九八八年云南澜沧、耿马地震，被认为是新的地震活跃期到来的标志。

一九九〇年，国家地震局强调“九十年代很可能是我国大陆强震多发的时期”。

[31]实际情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地震活动，远未达到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强烈程度。

影响较大的地震分别是：一九九六年发生在云南丽江的七级地震（死亡三〇九人）、一九九六年南黄海六点一级地震（上海有震感），和一九九八年张北六点一级地震（死亡四十一人）。

这三个地震均无临震预报。

从一九九六年起，盖勒（Robert J. Geller）等人在《自然》、《科学》等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的大地，任何一次小地震都有可能灾变为一次大地震”，因而地震不能预报。

随即有人针锋相对发表反驳文章，在国际地震学界爆发激烈争论。

[32]
许多人认为，即使能对地震作出正确的中长期预测，短期和临震预报还是不可能的。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唐山地震后的三十年来，中国地震工作者仍作出了二十余次较为成功的短、临预报。

[33]这本是地震界的成就，却基本上没有被大众传媒报道——有关地震预报的任何信息，无论正面负面，似乎都受到控制。

笔者核实，这些震例包括：北京小汤山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四级地震；[34]青海共和一九九四二月十六日五点八级地震；[35]云南孟连中缅边境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七点三级地震；[36]四川甘孜白玉——巴塘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五点五级地震；[37]新疆伽师一九九七年四月六日六点三级、六点四级地震；[38]云南宁蒗一九九八年十月二日到十一月十九日四次五级以上（最大六点二级）地震；
[39]辽宁岫岩一海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五点六级地震。

[40]四川绵竹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五级地震（震中在汉旺镇）；[41]云南大姚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六点二级地震、十月十六日六点一级地震；[42]甘肃民乐二〇〇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六点一级地震；[43]最近的事例，是二〇〇七年六月三日云南宁洱六点四级地震。

[44]这些预报的成功，仍得益于经验性预报方法。

其中小汤山地震，在地震界亦称“亚运会地震”，震中距亚运村仅十公里，发生在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前数小时，对它的预报，意义非同小可。

前国家地震局局长方樟顺回忆：
……我记得九月十八日下午，在门头沟开会，当时有十几位同志发言，他们讲得都非常朴实，比如这个手段目前出现了什么异常现象，与这个地区历史上一些中强震的关系，据此提出了近期的判断意见。

所以回来以后我们报告了国务院，而且对地震可能产生的影响都讲得比较客观。

若发生四到五级，不会造成什么伤亡、破坏等，要求亚运会保持冷静，否则人踩人就可能带来伤亡，这样，组委会基本上做到
了心中有数。

结果，开幕式当天上午十一时零二分就发生了一个四级左右的地震，恰好又离亚运村那么近。

[45]
这就是中国地震科学的现状：高新技术的运用，尚未显示奇效。

唐山地震三十二年后，地震预报仍在摸索前行。

有时，地震的踪影被发现并捕获。

更多的时候，预报者和大地震擦肩而过。

包括在二十世纪认定的中国主要强震危险区的概念、发现的强震高潮幕起落规律，似乎都要被改写。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在人们认为的强震平静期内，在传统认定的地震高烈度区外，昆仑山口西发生了八点一级强烈地震。

[46]科学家们正在讨论“二十一世纪，在我国是否会发生死伤十万人以上的地震”[47]，汶川大地震降临。

面对质疑，官方的解释是：地震部门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没有接到任何有关这个地区正式的短临预报意见。

从震前的监测结果来看，没有发现显著的、大范围的、能够让地震学家们在现有科学水平上、依据现有经验做出判断的“前兆”异常。

[48]然而，本文写作之时，到震区考察的地质学家，已经发现震前存在明显的宏观异常现象。

[49]对本次地震的深入探究，已经开始。

汶川地震有没有长期和中期预报？答案是清楚的。

对汶川地震的构造背景——龙门山断裂带，地震界和政府从未放弃过监视；汶川地震发生的两年前，地震部门曾指出这一地区有发生七级地震的危险。

[50]然而究竟为什么，没有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以致完全未能预警？
总结中国地震预警的经验和教训，请允许我重复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
对于早已被专家认识、并曾多次发生强烈地震的南北地震带，地震界做过哪些监测？政府做过什么防范？松潘、平武大地震后的三十二年间，地震界对这个地区的震情有什么样的分析和判断？二〇〇七
年和二〇〇八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和四川省地震趋势会商，对龙门山断裂带的震情，有什么样的中期预报意见？总投资近二十三亿人民币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在汶川地震发生前有没有发挥必要的功能？部署于南北地震带的观测网点，是没有发现异常信息，还是各种信息没有充分交换、未能提供广大地震预报工作者共享？在震后必然要进行的回溯性调查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宏观异常？这一地区还有没有长期观察这些异常的、哪怕是硕果仅存的“群测群防”？汶川地震发生前，到底有没有与地震发生实况接近的短期和临震预测意见？——包括专业人士的和业余人士的；包括通过规定程序正式上报的和在学术场合探讨的。

地震预警，说到底，是政府的公共治理行为。

人们更需要知道，汶川地震前，地震界和政府到底曾有过什么样的沟通和互动？这一地震，是否完全没有预警的可能？
政府：有效预警的困境与可能
中国的各级政府面对两难抉择：地震科学研究困难重重，却无法放弃；现有地震预测还只是概率性预测，却必须在许多时刻作出有效预警。

前苏联、美国和日本都有过雄心勃勃的地震预报研究计划。

前苏联的研究始于一九四八年阿什哈巴德大地震后，但进展缓慢，一九八八年，在无防备状态下发生亚美尼亚大地震。

美国的地震研究，本为侦察核爆试验而设，一九六四年发生阿拉斯加大地震后，遂制定了地震预报研究的十年规划，同样绩效不彰，一九九四年，未能防范在洛杉矶发生大地震，损失二百亿美元。

日本的研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七十年代圈定东海地区为发生八级地震的高危险地区，这个地震迄今未至，却在一九九五年发生了未有预报的阪神大地震。

除了日本仅对东海地区继续开展负有减灾责任的预报，世界上只有中国，在科学研究尚未过关的情况下，承担地震预报任务。

邢台地震后，中国政府层对地震预报承担了令世人难以想象的沉重责任。

曾有文章记述国务院周恩来亲自处理地震预报的情景：
一九六七年河北省河间县地震后，李四光在一个深夜里接到了国务院紧急开会的电话通知，他赶到会场已近凌晨两点钟。

正坐在长桌的一头主持会议。

让李四光在他的右边坐下，桌上摊开了一张京津地区的防震地图。

会议的议题是：有关方面向国务院报告，这天清晨七时北京将发生七级地震，要求国务院准允立即通知北京居民到室外避震。

这也就涉及到毛主席的安全。

会上，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讲过了。

周这时问李四光：请你说说，情况真是这样紧急吗？
李四光在发言以前，先走近电话机，迅速给他近年来在北京周围按地质力学理论亲自建立的地应力观察站打了电话，让他们仔细汇报近日来地应力值是否稳定，有无异常。

当他得到“无异常”的回答后，这才坐回到他参加讨论的位置上来。

这时候，能够给李四光考虑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但是，根据北京地区地质构造条件，当他掌握了必要的可靠资料，经过了紧张的思索与迅速判断之后，必须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

李四光十分明确地说：不存在这种紧急情况。

并且建议：最好不要发警报惊动全市市民。

李四光对周说：请毛主席安心休息吧！同意不发警报，并说：“李四光同志，您年纪大啦，身体不好，早点回去休息吧！”[51]
这段史实，记述了中国地震预报工作起步时的极端状态：预警决策，取决于一位科学家和一位领导人的决断。

当时八十高龄的李四光，有时需要亲自爬上山坡观察断层、伏在乡村井台上测量水位。

为北京近郊一口水井的水位大幅度上升和麦田里的地裂缝，周恩来曾一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