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论——精选推荐

为政以德论
为政以德论
为政以德是孔⼦政治思想的核⼼内容之⼀，是孔⼦治国思想的具体体现。

孔⼦的德治主义理论不但具有强烈的伦理政治意义和政治实践精神，⽽且对中国⼏千年的政治⽂化产⽣了深远的影响。

孔⼦为政以德的基本思想特征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阐释：1.德治的内在规定及逻辑展开。

2.德治主义之前提设定：君主的道德修养与⾃觉。

3.民本原则：以富民教民为政治归趣；4.德主刑辅：⼀种宽猛相济的治民⽅法。

孔⼦的为政以德思想不但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不朽的价值，就是对今天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动荡⼤变⾰时期。

周天⼦名存实亡，天下出现了诸侯争霸、⼤夫擅权、陪⾂执国命的混乱局⾯。

孔⼦正处于“周室微⽽礼乐废，诗书缺”“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是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裂变⼤冲突⼤组合的时期，是对三代以来神权政治观念、⼈⽂思想进⾏理性检讨和反思的时期.殷周之际剧烈的社会政治变⾰产⽣了最早的德治思想萌芽，但由于它所关注所忧虑的⾸先是天命的转移及政权的丧失问题，是⼀种外在附加的东西，尚未作为⼀种内在的因素内化为⼈们的⾃觉⾃愿⾏为。

⽽春秋时期天命观念进⼀步丧失其神秘性、权威性及制约性，为这种由外在转换为内在带来了良好的条件。

由于外在的东西难以得到保障，就需要把外在之“德”转换为内在之“德”，以使德治在⼈类存在的本原上及⽣命中寻找到存在的价值依据。

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进程中，德治思想曾经产⽣过重要
⽽深刻的影响，成为传统政治⽂化的重要内容之⼀。

所谓德治就是道德政治，是把道德运⽤于政治领域的⼀种学说，是以道德作为规范君主⾏为、治理国家社稷、管理庶民百姓的⼀种学说，是以道德教化作为⼀种主要的治国⼿段，运⽤道德的内在约束⼒以达到社会稳定之⽬的的⼀种学说。

众所周知，道德是特定历史时期⼈们普遍认同的由⼀系列道德原则、范畴和规范构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内⼼信念及⾏为⽅式。

道德以内在的潜移默化式的⽅式影响和制约着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为，并赋予⼈的思想⾏为以善恶是⾮的价值依据。

中国⾃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

孔⼦继周公之后，第⼀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

强调道德在⼈类社会⽣活中的重要作⽤，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际关系、提⾼个⼈道德素养和境界的根基和出发点。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德”的概念产⽣得很早，早在《尚书皋陶谟》中就提出了“九德”的概念，德字产⽣以后，逐渐演化成为⼀个⼗分重要的政治和伦理概念。

及⾄春秋，“德”的范围有了进⼀步的拓展，它已从个⼈的道德修养拓展为⼀种处理国家政治事务——君民关系、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规定。

可以说，春秋时期，为政以德观念已经深⼊到各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学术派别之中。

“德”作为⼀种政治观念、政治原则，已经成为各家各派所共同认同的政治⽂化命题。

为政以德、以德治国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基本特征之⼀。

孔⼦提出的“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正是在继承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思想以及春秋时期的德治
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

同时⼜时对现实政治深刻反思的结果，是适应社会发展潮流⽽设计出来的⼀项治国⽅案。

后经孟⼦、荀⼦的系统发挥，《⼤学》、《中庸》的理论升华，形成了⼀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后世儒家，⽆论是董仲舒的宇宙论，还是宋明理学的本体论，都只是在理论层⾯上论证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已。

在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

孔⼦“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主要是围绕两个层⾯来逻辑展开的：⼀是为政者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如何对待如何管理庶民百姓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是对殷周以来德治思想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前者是“修⼰”问题，后者是“治⼈”问题。

修⼰是对统治者⽽⾔的，它要求统治者要注重⾃⼰的道德修养，完善⾃⼰的道德品⾏；治⼈是对⼴⼤庶民百姓后⽽⾔的，是对民众管理和教化问题。

对于⼴⼤民众⾸先要满⾜其⽣存需要，解决其最基本的⽣存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提⾼其道德修养。

两个问题的核⼼点就是：强调了把统治者的修⾝视为治国平天下（安⼈，安百姓）、实现德治的前提条件。

孔⼦的德治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化的基调。

德治主义之前提设定：君主的道德修养与⾃觉 .
在历代儒家的德治思想中，统治者的道德⾃觉和修⾝成为实⾏仁政德治的前提。

这是以⼩农经济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处理治国
问题时所必然要⾛过的步骤和得出的结论。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以⼩农经济为基础，以⾎缘宗法关系为纽带，以君主专制制度为核⼼的宗法等级制社会，⼩农经济是⼀种松散的、缺乏社会凝聚⼒的经济形态。

在这种⽣产⽅式中，⼈们长期形成了对家长和君权的信赖、服从和顶礼膜拜的⼼理，这种经济形态决定了⼩农的⽣产⽅式不是使他们之间互相联系和交往，⽽是变得互相隔离和分散。

在孔⼦的德治模式中，为政者（国君）作为德治之主体，其政治道德修养在国家政治系统中占有绝对重要的作⽤。

孔⼦除了通过对古代贤明之君如尧、舜、禹、周⽂王的颂扬以为当时之君效法、借鉴之楷模外，还对君本⾝提出了更⾼的道德要求。

孔⼦多次强调为政者加强政治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稳定的关系以及对庶民百姓的道德⽰范作⽤。

他认为，为政者⾸先要⾃⾝品⾏端正，使⾃⾝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

在孔⼦看来，为政者之所以要先修⾝正⼰，乃因为为政者地位及道德楷模作⽤使然，上善则下亦善，反之亦然。

他说：“政者正也，⼦帅以正，孰敢不正？” “其⾝正，不令⽽⾏；其⾝不正，虽令不从。

”“⼦欲
善⽽民善矣。

”
孔⼦强调道德的政治功能及其对社会的调节作⽤，既看到了物质资料在稳定社会政治⽣活中的基础性作⽤，同时⼜肯定了道德教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巨⼤政治功能。

孔⼦试图从社会经济⽣活中寻找道德教化的原因，认为道德教化应以物质富⾜为基础为前提，故孔⼦之德治主义并⾮⼀种抽象虚幻的道德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它更接近现实的道德主义。

但孔⼦夸⼤道德的政治作⽤，贬斥法治的社会功能，从⽽陷
⼊了道德决定论、道德⾄上论、道德万能论的泥潭之中。

虽然孔⼦强调道德的社会教化功能，但并不排斥刑罚的作⽤。

⾯对春秋时期严重的社会⽭盾冲突，仅仅依靠德礼教化是⾏不通的，还必须辅之于刑罚，运⽤德刑兼施、宽猛相济之⼿段，达到民免有耻、以德去刑之政治⽬的。

他反对“不教⽽杀”，反对不先教育⽽进⾏杀戮，反对⽤刑罚来对待百姓，认为“不教⽽杀谓之虐。

”
孔⼦所建构的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理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不朽的价值，因⽽受到历代政治思想家的⾼度重视，对于稳定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秩序起到了⼗分重要的作⽤。

它犹如⼀条亘古不变的价值标尺清晰地照映出历代统治者治国政策⽅略的得失优劣。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孔⼦所处时代及个⼈的局限，其“德治”思想势必打上阶级的烙印，孔⼦主张“德治”的动机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其出发点并⾮真正为了⽼百姓的利益，正如鲁迅先⽣所指出的，“孔夫⼦曾经计划过出⾊的治国的⽅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法，为民众本⾝的，却⼀点也没有。

这就是‘礼不下庶⼈’。

”再如他对周礼的推崇过犹不及，其“德治”是为了加强对民众的思想控制。

所以，对孔⼦的“德治”思想要辨证地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孔⼦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理论对今天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