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之我见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钱学森之问”，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求解“钱学森之问”，应该从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两方面去分析。

内在原因包括学生素质较低，学生抵御社会诱惑的能力较差等；外在原因包括现行教育体制缺乏创新的土壤，部分教师水平低下等。

不管主客观原因如何，学生自我的勤奋努力才是成才的最关键因素。

【关键词】素质低诱惑大缺乏信仰缺乏兴趣偏科教育体制教师水平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求解“钱学森之问”，我认为可以从大学生自身和教育体制两个方面来寻找答案。

一、内在原因
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陆，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基础教育、价值观念、科学技术等领域差异显著。

所以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的演进，必然造就了不同于民国时期大学生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青年。

而新时代青年身上的某些不利于学生生长发展的特点与恶习，加上整个社会大背景下轻人文精神、重物质利益观念的蔓延，是当代中国缺乏大师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大学生素质偏低。

这里所指的大学生素质低下，并不是针对个体的学生而言，而是特指大学扩招以后大学生整体素质的下降。

民国时期，办学的高等院校很少，同时受到家境、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等等众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学生进入大学的门槛非常高，所以能够进入大学的学生那可真是凤毛麟角。

根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教育部分可以知道，1936年全国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加起来也不过110所左右，另一个数据是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到1937年的四十年间，总共也只有不到11万名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

民国时期这种学校少、入学几率小的现象当然是有利有弊的。

弊端显而易见，教育机会不公平，优秀的知识分子可能没有机会进入大学完成深造。

而另一方面，其益处在于严格的入学限制也保证了大学生的个人基本素质。

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想要跨入大学的校门绝非易事，如果不是在自己所学学科领域有所成就的学生，那进入大学堪比登天。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当时学生上大学就如同七八十年代国家公派留学生，学生需要很扎实的基本功才有资格争取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而现在扩招以后，上大学就和现在自费出国留学一样简单，只要有钱，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人物。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呢。

大学扩招以后，我们的教育已经由当初的“精英教育”转为“大众教育”。

2006年，全国毕业大学生400万左右，在校大学生1400万左右。

虽然大学生数量直线上升，但学生素质并没有同步提高。

扩招带来的恶果是很多本就不适合进入大学的年轻人挤进大学生的队伍，致使大学生鱼龙混杂，稂莠不齐。

至于学习，似乎不再是学校和学生们的主业，学校为了敛财，疯狂扩充专业，修建大楼，却忽视了师资队伍建设；学生们也不再好好学习，认为有一张大学文凭便足矣，于是很多学生就在学校里面混日子。

同时学生素质低下也直接导致了学风的下降。

如今学校里世风日下，好好学习的学生属于稀有品种。

大多数的学生都是随大流，平时逃课，上课不认真听讲，下课不复习，到了考试前突击一把，整天缠着老师拷课件、划重点。

学生不思进取，不好好学习，挂课的人自然比较多。

试问大学究竟是为了学知识还是考试混文凭？我想很多人已经本末倒置了吧。

其次花花绿绿的社会也给大学生带来了太多的物质诱惑。

不用说民国时期，单是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校园仍旧是相对封闭的独立小世界，它们同社会没有什么联系。

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学生们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或者舞会，足以成为他们精神上的盛宴。

没有花花世
界的纷扰，同时又禁止了男女生之间可能发生的感情萌芽，以前的大学生当然足够的时间徜徉于图书馆里，埋头于心爱的学问之中。

而如今的大学校园呢？大学周围那些栅栏围墙早已在世俗诱惑的冲击下轰然倒塌，大学校园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散发着阵阵书香的象牙塔，俨然已经同化成了一个世俗小社会。

虽然与社会的接轨增加了学生的阅历、锻炼了学生的能力，但过多的接触社会也分散了学生学习的精力，同时也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学生过早的沾染上了社会上的恶习。

对照一下现在大部分学生的日程安排，我们可以看到电脑游戏、购物、压马路等等无关紧要的活动基本上挤占了学生大部分课余时间。

试问现在的学生，每天有几小时花在读书上面又有几小时沉浸在游戏的打打杀杀之中?就拿男生宿舍举个例子吧，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基本上每个宿舍都有两三台电脑，但电脑究竟有没有起到它该有的作用呢？很显然，没有！说实话笔记本电脑对于绝大部分学生一点用处没有。

可能这话有点偏激，但事实确实如此，电脑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台游戏机。

每堂课下，每天晚上，男生们都会拼杀在网络游戏之中。

第三点是现在的大学生缺乏信仰，普遍出现了信仰真空的现象。

古语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那是形容古代的知识分子，但是我认为现在的学生甚至还不如古人。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不闻窗外事，也不读圣贤书。

当然，我这话也是有点问题的。

现在的大学生不读书吗？不，他们还是读书的，不过读的都是一些娱乐、体育等消遣之书。

现在的大学生不关心时政吗？不，他们还是关心的，不过尽是一些咒骂政府腐败、批评百姓素质低下等等的愤青言论。

报刊亭里，销售最为火爆的永远是那些封面五颜六色的娱乐期刊，而《环球时报》《南方周末》等却是相对的冷清。

回想民国时期的热血青年，在国难面前到处演讲，投身政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祖国命运抛头颅洒热血，而现在大学生却活在自己的利益小圈子之中，迷恋于一些娱乐明星，对时政的了解却如同白痴，真是让国人心凉。

由于精神上缺乏信仰，很多学生极容易受到西方所谓的自由思想的吸引从而形成那种愤世嫉俗、偏信误信，只看到社会阴暗面从而很容易引起各种心理问题。

校园中出现的“网络一族”，他们“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吱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何事”，“宿舍里面不吭气，互联网上诉衷肠。

”此外，缺乏信仰也会是大学生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不关心社会及民众，逃避责任，只关注自身既得利益的获得。

第四点是学生对所学的专业缺乏起码的兴趣和热爱。

在这个物质利益为导向的时代里，有几个高中毕业生选择专业是依照自己的兴趣而定的？诚然，兴趣也只是选择专业的参照之一，按照日后的就业形势来填报志愿也无可厚非。

可问题在于，什么专业热门，学校就疯狂的开设这些课程，学生也疯狂的扎堆报考这些专业，这就造成了成绩相对较好的学生扎堆报考经济、管理、英语等热门专业，而巧达学校分数线的同学却很不情愿的被调剂到历史学、哲学这些冷门专业。

进而更为奇怪的现象是，大多数班级里学生都对所学专业缺乏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了兴趣，学生有什么动力在自己的专业上奋斗呢。

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职务，在就职演说中，就阐明了办学宗旨：“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

同时王国维在清华任教时也一再强调不能以功用性作为大学设科的标准，果真如是，那么，像经学、哲学、文学这类科目就会被视为“无用之学”。

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思想是单一的，抱负是壮大的。

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求学并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并不是为了飞黄腾达。

他们进入大学，纯粹是对于自己研究学科的一腔挚爱。

第五点是现在的大学生偏科严重。

理科生沉醉于做题之中而极度讨厌语文英语，文科生会写几篇文章后连最基本的初中数学可能都忘记的干干净净。

看看民国时期的大师，哪一个不是通才？钱学森不仅是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他也热爱音乐，能吹小号，他的夫人也常常弹奏钢琴陪伴在他的左右。

“通才教育”亦称“自由教育”，集中体现在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之中。

当时大学的目标是“在共同的文化中培养具有共通理想的公民”，“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种，都应融会贯通”。

如今的教育“专才”
过了头，理科生和文科生水火不容，互相瞧不起，同样互相沉浸在自己的学科领域。

二、外在原因
针对教育体制而言，其实钱学森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缺乏创新。

他曾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

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

”
近期的《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破解中学时代钱学森成长的密码”。

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说当时钱学森所在的北京师大附中，他的数学老师提倡创新，给学生考试打分的时候非常有意思。

老师出五道题，如果学生即使都答对了，如果解题的方法比较平庸，那也只能给80分。

若是答对了四道，但是解决的方法非常有新意，那就会给100分，还有另外的奖励。

据钱学森回忆，当时学生的考试，一般无须提前做复杂准备的，完全就看平时的用功和积累，临时抱佛脚的反而容易让同学们瞧不起。

钱学森曾回忆说，他一生当中有两个难忘的高潮，一个是在北师大附中，另一个就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光。

我想，钱学森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正是这两个阶段的教育，培养了他的创新思维方式，创新让他快速成长。

多少年后，正是创新这个字眼，刺痛了钱学森的忧国忧民之心，刺痛了中国教育的软肋。

面对现在的教育模式，我们无法绕过创新这个字眼。

中国教育的身体里，缺少的东西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恰恰就是缺少创新这种激情奔涌的血液。

中国的发展要实现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在教育中渗透创新的理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系统中，教育的导向主要是记、背标准答案，学生提问的欲望和兴趣在中小学阶段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

学生疏于独立思考、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是我们在培养杰出人才时遇到的困境。

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并未将学生作为主体，充分发掘他们的潜力。

以大学历史教学为例。

从某种层面说，大学的历史教学还不如高中。

高中学生虽然大量做题，但那毕竟是在包含学生个人理解的成分。

再看看大学历史的教学，学生更像是一台台记忆的机器，老师所要做的就是不停的把各种各样的史实填充到学生的脑子里面去。

对于各种历史问题，学生根本没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老师的笔记抄下来并加以背诵，以应付考试而草草了事。

老师不能给学生提供独立思考的平台，学生自然难以成才，那创新性型的人才从何谈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纸上谈兵。

其实不仅是大学历史教育存在这种缺乏独立思考的现象，整个中国教育，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缺少创新的土壤。

哈佛大学曾强调，学校要赋予学生三个“法宝”，即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行为转化为自主行为，让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

学生只有变成学习主体，其主观能动性和无限的潜力才会被充分激活，教师的教学才能最终提高效率。

同时教师水平不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大学以前，我曾对大学老师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在我想象中，大学老师应该是浑身散发着知识的魅力，上课时幽默风趣，出口成章，整个课堂气氛也应该是愉悦的，轻松的。

而现在的某些大学老师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不谈引人入胜了，连最起码的脱稿要求都做不到，上课时只是不停的阅读讲稿，他们显然把教学当成了一种任务，而不是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

民国清华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民国时期，各领域大师众多，他们除了忙碌于各自的研究之外，往往还在大学里面任教，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一批有一批富有求知欲的学子。

凡民国时期的校长，都始终强调“师资为大学之第一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引进师资力量时更是把这句话贯彻到了实处。

反观一下现在的大学教师，很多人都是滥竽充数的。

“钱学森之问”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同时在此将中国的教育推到了舆论的
风口浪尖。

我认为不管教育体制弊端如何，成为大师还在于学生自己的勤奋努力，所以我们大学生在大学时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提供自己，争取将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

参考文献：①《清华四大导师》邵盈午著东方出版社
②《构建大学和谐校园理论与实践》段建国孟根龙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③《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钱理群高远东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④《读大学，究竟读什么》覃彪喜著南方日报出版社
⑤《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姜朝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⑥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