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湖平原：生态环境的演变

明清两湖平原：生态环境的演变
过度垦殖与恶性循环：生态环境的演变
——《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上篇》第二章(上)
尹玲玲
张建民先生指出，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农业垦殖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人口急剧膨胀所造成的巨大生存压力，转化成为农业垦殖扩张的强大推动力量，掀起了一次持续的农业垦殖浪潮。

随着宜农土地的垦殖趋向饱和，垦殖扩张所向，主要是条件相对差、难度相对大的周边山区和河湖沼滩等土地；而玉米、红薯、洋芋等高产旱作作物的引进推广，成为当时农业垦殖扩张的一个重要条件。

明清时期的农业垦殖在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

龚胜生在其《清代两湖农业地理》中也指出：“过分的土地开垦，无论在哪样的地区都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土地开垦的效益。

清代两湖从湖区和山区的土地开垦获得了不少好处，但也为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

”②
随着明代中叶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人口迅速增长，两湖地区围湖筑垸进行围垦的进程日益加速。

虽在明清之际曾因兵火战乱而一度中断了这一进程，呈现了凋敝之势，但清初恢复后，堤垸围垦更进一步加快。

而圩垸围垦的加速导致两湖地区的湖泊迅速淤浅淤废，蓄洪泄洪能力大为下降，两湖地区的洪涝灾害也因此而日益升级。

这就形成了一个围垦一湖淤一洪灾的恶性循环，两湖地区的生态环境总体上因此而趋于恶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第365—366页。

②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一两湖平原河湖水系格局变迁研究综述
江、汉堤防的修筑与圩垸堤防的围垦一方面使两湖平原的开发进程大为加速，但同时也对该区的生态环境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

对于江、汉堤防的修筑给两湖平原环境变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问题，已有众多学者从历史自然地理角度作过相关研究，杨果先生将众多学者的研究概括为三点：首先是改变了两湖平原的
水系格局，其次是导致了洪水位的上升，再次是改变了泥沙的沉积方式①。

1．关于泥沙沉积方式与两湖平原河湖水系格局的改变
(1)泥沙沉积方式的改变与洪水位的上升
周凤琴先生根据荆江平原大量的古遗迹、古墓葬、古水痕和史料的分析以及地质地理的调查研究，绘制出荆江近5000年来洪水位的上升曲线图②。

洪水位的上升与堤防修筑有密切关系，两者形成互为迭加的因果循环：由于洪水危害，人们修堤防洪，而大堤的修筑，导致洪水归槽，加上泥沙淤积、穴口堵塞，使得洪水位上升，反过来又迫使人们进一步加高堤防。

早在唐代已经修筑堤防，两宋时堤防较大发展，洪水位也已开始上升。

不过，宋代堤防并不完整，长江还有许多穴口分流，著名的“九穴十三口”便是用来调蓄洪水，所以宋代洪灾问题还不突出。

南宋晚期以后诸穴渐塞，至元朝仅剩荆北郝穴和荆南虎渡口，荆江水位进一步上升，洪水灾害日渐增多。

元成宗重开六口后，至明代诸穴又重新堵塞，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荆江大堤连成一线，穴口最终消失。

自此荆江洪水位呈直线上升，最终形成高堤防、高水面的险要形势。

荆江泥沙沉积方式的改变主要表现为由过去的泛滥式面状淤积变为线状堆积，由此造成河床、滩面淤积抬高。

今天的荆江，平水位已远高于堤内地面，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悬河。

其必然的结果之一，便是洪涝灾害的加剧。

③
诚然，江汉堤防体系的形成改变了泥沙的沉积方式。

事实上，这三者之间本身就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因为泥沙沉积方式的改变，所以导致洪水位的上升；又正因为洪水位的上升，进一步催生了江汉堤防体系的形成与加高加厚，从而改变了两湖平原的水系格局。

因此，江汉堤防系统的形成给两湖平原环境变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主要还是落在两湖平原水系格局的变迁上。

___________________
①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

②参见周凤琴《荆江近5000年来洪水位变迁的初步探讨》，《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③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2)关于两湖平原水系格局的变迁
有关两湖平原水系格局的改变，主要反映在云梦泽的历史演变、荆江与洞庭湖的河湖关系的改变、河湖的萎缩淤塞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有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①、张修桂《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②、《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③、《汉水河口段历史演变及其对长江汉口段的影响》④，周凤琴《荆江堤防与江湖水系变迁》⑤，王剑等《论长江流域河湖体系演化与洪灾防治》⑥，罗敏逊等《荆江与洞庭湖汇流区演变分析》⑦等等。

正如彭雨新等先生指出的：“堤垸发展势必压迫河湖水道、水面，最终影响到长江与北岸江汉湖区、南岸洞庭湖之间的关系。

”⑧长江两岸众多分流穴El，随着湖区的开发进程而多被堵塞。

江北昔日之游陂因渐变为庐舍畎亩而不得不尽塞穴口，而长江洪水又必须有分蓄调节之地，故南岸洞庭湖区成唯一分流处。

嘉靖年间北岸最后一个分流穴口被堵塞，万历时又开浚南岸的虎渡口分流。

自此，江水由南北分流一变而为专注于南，进入洞庭湖的水沙量因而大大增加，如若排泄不及势必导致湖水扩张，漫溢成灾。

⑨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载《复旦学报》(历史地理专辑)，1980年。

②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2期。

③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3期。

⑤载《长江水利史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⑥载《岩相古地理》第18卷第5期，1998年10月。

⑦载《长江科学院院报》第15卷31期，1998年6月。

⑧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6页。

⑨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

梅莉等先生指出，垸田“按围垦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截河和围湖两类。

截河是‘占水道为田’。

被占垦的河道，有的是平原上的重要河流。

荆江‘九穴十三口’
和江汉‘九口’的消失，就是典型例证”，“除穴口分流故道外，更多的是围垦逐年淤塞的河港”，“围湖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筑堤保护滨湖地区已有的田地”，“第二种方式是在涸水季节，趁湖干土现，开沟筑堤造田”。

其中第二种方式的围湖垸田“从投资动工到垸成受益，所需的时间比其他类型的垸田要长得多”，但“对湖面的缩小，起了很突出的作用”。

①
2．关于江汉湖群演变的不同看法
(1)湖区围垦与江汉湖群的萎缩
刘沛林先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之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

”②张国雄先生认为，垸田的大规模建设直接改变了江汉——洞庭平原的河湖环境，这首先即表现为湖泊的大量消失③。

赵艳先生认为，“江汉湖区的全面开发始于南宋，至明清进入第一个高潮。

从那时起，人类活动对湖区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近年来尤为突出。

在开发湖区的同时，人类活动已经改变了河湖之间的关系，加速了湖群的萎缩，破坏了该区的生态环境。

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洪涝灾害，湖泊沼泽化等”④。

龚胜生先生认为，“与水争地”的必然结果是水患灾害的频繁，而频繁的水灾造成了淹没田地、人口死徙、劳民伤财及区域经济水平下降等一系列恶果；“与林争地”则导致森林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破坏、水土流失和土壤瘠化、加速下游河道淤积等一系列恶果⑤。

张建民先生也指出，“围湖造田是河湖低地区垦殖扩张的重要途径，其直接后果之一便是河湖水面积的萎缩。

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各州县围筑的堤垸中，有不少堤垸的前身是湖泊……自明中后期始，江汉平原的河湖淤堙现象已为人们所关注”⑥，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梅莉、张国雄、晏昌贵：《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8—100页。

②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③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
年第2期，第137页。

④赵艳：《江汉湖区的开发及其环境效应》，《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第9卷第3期，2000年，第370页。

⑤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246页。

⑥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381页。

农渔等“各种形式的冲突都体现着与河湖淤积问题无可分割的关联。

可以说，以水土流失、河湖水道的淤积为代表的生态环境变迁才正是渔农矛盾、捕鱼业与农田水利冲突的根源所在”①。

(2)江汉堤防体系的形成与江汉湖群的扩张
但关于江汉地区的河湖水系变迁，鲁西奇先生的看法则有所不同。

他认为：“从现有历史文献资料，看不出明显地存在着一个江汉湖群逐步缩小的过程”；“由于汉水下游河道在历史上曾长期不稳定，兼以存在着大量的分水穴口与分流支道，在堤防大兴之前，汉水下游两岸不太可能形成稳定的大面积湖泊，而只可能在洪水时节形成水势浩瀚的季节性洪泛区”；“在唐宋文献中，均未见到有关江汉平原上存在较大规模湖泊的记载。

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献记载方面的原因，但唐宋乃至于元代江汉平原上稳定的湖泊并不很多、湖泊面积也不是很大却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而到了明清时期，各种资料都反映出，这一时期是江汉湖群的扩张期，湖泊数量与湖泊面积都在大幅度增加”；“总的说来，自明前期到清中后期，江汉湖群处于一种持续的扩张状态；大约在清中后期，江汉湖群的扩张达到了鼎盛，形成了三条湖群带”；“而这一时期又正是江汉堤防普遍兴筑并最终形成体系的时期，两者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指明了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堤防体系的形成在江汉湖群的发育与扩张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②。

同样，他还认为，汉水中下游河道“在文献资料所反映的历史时期，并不存在一个河道变迁(摆动、改道)逐步加剧、频次逐渐增多的过程，无论是中游河槽的摆动，还是下游河道的迁徙，在时间上并未表现出很明显的前后差异。

虽然文献资料中所反映出来的变化愈到后来愈多，但我们并不能据此而断定现有文献资料未反映的变化就不存在”，事实上，“在人类还没有能
力大规模地干预、改造自然之前，汉水中下游河道(特别是下游河道)要更为不稳定，变动也更为频繁；正是因为堤防的兴筑，在中游增加了人工的控制节点，在下游建立起系统的堤防体系，才逐步将河道稳定下来。

换言之，人类活动不仅未加剧河道的变迁，恰恰相反，是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张建民：《论明清时期的水资源利用》，《江汉论坛》，1995年第3期，第39页。

②鲁西奇、潘晟：《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387页。

少了河道的变迁”①。

两湖平原河湖水系格局的演变，应该说总体上仍是顺应两湖地区自然演变的结果，是荆江南北两岸地势高程演变上循环反复的反映。

如彭氏所云，“应该指出，江湖关系的演变——长江两岸分流穴口之开塞，决非如一些旧方志所云，纯粹是由某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而是江汉湖区开发、围垸发展的需要和必然结果”②。

对于这一问题，曾对长江中下游河湖地貌演变进行过系统研究的张修桂先生的概括与归纳可谓一语中的。

张先生认为，江汉、洞庭地区的河湖演变，表现出一种“北湖南陆——南湖北陆——北湖南陆”的“跷跷板”演变模式。

张先生并进而指出，对于当前的防洪形势来说，江汉平原有可能再次沦湖，因而必须死保荆江大堤。

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鲁西奇、潘晟：《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2—383页。

②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

③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自序》第2页。

二江汉平原河湖水系变迁举例
以往关于江汉平原地区湖泊分布及演变的研究，学者们的注意力曾主要集中于云梦泽的历史演变。

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可以说是十分详尽了。

有的学者认为，江汉平原在构造上属第四纪强烈下沉的陆凹地，古代著名的云梦泽即在此基础上发育形成。

先秦时代云梦泽范围约九百里；汉晋南朝时期，长江在江汉平原分流分沙的结果使云梦泽解体为大?产、马骨、太白、巨亮等大湖，面积已大为缩小；至唐宋时期，历史上著名的云梦泽彻底解体，大面积的湖泊水面演变为星罗棋布的江汉湖群①。

但有些学者认为，“从成因类型看，江汉湖群决不是统一的古云
梦泽的残留水体”②。

相关研究有金伯钦等的《江汉湖群综合研究》③，赵艳的《人类活动对江汉湖群环境演变的影响》④、邓宏兵的《江汉湖群演化与湖区可持续发展研究》⑤等。

本节尝试从河泊所的置废这一角度，对明代江汉平原的河湖水系变迁问题进行探讨。

明代前期，江汉平原上存在着众多的大中小型湖泊，其中的中小型湖泊多为饵料丰富、适宜于鱼类生长故渔利颇丰的富营养型浅水湖。

明朝廷在这些区域设置了众多的渔税征收机构——河泊所对其进行管理。

河泊所是明代设置在内陆河湖及沿海地区专门征收渔税的机构，主要集中于河网密集、湖泊众多的南方地区。

它的设置早在明洪武之前的甲辰年(1364年)即已开始，到洪武初年已形成基本的分布格局。

鱼利多否决定于湖泊本身的水文特征，如深度、温度、营养度、水源等。

适宜于鱼类生长的湖泊极大多数是天然饵料基础丰富、营养度较高、鱼利颇丰的中小型浅水湖⑥。

荆州府江陵县柘林白沙湖“多产鱼利”，石首县田坪址湖，“鱼味鲜可食”⑦。

以上两湖都设有河泊所。

江西九江府德化县官湖“茭苇合生，不容舟楫，其湖产鱼，设河泊所于旁”⑧。

岳州府临湘县连家湖，有资料称：“昔多鱼利，今立河泊所，顷年江水泛流，鱼利亦少。

”⑨
出于实际需要，正统七年(1442年)明廷颁布：“今湖广所属府县河泊所岁办课钞不及三千贯、油鳔黄白麻不及三千斤、翎毛不及十万根者俱裁革。

该办课程归并附近河泊所管办，无河泊所处令府州县带办。

”⑩这一标准颁布之后不久，即有一批河泊所依诏裁革。

明中叶以后，裁革的速度愈益显著，其中尤以正德末年及嘉靖、隆庆、万历等年间的数量为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参见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第一篇第二章第一节《云梦泽演变的历史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蔡述明、赵艳、杜耘、何报寅：《全新世江汉湖群的环境演变与未来发展趋势》，《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③金伯钦主编《江汉湖群综合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

④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⑤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要览》，测绘出版社、工商出版社1987年版，第九章，第324页。

⑦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

⑧嘉靖《九江府志》卷二。

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七。

⑩万历《大明会典》卷三十六。

从河泊所陆续被裁革的史实，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标准是得到了贯彻的。

因此，明初河泊所的分布及其后之存废便具有一种地理学上的指示意义：它可以反映明初鱼利甚丰的中小型浅水湖泊的分布及其后之淤塞演变。

现存明代河泊所资料以万历《大明会典》所载最为集中，其次为方志记载，故本节的研究以万历《大明会典》及各地方志为主要资料。

1．明代前期的江汉湖群
明代前期，江汉平原上存在着众多的大中小型湖泊。

根据地域可将其大致分成荆州地区、沔阳地区和汉阳地区三个区域。

该地域内现存最早的明代方志为成化年间薛纲纂修、嘉靖元年吴廷举续修的《湖广图经志书》，由于缺乏明代前期的方志记载，这里姑且以其所载说明明前期江汉平原的湖群概况。

以下分区概述其湖泊分布状况：
(1)荆州地区
荆州地区指的是明前期之荆州府辖境。

《湖广图经志书》卷六载荆州府共有大小湖泊约64个，因原书有缺页，公安县湖泊数缺载，实际的湖泊数应当更多。

在荆州府属各县中，监利、石首、荆门三县湖泊较多，均达10个以上；江陵、潜江次之，各为7—8个；其余则又次之。

石首县有曹屯湖、熟田湖、田坪址湖、陈家湖、披甲湖、冷水湖、万乘湖、沙湖、颧巢湖、黄田湖、白泥湖、澧田湖、粟田湖、龙城湖、张屯湖，分布于县境东、西、南、北各方位。

监利县境内面积较大的湖泊有白滟湖、连头湖、烂泥湖，另有南江湖、小沙湖、东江湖、家缘湖、化蚯湖、周黎湖、乾港湖、大小叱湖、朱义湖、古江湖、石头湖、莲花湖、蒋师湖。

荆门县有滕湖、小江湖、马良湖、藻
湖、蒿台湖、九真湖、借粮湖、平塘湖、杨家湖、长湖，主要分布在县境东南、南部。

江陵县有东湖、高沙湖、赤湖、廖台湖、罗湖、柘林白沙湖、倚北湖、倚南湖，分布于县境西北、东北、东、东南各地。

潜江县境有东西白湖、后子湖、太平湖、郑家湖、青杨湖、枝江湖、陆家院湖。

松滋县境只丘家湖一湖。

枝江县境有沧滩湖、孙家湖、老雅湖三湖。

(2)沔阳地区
沔阳地区包括明前期之沔阳州和安陆州南部辖境。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十一载沔阳州有24湖。

沔阳州辖景陵一县之地，不仅湖泊众多，且面积宽广，春夏水潦时各湖相连。

大者数百里，小者不啻数十里，诸多小湖潦尚不在其内，长波巨浸，渺渺相望，何其之多。

北面多属景陵，李老湖最大；西面多属监利，西湖最广；南面黄蓬湖称首；东面则太白湖最为广袤，诸湖皆逶迤注入太白，故沔水为众水之汇而太白湖又为沔水之汇。

太白湖为沔之巨壑，周达二百余里，迳沌口注入长江①。

除上述诸湖外，沔阳本州还有阳名湖、沙湖、三阳湖、官港湖、赛港湖、千金湖、白螺湖、下五湖、直步湖、西港湖、鸟流湖、复池湖、白鹭湖、龟湖、白鼋湖、百石湖，景陵县有蒿台湖、青山湖、上帐湖、下帐湖、东湖、西湖。

同书卷十载安陆州有城北、龙母、芦洑长河、赤马野猪4湖，主要分布在南部。

由上可知，沔阳州地势低洼，境内湖沼密集，江汉平原上的地表径流多通过沔水汇入面积最大的太白湖，另有众多中小湖泊及河流汇集其中，湖东接汉阳府，广袤二百余里，然后由沌水经沌口流人长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嘉靖《汉阳府志》卷二《山川》、嘉靖《沔阳州志》卷八《河防》、卷八《食货》。

(3)汉阳地区
汉阳地区包括明前期之汉阳一府及德安府南部辖境。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三载汉阳府有16湖。

汉阳府辖汉阳、汉川二县。

汉阳县有太子湖、刀环湖和西接沔阳州的太白湖，汉川县有许家湖、段庄湖、白石湖、却月湖、野猪湖、刀汊湖、五湖、沉下湖、大松湖、小松湖、安汉湖、爪子湖、清水湖。

同书卷五载德安府有南部云梦县境的石羊湖，应城县境的三台湖，孝感县境的羊马湖、白陂湖、东山沦河湖、董家湖、后湖。

由上可知，荆州地区面积宽广、辖县众多，境内湖泊绝对数量最多，但湖泊面积和相对密度则较小；沔阳州湖泊最为密集，面积最为宽广；汉阳地区则居其中。

然而，上述所列各湖并没有包括江汉平原湖泊的全部。

至少在沔阳州，除了以上记载的各湖外，还有如短汀、郝盘、白鹭、龟湖等小湖见于嘉靖《沔阳州志》，有江夏、张港、革母、母猪等大量小湖仅见于嘉靖《汉阳府志》。

相对而言，仅见于府、州志的湖泊一般面积较小，不为省志所收录。

本文所讨论的湖泊一般未涉及此类。

江汉湖群的湖泊多系长江及其支流的附属产物。

从综合特征看，可划分为河间洼地湖和岗边湖两大类。

前者为渍水湖，由漫滩或河间凹地渍水而成，呈碟状水体，以宽浅为特点。

后者为堰塞湖，一般沿阶地前缘沟谷口淤积堰塞而成，平面形态多呈喇叭状，水深较大。

河间洼地湖营养度较高，水生生物较繁盛、饵料丰富，故成鱼产量高。

岗边湖营养度较低，水生生物较少，故成鱼产量较低①。

明初设置了河泊所的湖泊大都为营养度较高的河间洼地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蔡述明等：《全新世江汉湖群的环境演变与未来发展趋势》，《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2．明中后期江汉湖群演变的时间特点
明初河泊所的分布及其后之存废可以直接反映鱼利甚丰的中小型浅水湖泊的分布及其后之淤塞演变过程。

明初，江汉平原上河泊所之设置数量众多，详见表9。

从表9中可以看出，江汉平原上河泊所之分布在沔阳州数量最多且最为集中；汉阳府之数量虽低于荆州府，但密度却远高于它；荆州府之数量较多，但其分布较为零散；安陆州、德安府之数量较少，分布亦同于荆州府。

沔阳州、汉阳府境的湖泊多为河间洼地湖，而其他地区的湖泊中，则岗边湖相对较多。

这与河泊所的分布也较为吻合，因此说，河间洼地湖与河泊所的置废关联更大。

最初，河泊所的设置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至正统七年，在地方官的申奏下，明朝廷颁布标准后，诏准凡所征收之鱼课未达此标准者一律裁革。

嘉靖《沔阳州志》卷七记载该州正统十年(1445年)裁革了八个河泊所，而万历《大明会典》卷三十六未确载年代而记为“久革”。

由此可推测，后者所载各府久革之河泊所即为正统年间依诏裁革者。

虽然正统年问河泊所裁革比例较大，但这并不说明在正统年间湖泊淤废已较严重。

自明初至正统间经80来年的泥沙淤积，一些原鱼利颇丰的浅水湖已进一步淤浅、沼泽化，鱼利无多。

在屡年鱼课难完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只能向朝廷申奏请求裁革。

正统年间裁革的这一批河泊所可以说明这些湖泊已经沼泽化或已趋近消亡，但并不能及时反映这些湖泊的淤塞演变过程，而是具有一种滞后性。

以后，随着标准的颁布，湖泊的消亡与河泊所的废革几乎同步进行。

在经历了正统后期至正德前期的一段稳定时期后，自正德末始，河泊所裁革日趋频繁，嘉靖后期、隆庆至万历前期裁废尤剧，至万历中已只剩下33所，裁废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