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之欧阳体创编

名词解释：
沈宋体、上官体、初唐四杰、王孟、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大历诗风、大历十才子、花间词派、沉郁顿挫、郊寒岛瘦、韩孟诗派、元白诗派、通江唱和、无题诗、唐传奇、变文、俗讲、诗豪、诗史、诗圣、诗仙、诗囚、五言长城、七绝圣手、晩唐体、西昆体、六一风神
一、沈宋体
“沈宋”，是初唐武后暑期的宫廷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的合称。

他们所创作的五七言近体诗标志着五七言律体已趋于定型。

所谓“沈宋体”，在当时是指经沈宋诗为规范的、内容多为奉和应制、侍从游宴而形式上对仗工整、平仄谐调、词采精丽的五七言律诗。

代表作如沈的《仙萼亭初成侍宴应制》（五律）、《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七律），宋的《麟趾殿侍宴应制》（五律）、《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七律）等等。

是律诗的别称。

初唐诗人在诗律方面有很大进展，他们主要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四声二元化，二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构成律篇，摆脱永明诗人种种病犯说的束缚，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留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体诗——律诗。

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沈佺期和宋之问，他们总结
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因此又称律诗为“沈宋体”。

如果说“回忌声病”还只是对沈约“四声八病”说的继承的话，那么，“约句准篇”则属于他们的发展、创造了。

沈宋在当时唱一代宗师，但其所作律诗，在内容上多无可取，即使是写于贬谪途中那些颇具真情实感的作品，也无非叹老嗟贫而已。

在艺术上，除了声律精严、属对工巧之外，他们也只以词采的富艳精丽见长，不足以开一代新风。

二、上官体
是唐代诗歌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诗歌风格称号。

指唐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

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

上官仪，初唐贞观诗坛的新秀。

因长于南方寺院中，受南朝文化的熏陶和宫体诗影响，“文并绮艳”。

擅五言，格律工整，内容多为应制奉命之作，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形式上追求程式化。

词藻华丽，绮错婉媚。

因其位显，时人多仿效，世称上官体。

《旧唐书·上官仪传》：“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

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

”上官体的“绮错婉媚”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

上官仪归纳了六朝以后诗歌的对偶方法，提出六对、八对之说，以音义以对称效果来区分偶句形式，已从一般的词性字音研究，扩展到联句的整体意象的配置。

“六对”一是正名对，如天地对日月；二是同类对，如花叶对草芽；三是连珠对，如萧萧对赫赫；四是双声对，如黄槐对绿柳；五是叠韵对，如彷徨对放旷；六是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

“八对”也大抵类此。

他代表了当时宫廷诗人的形式主义倾向，对律诗的定型有促进作用。

它为诗歌的趋于格律化提供了新的范式，正是齐梁以来新体诗过度到沈、宋律诗的一座桥梁。

三、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是指我国唐代初期四位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

《旧唐书·杨炯传》说：“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滕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

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

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
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

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

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

“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

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

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

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

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代表作品：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骈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

杨炯，《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卢升之集》、《幽忧子集》。

骆宾王，《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世人皆知《咏鹅》。

特别是他的《帝京篇》，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被称为“姊妹篇”。

四、王孟
王维与孟浩然并称为“王孟”。

两人均为盛唐时期杰出的田园
山水派诗人。

孟浩然唐代诗人。

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

王维，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

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初唐应制，咏物的狭窄境界，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得到时人的倾慕。

李白称颂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杜甫礼赞他「清诗句句尽堪传」。

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写作山水田园诗的诗人。

他的诗歌以山水诗居多，或写游历所见各地山水景色，或写家乡自然风光。

其中往往在抒写孤高的情怀中夹杂着失意的情绪，在以景自娱中融入了旅愁乡思的情怀。

如《宿建德江》、《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江上思归》等。

他的田园诗主要是写隐居生活的高雅情怀和闲情逸致。

如《过故人庄》、《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等。

特点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的风格大多是平和冲淡，清新自然，不尚雕饰，而又能超凡拔俗。

语淡而味浓，，他的诗歌善于运用平淡的语言，融入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情感意蕴，创造出清远拔俗的艺术境界，蕴含了浓厚的诗歌情致韵味。

王维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边塞、山水诗、律诗还是绝句等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

他确实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有其独到的造诣。

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宏伟，或者是边疆关塞的壮阔荒寒，小桥流水的恬静，都能准确、精炼地塑造出完美无比的鲜活形象，着墨无多，意境高远，诗情与画意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如《渭川田家》、《山居秋暝》、《终南山》、《鸟鸣涧》、《鹿柴》、《竹里馆》、《辛夷坞》等，或写田园生活的恬静闲逸，
或写自然景物的清幽秀美。

特点：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是诗情与画意的高度统一。

其中有些诗在幽邃、寂静、空灵的艺术境界中，直接透入了禅宗佛理的观照，是禅意、禅趣在诗境中的艺术体现。

既有陶渊明诗歌的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也有谢灵运诗歌的细致精工的刻写。

语言清新明快，洁净洗凝练，是朴素平淡与典雅秀美的完美结合。

而且语言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

山水田园诗派是盛唐时期的两大诗派之一，这一诗派是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的后继者，这一诗派的诗人以擅长描绘山水田园风光而著称，在艺术风格上也比较接近，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因而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

其主要作家是孟浩然、王维、常健、祖咏、裴迪等人，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王维和孟浩然，也称为“王孟”。

五、山水田园诗派
中国唐代诗歌流派。

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

继承和发展了陶渊明田园诗和谢灵运、谢朓等的山水诗。

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中唐的韦应物、柳宗元等。

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反映了闲适澹泊的思想情绪，色彩雅淡，意境幽深，多采用五言古体和五言律绝的形式。

他们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既能概括地描写雄奇壮阔的景物，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动态；在自然景物的观察上别有会心，能够巧妙地捕捉适于表现其生活情趣的种种形象，构成独到的意境，把六朝以后的山水诗向前推进了一步。

其中以王维成就为高，
他是诗人，又是画家，能以画理通之于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于李杜之外，别立一宗，对后世影响很大。

特点：具体风格——清新、韵致高远、格局阔大，气象万千，感情丰富。

山水田园派以山水等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歌咏田园生活，大多以农村的景物和农民、牧人、渔父等的劳动为题材。

诗人们以自然山水或农村自然景物、田园生活为吟咏对象，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

山水田园诗属于写景诗的范畴，这类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亦即作者笔下的山水自然景物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愫，或者借景抒情，或者情景交融。

六、边塞诗派
盛唐诗歌的主要流派之一。

以描绘边塞风光、反映戍边将士生活为主。

汉魏六朝时已有一些边塞诗，至隋代数量不断增多，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又进一步予以发展，到盛唐则全面成熟。

该派诗人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最为知名，而高、岑成就最高。

其他如王之涣、王翰、崔颢、刘湾、张谓等也较著名。

这些诗人大都有边塞生活体验，他们从各方面深入表现边塞生活，艺术上也有所创新。

他们不仅描绘了壮阔苍凉、绚丽多彩的边塞风光，而且抒写了请缨投笔的豪情壮志以及征人离妇的思想感情。

对战争的态度，有歌颂、有批评，也有诅咒和谴责，思想上往往达到
一定深度。

其诗作情辞慷慨、气氛浓郁、意境雄浑，多采用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的形式。

杰出作品如高适《燕歌行》、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

另外，中唐卢纶、李益也有些格调苍凉的边塞绝句。

盛唐的边塞诗具有美学风格，它包含了：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等各个方面。

盛唐边塞诗的特点，在于以下四个方面：（1）题材广阔：一方面包括：将士建立军功的壮志，边地生活的艰辛，战争的酷烈场面，将士的思家情绪；另一方面包括：边塞风光，边疆地理，民族风情，民族交往等各个方面。

其中以前者为主要题材。

（2）意象宏阔：大处落笔，写奇情壮景。

（3）基调昂扬：气势流畅，富有崇高感。

（4）体裁兼善：歌行、律绝皆有佳作。

一方面在于强大的边防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在于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入幕制度”的刺激。

文人普遍投笔从戎，赴边求功。

边境战争十分频繁，给诗人们提供了丰厚的创作素材。

边塞诗歌的表现内容与盛世的时代精神之吻合，因此尤为适合表达时代的主流情绪。

盛唐边塞诗是对我国古代边塞诗创作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七、大历诗风
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欲诗坛上的一批诗人的共同创作风貌。

通过描写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孤寂来表现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

诗歌幽隽、闲雅，重清丽的韵致。

遂露出
中唐面目。

大历年间是盛唐诗风向中唐诗风演变的过渡期。

大历诗风指的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诗人的共同创作风貌。

这批诗人的生活由开元盛世转向安史之乱的后的惨痛，因此他们的诗不再有李白那种非凡的自信和磅礴的气势。

也没有杜甫那种反映战乱社会现实的激愤和深广情怀，大量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孤独寂寞的冷落心理，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调。

诗歌创作由雄浑的风骨气概转向淡远的情致，转向细致省净的意象创作，以表现宁静淡泊的生活情趣，虽有风味而气骨顿衰，遂露出中唐面目。

八、大历十才子
唐朝大历年间。

“十才子”之名，最初见于中唐诗人姚合编的《极玄集》，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翊、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

“十才子”齐名的重要原因是，因大历初年在长安参加重要的唱和活动而为世人所瞩目，创作倾向和诗风相近。

他们诗歌的主要内容是歌颂升平、吟咏山水和称道隐逸成为基本主题；擅长写送别诗和隐居的诗歌。

诗歌艺术：讲究格律辞藻，追求清雅闲淡，工于白描写景。

他们的艺术特色有：1.都擅长五言律诗，风格大致相同，个性表现不强烈不分明，遣词造句都偏重于工整精练。

追求清雅闲淡的艺术风格。

2.受特定心境和意绪支配，选择的诗歌词语往往带有凄清萧瑟、暗淡的色彩，因而其诗具有凄凉的整体风格。

如用“秋风、落叶、夕照、寒雁”等。

3.喜用白描手法，多用描述性意象。

其意象虽为生活中常见事物，但描写细致，刻画逼真。

如钱起《湘灵鼓瑟》，追求精确和具体的写实倾向，往往是极细微处感受体认，再逼真地描绘出带有清幽韵味的小境界。

4.诗的意境疏于浅近狭小。

往往一、两句就勾勒出“诗中有画”的优美诗境，但往往构不成通篇浑融一气的意境。

大历十才子大多是失意的中下层士大夫，也多半是权门清客，因而多投献应制之作。

歌颂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其诗歌的基本主题。

但他们在仕途失意和战乱宦旅生活中，也间有反映现实和体验真实的作品。

他们都擅长五言近体，善写自然景物及乡情旅思等，语词优美，音律协和，但题材风格比较单调。

大历十才子，大都以王维为宗，秉承山水田园诗派的风格，寄情于山水，歌咏自然，其中也有一些佳作。

格律归整、字句精工也是他们作品中最明显的特点。

他们的作品体裁多用近体格律，很少能见到乐府歌行体。

警句名联在十才子的诗中俯拾皆是，说明他们均有较深的功底，所以时有惊人之笔。

不过有时也不免显露出雕琢的痕迹，从而因小失大，走到唯美的道路上去。

虽有警句而全篇欠佳，这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使然。

大历十才子等人的诗歌在内容上比较狭窄。

不过总的来说，他们的作品虽然在气格上不及盛唐，但对前辈名家还是有所继承的。

九、花间词派
花间词派是晚唐五代奉温庭筠为鼻祖而进行词的创作的一
个文人词派。

产生于西蜀，得名于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

主要的词人还有孙光宪、李珣、牛希济。

花间派中“花间”两字出自花间词人张泌“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

”这一词派题材狭窄、情致单调。

大都以婉约的表达手法，写女性的美貌和服饰以及他们的离愁别恨。

在这些词中描绘景物富丽、意象繁多、构图华美、刻画工细，能唤起读者视觉、听觉、嗅觉的美感。

由于注重锤炼文字、音韵，从而形成隐约迷离幽深的意境。

对后世的文人词产生、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花间词诞生于晚唐五代，花间词派作为最早的流派之一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着巨大的影响。

晚唐五代时，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相继出现了西蜀和南唐两个词坛中心。

五代赵崇祚撰《花间词》，收集了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韦庄、和凝、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顾夐、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人的500首词作。

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之外，都是集中在西蜀的文人，称为“花间派”。

晚唐时局动荡，五代西蜀苟安，君臣醉生梦死，狎妓宴饮，耽于声色犬马。

花间词正是这种颓靡世风的产物。

晚唐五代诗人的心态，已由拯世济时转为绮思艳情，而他们的才力在中唐诗歌的繁荣发展之后，也不足以标新立异，于是把审美情趣由社会人生转向歌舞宴乐，专以深细婉曲的笔调，浓重艳丽的色彩写宫能感受、内心体验
“花间”词人奉温庭筠为“鼻祖”，但只继承了温词中偏于闺情、伤于柔弱、过于雕琢的“柔而软”的词风，多数作品尽力描绘妇女的容貌、服饰和情态，辞藻艳丽、色彩华美，题材狭窄、内容空虚，缺乏意境的创造。

花间词的题材和风格，以“绮罗香泽”为主。

其中也有少数作品能够脱去浓腻的脂粉气，具有较为开阔的生活内容。

而以韦庄成就较高，牛希济、李、孙光宪、鹿虔扆、欧阳炯等人也有不同于花间派词风的佳作。

“花间”词风直接影响了北宋词坛，直到清代“常州词派”。

十、沉郁顿挫
文学史上一般指杜甫的风格特征。

沉郁顿挫的风格的基调是悲慨。

杜甫诗歌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在於感情的强烈，这种强烈的感情是杜甫最能打动读者的所在。

就杜甫的诗歌艺术成就而言，其感情的强烈是第一位的。

他的诗，蕴含著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事的心态，便把这种喷薄而出的感情抑制住了，使他变得缓慢，低沉，回环起伏。

几欲喷薄而出，但又不得出，缓急回环，跌宕起伏，是为沉郁顿挫。

沉郁是指其作品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题材的严肃，感情的深沉、深挚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顿挫是指其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出语谋篇的曲折、变化的多端、转换穿插的波澜壮阔以及韵律变化等。

十一、郊寒岛瘦
郊寒岛瘦指唐朝著名的两位诗人孟郊和贾岛，二人以苦吟著称，因其平生遭际大体相当，诗风相似，被后世并称为“郊寒岛瘦”。

寒指清寒枯槁,瘦指孤峭瘦硬,两者含义相似。

郊、岛之诗风格清奇悲凄,幽峭枯寂,格局狭隘窄小,破碎迫促,且讲究苦吟推敲,锤字炼句,往往给人以寒瘦窘迫之感。

孟郊前期由隐而仕，诗皆言志，有为而作；后期仕途坎坷，诗转向抒情，形成险怪诗风。

“寒”既指诗内容之嗟悲叹苦，亦谓其诗有清冷之意境美，力避平庸浅率，追求生新瘦硬。

孟郊诗的苦吟风格特征：孟郊作诗尚奇峭，出自苦吟。

在中唐大批寒士困顿失意的广阔社会背景下，孟郊为成为中唐苦吟诗人的代表。

1.。

诗中颇多患难感、忧郁感，以及人生悲剧与绝望心理交织成的幻灭感。

如《叹命》2.重主观感受，能妙造幽微，变熟为生，化险为夷。

惯用白描手法，形象化的比拟和苦吟出来的精警字句，夸张地突出描写对象。

如《寒地百姓吟》。

3.突破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光大自屈原以来发愤以抒情的精神，实践了不平之鸣的创作理论。

十二、韩孟诗派
“韩孟诗派”是中唐的一个诗歌创作流派，以韩愈为领袖，包括孟郊、李贺、卢仝、马异、刘叉。

他们主张“不平则鸣”，苦吟以抒愤，并互相切磋酬唱他们具有变态的审美趣味，“以丑为美”，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

表现出重主观心理、尚奇险怪异的创作倾向。

诗歌形成一种奇崛硬险的风格。

他们在艺术上力求避熟就生，标新立异，力矫大历诗风的平弱纤巧。

这种诗歌的新的追求与新的变化，积极推动了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

韩愈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在诗歌理论及创作方面，他同孟郊、李贺等一群仕途阻塞、时命舛蹇的寒士一道，大胆地摆脱传统诗教的束缚，一改盛唐以丰腴肥润为美的审美时尚，努力追求自屈原以来“发愤以抒情”的精神，以“不平则鸣”为创作理论，形成了重神尚骨，以奇险怪异为审美的诗歌主张。

在创作中，这派成员除对杜甫、李白的自觉接受与推崇外，还主动从禅宗及佛教思想与艺术中吸收合理成分，把“心”当作诗歌创作的源泉。

他们的创作，表现的往往是自己心灵的历程，尤其是李贺，他的有些诗，干脆就写一个虚构的世界，以曲折地宣泄他内心的幽微。

他常把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与自己虚构的世界融合在一起，其诗想像离奇怪诞，往往使人感到虚实不定，跳跃怪奇，不可确解。

韩孟诗派的成员在语言方面也有大的变革，他们力求“陈言之务去”。

（主张：不平则鸣、笔补造化、雄奇怪异之风、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
十三、元白诗派
元白诗派是指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他们重写实，尚通俗。

白居易的创作代表了元白诗派的最高成就。

他们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
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

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

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瓯北诗话》）表面看来，二者似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胡马和羌兵的践踏，使得唐代社会和各种矛盾更加激化，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土地兼并，民不聊生，边患四起，战祸频仍。

乱世的文人们，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用自己的文学创作来反映社会，汇导人情。

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宗旨。

十四、通江唱和
所谓唱和，就是你赠我酬，我唱你和。

通江唱和是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

中唐诗人间的交往唱和之风，早在贞元年间即已初露端倪。

当时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形成了“侈于游宴”的“长安风俗”。

而文人游宴多要作诗唱和，有时即使不游宴，也要以诗唱酬，或联络感情，或展示才学。

这些诗的内容并不充实，艺术性也不强，却对贞元末年的诗坛风尚颇有影响。

到了元和年间，又出现了比一般唱和更进一步的以长篇排律和次韵酬答来唱和的形式，而元稹和白居易便是这种形式的创始者。

元、白此期的唱和诗多长篇排律，次韵相酬，短则五六十句，长则数百句，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如白居易有《东南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