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利益博弈

我国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利益博弈①
王
鹏
（华中农业大学，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存在行政系统内、学术系统内，以及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之间的利
益博弈。

行政系统内的利益博弈主要表现为学校与学院纵向利益博弈、行政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学术系统内的利益博弈主要表现为基于学术量化绩效激励、基于大学社区激励、基于政治晋升激励的学院横向之间利益博弈。

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间的利益博弈，呈现出合作—合作、合作—干预、干预—合作、干预—干预等四种不同方式。

利益博弈主体发育的非均衡性、利益博弈主体组织地位和权威关系的非均衡性、利益博弈主体所占据的资源与信息的非均衡性，导致我国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利益主体博弈呈现鲜明的非均衡性特征，这成为制约我国高校战略规划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利益博弈；非均衡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9）09-0063-06
①基金项目：2015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大学战略规划有效性形成机理及其提升策略研究”（15G027）。

作者简介：王鹏（1978-），男，湖北十堰人，华中农业大学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高校战略规划实施是把高校战略规划转化为实现战略目标的组织行动过程，其行动结果直接关系到战略规划的有效性。

战略规划能把未来五年或更长时期学校发展的总体路径设计出来，引领学校
的发展方向。

［1］基于现代大学的结构特性及发展趋
势，中国高校正在产生形成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多元利益主体，其在作为“共同契约”的战略规划指导下，通过利益博弈来调整各自本位利益，从而达成规划实施的集体行动。

伯顿·克拉克认为，高校是由学科和事业单位构成的二维矩阵，高校组织内存在二元权力结构［2］。

因此，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行政系统内、学术系统内，以及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之间的利益博弈。

行政系统、学术系统同属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局中人”，作为具有不同利益目标的理性行动者，它们将围绕利益展开相应的社会行动。

一、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行政系统内部的利益博弈
行政系统是我国高校战略规划实施主要推动力量。

作为由不同层级和部门构成的高校行政系统，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同样存在利益博弈。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校级层面集中了大多数的决策和管理权限，一些本应由学院行使的权力，也常由学校决定，导致校院责权边界模糊、学院所承担的权责不匹配等问题。

伴随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校级集权逐渐开始向学院分权过渡，学院自觉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越来越明显。

作为人格化的“经济人”组织，学校、学院、行政职能部门都在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参与学术市场竞争。

按照“十字形博弈”的解释框架［3］，学院是博弈的“十字中心点”，其在纵向层面同时与学校、系进行博弈，同时彼此横向层面之间也会展开博弈。

（一）学校—学院纵向利益博弈
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放权让利的过程。

在改革之前，高校的大多数资源都被学校层面垄断，无论是发展学术的自主权，还是学术发展的收益权与学院的关系度都不大。

学院只是高校的执行机构，无法也无需独立决策和追求自身利益。

随着改革推进，特别是高校间、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高校面临前所未有的学术发展压力，管理者不得不思考如何通过放权让利调动学院主动而积极地发展学术这一核心问题，这就为学院创造了谋求自利的动机和空间。

同时，学术量化绩效指标成为学校提拔学院干部的重要标准，并将型塑学院行为。

随着放权让利的深入，相对明晰的责权利边界逐渐在学院与学校、学院与学院之间产生。

作为兼具学校利益代理人和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者，学院受到政绩的激励和约束，难免催生“学院（科）地方主义”，实行“学术市场”封锁，统一而共享的学术分工和协作机制势必难以形成。

学术资源和政治权利是校院纵向利益博弈的焦点。

就学术资源而言，学校要集中资源办大事，势必需要掌握更多的可支配资源；学院要实现自身学术绩效最大化，势必要尽可能地获取学术资源以发展自我。

同时，行政层级和权力是校、院双方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现实中，一个学院如果长期在学术声望及资源获取方面处于相对学校整体的优势地位，其对学校的博弈能力无形之中会相应提高，从而更容易向学校寻求特殊支持。

在学院与学校的博弈过程中，当学院自身利益与学校集体利益相一致时，学校会倾向于支持学院行为。

当学院自身利益与学校整体利益存在冲突时，要避免学校“政令不畅”、克服学院机会主义行为，学校必须拥有信息、制度和惩戒机制等方面控制学院行为的手段。

然而，在现实中，这些手段常常无法完全奏效，从而导致学校宏观调控弱化的现象出现。

改革前中国高校只有计划，在学校计划实施过程中，学校利益与学院利益高度一致，以S1表示学校利益的支付函数，C1表示学院利益的支付函数，则S1=C1。

随着改革的深入，计划演变为规划，在学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学校利益与学院利益难以完全一致，学校利益（S1）的实现受制于学院自身规划目标（T1）和学院自身特殊利益（T2），即S1=C1（T1，T2）。

一般而言，在学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学校与学院间的利益博弈会形成不同的行动策略组合。

学校采取“监管—不监管”行动策略组合，学院则采取“遵守—违反”行动策略组合。

理想状态下，学校不监管规划时，学院的最优策略是违反规划；而当学校监管规划时，学院的最优策略是遵守规划。

现实中，学院即使在学校的监管下仍然选择违规。

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校、院博弈如图1
所示。

图1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学校与学院的博弈树
设定假设：一是学院遵守规划的收益为U；学院违反规划时也能有所收益为aU（0≤a≤1）；学院违反规划时，受到学校处罚的收益为－bU（0≤b≤1）；学校不能从学院违反规划中获取收益。

二是学院遵守规划使得学校获得收益sU（0≤s≤1）；学校监管学院需付出成本为－dsU（0≤d≤1），学院违反规划导致学校收益为－zsU（0≤z≤1）。

三是学校监管的概率、学院违反规划的概率分别为L1、L2。

信息不对称导致学校与学院在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可能出现的行为策略组合见表1。

表1：学校与学院战略规划博弈行为策略组合
项目
学校
不监管
监管
学院
遵守规划
sU，U
sU（1-d），U
违反规划
sU（1-z），U（1+a）
sU（1-d-z）+bU，U（1-b+a）学院、学校行为策略的均衡条件表达式分别是：U·L1+U·（1－L1）=L1·U（1－b+a）+U（1+a）·（1－L1）；sU·L2（1－z）+sU·（1－L2）=L2·［sU（1－d－z）+bU］+sU·（1－d）·（1－L2）。

（L1，L2）=（a/b，sd/b）时，达成博弈模型均衡解。

当L2＞sd/b，学校加大力度监管，反之则否；当L1＞a/b，学院遵守规划，反之则否。

两者博弈的最优行为策略如图2、图3所示。

学院违反规划的概率L2与学院的违规收益、学校的监管成本成正比，而与学校对学院的惩罚力度成反比。

当学院违规收益等于学校的惩罚力度时，学校监管将不起作用。

图2
学校最优行为策略
图3学院最优行为策略
（二）行政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
当前，我国高校行政系统内部条块分割，各部门都有可能围绕战略规划实施权限展开角逐。

学校战略规划部门可能会与各职能部门在规划目标、思路、举措等方面争夺话语权，这难免会导致规划实践功能的弱化，带来规划实施的不确定后果。

行政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功利主义的短期行为。

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共同构成战略规划目标。

受制于官员任期制，校领导面临着在有限任期、有限资源条件约束下做出政绩的巨大压力，这难免导致校领导关注短期收益，形成较强的短期行为倾向。

高校行政系统内部普遍存在的学术GDP 主义、过度的学术量化绩效考核与竞争等现象正是对短期行为的诠释。

二是学术资源的过度开发。

管理人员通常不愿无偿地将自己行为的“溢出效应”留给继任者搭便车，而是倾向于将自己行为的“溢出效应”内在化。

在有限资源约束下，长线投入、远期收益无法激励行政官员的行为，他们更倾向于在各项短期建设上投入可控资源，对于能直观增长学术量化绩效的优势学科领域、团队和个人进行过度投入，而无视资源投入效益；对于短期无法带来学术量化绩效的弱势学科领域、团队和个人，则不愿投入或多做表面
文章。

这形成了资源投入的“马太效应”。

对于制度建设与组织变革这类基础性、长远性但短期无法看到政绩的行为，更是缺乏动机。

二、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学术系统内部的利益博弈
高校学术系统内部的利益博弈，是指校内不同学院之间为追求本院学术利益最大化，围绕资源而展开博弈。

学院之间的利益博弈一般包括三种途
径：一是大力提升本学院的学术生产力与竞争力；二是打造本学院的特色，实施差异化战略，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三是选择性实施符合学院利益的部分学校战略规划，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学院的学术资源并获取竞争优惠。

鉴于前面两种途径的见效时间较长，受制于干部任期制，学院一般选择第三条途径，即以保护学院学术利益为准则，有倾向性地实施战略规划。

“公用地悲剧”［4］
可以阐释战略规划实施过程
中，各学院为了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而难以达成集体行动的利益博弈，其博弈模型如图4
所示。

图4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学院间利益博弈模型
假如以金钱衡量收益，则图4A 部分表明，如果学院M 、N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达成合作博弈，双方会各自增加100万元的收益；图B 、C 部分表明，其中一个学院从学校公共利益出发，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选择与另一学院合作，但另一学院却选择不合作，双方可能会带来的各自收益（增加60万元收益、损失100万元收益）；图D 部分表明，学院M 、N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达成不合作博弈，双方会有短期收益，但由此可能导致学校长远的公共利益受损，并最终导致学院损失100万元。

基于学术量化绩效激励、基于大学社区激励、基于政治晋升激励的博弈是学院横向之间利益博弈的主要表现形式。

基于学术量化绩效激励的学院博弈。

学术量化绩效必然带来高校学院横向之间的激烈角逐。

用
公式表示：P（M，N）=p（M）+p（N）。

P（M，N）指学院M、N合作带来的总收益，p（M）、p（N）指合作给彼此带来的净收益。

基于学术量化绩效展开的竞争，如果p（M）、p（N）都大于零，“合则两利”，双方将会合作，达成正和博弈。

反之，则未必。

基于大学社区激励的学院博弈。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除了学术量化绩效激励影响着学院横向之间的博弈外，卓越、公平、互助、荣誉等大学社区激励也会对学院之间的博弈产生影响。

假如M学院相对落后于N学院，同时双方存在合作的潜在可能性。

那么，M在考虑双方合作时，既会考虑自身学术绩效能否增长，也会考虑通过合作能否缩小双方的差距。

这说明，M仅获得p（M）>0还不足以使其与N合作，其还会判断各自从合作中获得的学术绩效增长贡献率的大小。

s（M）、s（N）分别表示M、N 学院的学术存量；p（M）、p（N）分别表示合作给各自带来的学术绩效增量，p（M）/s（M）、p（N）/s（N）分别表示合作给两个学院带来的学术绩效增长贡献率，P（M，N）/s（M）+s（N）表示合作给两个学院带来的总的学术绩效增长贡献率。

M与N合作的必要条件是：当p（M）>0且p（M）/s（M）>p（N）/s（N），也即合作给M学院带来的学术绩效增长贡献率大于N时；M与N合作的充要条件是：当p（M）/s （M）>P（M，N）/s（M）+s（N）>0，也即合作给M带来的学术绩效增长贡献率大于M与N两个学院总的学术绩效增长贡献率。

在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涉及到不同学院的学科合作，正是出于大学社区激励的考量，使得学院之间的合作空间相对更小。

落后学科的地方保护主义正是对此现象的生动反映。

落后学科之所以采取不同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并非是因为与发达学科的合作不能给其带来收益，而是因为合作收益分配不公平，即与发达学科的合作常常只能给自己带来合作收益中的较低学术绩效增长贡献率。

基于政治晋升激励的学院博弈。

我国高校的学院官员要获得任命或升迁，政绩是其中的重要条件。

学院官员政绩以学术量化绩效最大化为主要体现。

“中国大学场域中互为争夺的并不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是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

”［5］不同学院官员展开学院之间的学术竞赛，由此带来的政治晋升博弈，势必制约着学院间的合作。

高校有限的官员职数，意味着学院官员的政治晋升博弈很有可能是一个“你上我下”的零和博弈。

只有当合作结果不会影响官员政治晋升的相对位次，彼此之间的合作才有可能开展。

学院官员的政治晋升博弈，一方面会带来促进本院发展的良性竞争，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妨碍对手的恶性竞争。

为了降低竞争对手对自己政治晋升的威胁，学院官员倾向于将“正溢出效应”尽可能地内化，而将“负溢出效应”尽可能地外化。

在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不同学院不愿开展有效合作去达成公共利益，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官员的政治晋升博弈所导致。

三、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之间的利益博弈
布迪厄指出，大学表现出权力博弈、资本占有、机制转换等场域特征，也是各种利益博弈的战场。

［6］克罗齐耶（Crozier，M.）认为，“任何权力，不论它来自何种根源，不论它具备何种合法性，也不论它的实现方法如何，都蕴含着某个个体或群体对另一个个体或群体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7］本文认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是行政系统与学术系统的利益博弈的集中体现。

“大学内部同时出现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并存的现象，说明两者既有存在的合理性，又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一方权力形式的局限性恰恰是另一方权力形式的合理性，反过来同样成立，两者呈互补的关系。

”［8］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相对强势的行政权力，在为学术权力提供保障和服务方面发挥作用并不到位，导致本来就对行政权力具有天然排斥心理的学术权力更加对其口诛笔伐。

［9］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呈现出四种主要方式［10］，见表2。

表2：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方式
行政权力学术权力
合作
干预
合作
A
C
干预
B
D 在A方式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各安其位，相互合作以保证大学的善治；在B方式中，学术权力相对强大，并通过对行政权力的较强制约，渗透于大学的各项事务；在C种方式中，行政权力一支独大，在学校各项事务甚至是学术事务上拥有主导话
语权；在D种方式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倾轧，冲突明显，导致大学治理混乱。

四、非均衡性：我国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利益博弈的鲜明特征
高校战略规划要实现利益分配的帕累托最优，其不同利益主体要实现利益博弈均衡，这样才能合理界定各自的利益边界。

反之，如果不能实现利益博弈均衡，则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分歧就不能通过战略规划加以有效协调，各利益主体也难以从规划实施中获得利益增量，这无疑会给战略规划的有效性带来阻碍。

我国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利益博弈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利益博弈主体发育的非均衡性
在现行高校制度框架下，行政系统以及带有各类人才标签的学术精英在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属于利益博弈的强势群体。

行政系统具有的合法性行政权力资源，以及其作为事实上的规划组织与推动者，成为强势利益博弈主体理所当然。

学术精英由于其所具有的丰富学术资源、较强集团意识和较高组织化程度，使其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同样具有较大话语权，在保护学校传统优势特色学科等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往往能够“俘获”行政系统而维持学术垄断，从而使战略规划本应呈现的公共选择表现其自身的利益偏好。

反之，学术系统以及普通教师，由于其较少的权力资源、原子化的存在方式、“搭便车”心态等，在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属于利益博弈的弱势群体。

他们与强势利益群体博弈时难以讨价还价，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易受损失。

（二）利益博弈主体组织地位和权威关系的非均衡性
从纵向层级看，高校不同利益博弈主体具有组织地位的非均衡性。

教师、基层学术组织居于较低的组织层级，其资源相对缺乏、成员相对分散，容易在面对公共事务时产生“搭便车”动机，属于“低利益密度”集团，在面对学院利益博弈时明显弱势。

学院、学校居于相对较高的组织层级，且组织更加严密而正规，属于“高利益密度”集团。

同样，学校对于学院拥有组织控制权和资源配置权，学院相对学校居于较低的组织层级，其与学校利益博弈的空间有限。

高校存在由学校、学院、学术组织等不同利益主体构成的权威结构，它们具有非均衡的权威关系。

权威“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

”［11］在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学校权威对学院、学术组织发挥着隐性的、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居于权威结构的顶端；学院拥有组织和行政权力，其强制性权威较高，能直接发挥行政管理、学术治理等作用，居于权威结构的中端；教师具有“双重忠于”的特性，其对学科专业的忠诚度，常常强于对自己所属大学和学院的忠诚度。

同样，主要由教师组成的学术组织，由于其对于学科的认同高于对学校、学院的认同，这容易导致学术组织自治权威受到学院强制性权威的影响，而无力发挥其应有的治理作用。

权威结构的非均衡必然导致三者在利益博弈结构上的不均衡。

（三）利益博弈主体所占据的资源与信息的非均衡性
资源决定了利益主体博弈的能力。

高校不同利益主体存在着资源实际分布和占有的非均衡性。

我国高校行政系统相对于学术系统具有资源分布和占有的优势。

高校学术组织离不开行政系统的资源支持是一个普遍现象。

相对于学术组织，学校、学院无疑具有绝对的资源优势地位，也因此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获取了更多的博弈机会，博弈手段也更加多样。

同样，相对于学院，学校同样处于资源优势地位。

信息获取对于利益主体博弈的行动策略选择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高校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信息从学校传递到学院、学术组织、教师常常是形成一个失真或变形的过程。

越是居于组织层级的高层，越是拥有信息获取的优先权，也因此能够按照自身偏好“加工”信息。

相对于学校、学院，学术组织、教师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容易成为其传播的受众而得到的并不全面、真实的信息，从而在利益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受到强势群体的诱导甚至误导。

高校战略规划利益主体存在的三个方面的非均衡性，势必导致规划实施过程中三大利益主体博弈的不均衡，而“政策失效不仅意味着政策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往往还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危害公众的利益”（见图5）。

［12］
On the Interest Gam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ity Strategic Planning in China
WANG Peng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university strategic planning,there exists interest games i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the academic system and between the two systems.The interest game i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vertical interest game between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ollege ,and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the interest game in the academic system is mainly manifested between the colleges based on the academic quantitative performance incentive,the university community incentive and the political promotion incentive;the interest game between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academic system presents four different game modes:cooperation-cooperation,cooperation-intervention,intervention-cooperation and intervention-intervention.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body of interest game,the disequilibrium organization status and authority relationship of the main body of interest game,and the disequilibrium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occupied by the main body of interest game lead to the disequilibrium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est game of the main body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universities strategic planning.Th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restricting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ic planning in China's universities.
Key words：university strategic planning;implementation;interest game;disequilibrium
图5
高校战略规划实施三方利益体博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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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作章；责任校对：赵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