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清易代与学风流变

浅谈明清易代与学风流变
作者：刘庆
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09期
【摘要】文章以明清之际学风的流变为主题，从江山鼎革之变和新朝文化政策两方面入手详细的剖析了时势政策的变化对于学风的影响。

文章旨在加深对明清之际学风嬗变的认识，也利于我们的理解明清两朝学风的继承性和创新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学风；遗民；明清易代；文化政策
1644年，终究是一个值得史家大书特书的年代。

中国社会于它发生了鼎革之变，中国学术也于它开始逐渐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变革的关头。

经历了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的盛衰，度过了明遗民痛苦反思的艰难岁月，中国学术思想也终一洗晚明学风的空疏浮华之风，向着清学的朴实，经世致用之风开出一片新的天地。

本文定题“明清易代与学风流变”，旨在探讨于明清易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中国古代学术风气是怎样综合了易代刺激和清初统治文化政策的影响而发展出一个不同于前代的全新格局。

一、“明清易代”时间的界定
在写这部分之前，有必要对“明清易代”的时间界域做出界定。

“明清易代”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对于这段时间的上限可追溯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高天伐明，而其下线的“清初”则有着不同的界定。

学术界有关“清初”下线的时段处理意见颇多。

谢国桢先生在《明末清初的学风》中将清初的下线定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而在其另一著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则又将清初定于清朝定鼎北京的1644年至康熙朝终结的1722年，且第二种意见也普遍为学术界所接受。

故本文的“明清易代”亦特指明万历十一年1583至清康熙四十年1722这之间的一百四十年。

二、明清易代与经世致用之风
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晚期的明清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共存在 500多年，在这 500 余年中，学风变化总的趋势是由晚明的虚、空谈义理、高谈性命变为清初的务真求实、经世致用转变，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造成这种嬗变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在学术界，1644年鼎革的冲击不仅仅是该朝换代，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全方位打击。

它的痛包含了异性换代，衣冠礼乐的更改，更是异族的入主中原，触及了历代王国遗民的敏感神经“夷夏之防”。

王夫之就说：“历代王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

”顾炎武更是形容此为“亡天下”。

（一）“生”与“死”的较量
精神世界的崩塌和它所带来的心灵创伤可能就是明清易代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

在士人的心中，有着深厚忠君爱国情谊的大明王朝几夕之间毁于一旦对他们是一种国破家亡的耻辱与伤痛，而心中的故国毁于一个“蛮夷”民族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这一残酷现实向汉族士大夫昭示的是他们坚守的传统文明的灾难和道德体系的践踏。

故此，也就不难理解明亡后士大夫的种种反应。

带着对旧朝的怀念和悔恨、对新朝的不屑和痛恨，士大夫们坦荡荡的、孑然一身的英勇赴死。

明季殉国的诸臣也确实“死”的光荣。

清高宗乾隆就多次颁布谕旨表彰明季的殉节诸臣，《四库全书》亦有《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

黄宗羲于《明儒学案》中就从“成仁取义”的角度详细描写了其师刘宗周的死节，赞其先师履行了浙省投降时“此余正命之时也”的誓言。

官方记载的明季殉国人数3883（因为缺乏详细的统计和范围的局限性，这个数字可能只是个约数）。

但是，在生与死的选择下仍有不少士人选择了遗民的身份，选择了背负着旧国的怀念、对汉族文明守护的焦虑关切之心勇敢的活了下来。

我们也不应作“兴亡代有，万无举朝尽死之理”的苛刻要求。

在这场生与死的选择中，他们为生命选择了生却为精神选择了死：“天崩地解”、“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亡天下”、“薄天沦丧”…试问天已崩，日月已无光，天下已亡，生与死之区别何在？
（二）悔恨治学与“救天下”的志愿
怀着一个有心灵创伤的精神世界，成为明遗民的汉族士大夫们自然也有了一些思想上的变化：
1. 关于旧的“破”与“立”
明朝既亡，现实的逼迫，让这些自身也饱受现世摧残的思想家们在思想认识上也不得不反思，打破对一些旧传统的死守。

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对理学内部的整理。

尊王还是尊朱，这在明代中后期似乎不是一个问题。

由王学门人的庞大队伍及晚明王学书院的盛行便可见一斑。

然而，当国破的残酷现实摆在士人们面前，当初盛行的王学便要承担一部分“压力”了！清初学者陆陇其就以近乎传教士的热诚来攻击着王学，更是把明朝的亡国归罪到王学之上：“明之所以胜者，程朱之学行也；其所以衰者，程朱之学废也。

”明之覆亡乃是王学之兴，这是怎样一个大的罪名啊！试问一个学派的兴衰真能左右一朝的命运么？显然，这个答案在那些已然面对破败旧国的明遗民来看是肯定的：他们认为是王学的空谈心性把世人带入了一个空幻的、只有自己而没有社会的内修世界。

所谓的王学重视心即理就是割裂了与外界与家国的联系，而只重视个人的修养。

黄宗羲就批判阳明之“四无之教”“镜花水月”的主观唯心论虚无蹈空的一面，从而强调要客观积极面对现实。

顾炎武也曾言明其对心学的看法是“明心见性之空言”。

由此看出，对于王学之批判已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了，因此易代之际也催生了一批学者的悔恨之学：他们满怀悔恨之心，一心想从悔改学术做起来对故国旧朝以赎罪。

他们不仅不入城、不讲学、不受徒，更是从“错”改起，思想上一扫之前的空谈心性、只关注内圣的看法，而是看重学问的现实作用。

如遗民潘平格便将学术与明清易代密切联系起来，提倡豪杰之学，将理学体系与“保天下，就四海”相结合发出了“学问应回万世之杀运，开万世之天平”“修身局于个人，不为社群；为道德，不为政治。

”的呼声。

这就代表了当时士人们对明学问只能独善其身而不能有助天下的“破”与学问要有助天下的“立”。

2. 关于国家、天下、中华文明的“破”与“立”
“国家”思想的破表现为对君主的怀疑和对君臣关系的重新思考；黄宗羲于《明夷待访录》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止，而在万民之忧乐。

”《原君》中亦有“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也，君而已矣！”顾炎武也有：“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反对“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在上的”做法，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遗民“国家”的“破”带来了新“天下”观念的“立”这样也即是将亡国的焦虑转为对亡天下的关切。

这样的转变也显示了明遗民们对复国的期盼变为了对中华文明的守护。

3. 治学关注点和方法的变化
思想上的变化必然会紧着这是治学关注点和治学方法上的变化，因明遗民人数庞大，不能个个分析解剖，这里暂以明清易代时期大儒顾炎武和黄宗羲为例。

因二人仅相差三岁，就取二人心智思想已稍稳定的1627年为始（顾炎武15岁，黄宗羲18岁），至明清易代对二人生活思想影响已显现雏形的1647年（顾炎武35岁，黄宗羲38岁）为主要查看时期。

翻看二人的年谱，可以明显看出明清易代对于二位的人生轨迹和思想治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且细细察看这些影响和变化也似有不少的共同点和时代的代表性。

其一，少年通经史，始有关切国事之心。

如顾炎武：“公元1627年，丁卯天启七年先生读毕《资治通鉴》，始读邸报。

”“公元1630年，庚午明崇祯三年六月，先生应科试，考一等二十名。

秋八月，先生应乡试，不中。

”又有“公元163年，辛未明崇祯四年二月岁试，先生考一等十一名。

”“公元1632年壬申明崇祯五年三月岁试，先生考一等十四名。

”“公元1633年癸酉明崇祯六年三月，参加复社举行的虎丘大会”。

黄宗羲虽因少时父亲遭魏党迫害疲于应对，不如顾氏勤于应试，但仍于“十五年壬午 1642年入京应试”身体力行的参与“学不可杂，杂则无成……可以佐朝谟、裨掌故者。

……多著实用之书也。

”其二，悲故国之亡，积极复明反清。

顾氏“公元1644甲申春夏之交，先生闻崇祯帝薨，乃大作《大行哀诗》。

”诗中的“秘畿归新野，群心望有仍。

”显示了顾氏匡复故国乐观态度。

同年“经县令杨永言推荐，先生被南明福王政权聘为兵部司务。

”“公元1646年乙酉清顺治二年春，先生作《军事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

”黄宗羲在1644年明亡之时“福王监国之诏至，公遂之南中，上书阙下”，亦于同年目睹了恩师刘念台殉节“六月，徒步二百里，至刘先生家。

时越城已降，先生避居杨塴，公遂自绕门山支径，入杨塴。

先生卧匡，手挥羽扇，勺水不进者已二十日唉。

公不敢哭，泪痕承睫，自序其来，先生晗之。

公复徒步而返。

”“1647年居山中，甘露降，注《授时历》。

……所著有《春秋日食历》、《授时历故》、《大统历推法》、《授时历假如》、《回回历假如》、《西历假如》、《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图要义》”。

其三，归隐著书，专注实学。

顾氏于1639年始于《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并于1645年尊母王氏之名“读书隐居，无仕二姓。

”此后生活中顾氏更加关注天下人民而非君国。

黄宗羲则是在复明无望之时遂返家隐居，不再任职鲁王行朝。

顺治十年九月，始著书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

从顾炎武和黄宗羲的易代经历不难看出时代变迁对他们人生的影响，由少年壮志的书院到反清复明的残酷战场再到乡野著书的都是如此的一致。

在治学上亦是从早先的史书经典到后期的社会民生，他们从生活治学，以经历为证，旨在经世，用于实际。

而以他们为代表的明清之际经世致用之风油然而起，并经众遗民共同努力依然汇成一股新的不同于明代空虚的经世致用之学风。

4. 产生在易代之下的经世致用之风
对于明代的空疏学风及其影响，明代著名学者杨慎就曾言：“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

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

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制，谓之策套。

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涉经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汉人为唐人，唐事为宋事者，又一人析为两人，二事合为一事者。

”从这些话语中也就不难看出对于明代学者的一些“通病”，即以经为本、以面概全、空泛又脱离实际。

有志士人的深恶痛绝之感！因此在易代刺激而激发的实学思潮影响下，如顾炎武在明儒研究文字音韵取得成绩的基础上，作有《音学五书》，更是影响了后代清学的发展，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乾嘉考据学派。

易代的打击在学风上直接导致明遗民对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倡导。

清朝初期，顾炎武、黄宗羲、王王夫之等清儒在总结明朝灭亡原因的基础上，继承了明末东林学者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明确提出学术必须经世致用。

顾炎武言道：“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他的《日知录》更是以“明道、救世为己任，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顾氏躬身奔走于南北关河边塞之地考证各地疆域、形胜、关塞、边防、农田、水利、物产、赋役等，在其所做的《别本菰中随笔》得出了“南人困于粮，被人困于役”的结论，对于社会积弊，国家根源了然于胸。

黄宗羲作《明夷待访录》则着眼于从根本上改造封建君主专制体制。

可见，明末清初的一些学者面对明亡的现实，已经不仅仅限于做书本上的学问。

他们思考的问题已不再限于修身养性这一层面，而是从更高的程度上探讨封建君主制度的弊端，并力求改良或改造它。

三、易代文化政策对学风的影响
在历史的框架内探讨一个问题或一个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就必须将它放置在一定时期的历史环境里，在易代的历史环境下更重要的是要受到新朝统治者的政策制约。

这些政策可能不会在根本上决定本朝学风的风格，但却会在宏观上限定它的发展高度，甚至适时调整发展方向，以至对后续学风的走向形成重大影响。

（一）民族高压政策下的文字狱的兴起及其所造成的文化高压氛围
受限于满清统治初期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异族统治者特殊身份的统治需求，清初的文化政策带有鲜明的民族高压特色。

它反应了一个在武力支撑为前提的满清贵族对广袤国土上的众多汉族民众的强制性统治。

异族统治的高压政策也解释了文字狱的产生及其所造成的文化恐怖氛围，这直接导致了清中后期学术走向了考据和经学的结果：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康熙帝兴文字狱12次，雍正帝兴文字狱17次，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

仅康熙朝惨绝人寰的庄氏史案“所诛不下千人”。

其所造成的文化恐怖氛围就可想而知了。

这也就直接堵死了那些有志文人的笔上反清之路，更让后世对社会流弊国计民生等现实问题关注的积极性大大受挫。

（二）科举取士制度的恢复与尊朱抑王的思想取向
清廷1644年入主中原，于当年十月颁诏于天下恢复历代沿袭的科举制度“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

”并在顺治二年五月命南京京乡试于同年十月举行，影响中国千年的科举制度也自此开始于有清一代发挥作用。

明清更迭，社会动荡反映在意识上的变化就是理学的分裂与朱熹、王阳明的正统之争。

面对学术愈来愈激烈的争辩，大局初定的清廷就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是尊朱还是尊王？经过一个长期的鉴别、比较，清廷终做出了尊朱抑王的选择。

康熙四十年清廷便以“御纂”的名义下令汇编朱熹论学精义为《朱子全书》，并委托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先后主持纂书事宜。

五十一年正月，康熙更是明确表明：“朱子注解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

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

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

”并将朱子在孔庙中的地位升格，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

由此，清廷也就奠定的有清一代尊朱的总基调。

（三）“博学鸿儒”特科里程碑意义
康熙十七年一月颁布谕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

…… 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

四海之光，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且责令内外官员：“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

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

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终，当年的博学开科录用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入翰林院供职。

但“博学鸿儒”科的里程碑意义不仅仅在于这翰林院供职的50人，它真正的贡献是在于向世人展示了清廷崇儒尚贤的政治意图，借此清廷成功的笼络了一批汉族知识分子，也对今后满汉的两族亲密融合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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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庆（1987- ），女，山西太原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