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译者的任务本雅明

[笔记]译者的任务本雅明
译者的任务
瓦尔特?本雅明
从某个受众的认知角度来评价一件艺术品或一种艺术形式从来都不见得有效果。

不仅如此，任何依赖于特定大众或者其代表的评价都偏离了方向，甚至连一切艺术理论表述中的“理想”受众的概念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些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恰恰是人的存在和本质。

同样，艺术自身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本质为前提—而人的注意力从不在他的作品当中，因为诗不是为读者而赋，画不是为观者而绘，交响乐也不是为听众而谱。

翻译是为了不懂原文的读者吗,这个命题似乎可充分解释艺术领域的读者之间的层次差别。

此外，这也似乎是重复讲“同一件事”的唯一可能的原因。

一部诗作“在说”什么, 它在传达什么,对理解它的人而言是很少的。

它的本质性的东西不是告知，不是口头陈述。

但是那些意在转达的翻译所转达的却没有别的:只有告知,也即无关紧要的东西。

这也是识别劣等翻译的标志。

但是，一部诗作除告知之外的本质的东西——这也是劣等译者所放弃的——通常不是那些不可捉摸的、神秘的，“诗人性的”吗, 译者只有在自己也作诗的前提下才能复制吗, 这在事实上涉及到了劣等翻译的第二个特征，对此人们可以定义为:对非本质内容的不准确转达。

只要翻译(自作多情地)为读者服务，这个特征就是成立的。

倘若翻译是为读者而存在的，那么原作也必定是这样的。

倘若原作(都)不是为此而存在，那么基于这种关系的译作如何被理解呢,
翻译是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的本质在于它回溯到原文。

因为原文中存在翻译的法则，即原文的可译性。

一部作品的可译性问题具有双重含义。

它可以是指:是否能在原作的全部读者中找到其合适的译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原作的本质决定是否
能翻译，并且, 由这种模式的意义决定 , 是否有必要翻译。

原则上，第一个问题的决断仅存在(技术性)问题，而第二个问题的决断有其绝然性。

只有肤浅的认识才会将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也即否认第二个问题的独立意义。

这种肤浅认识忽视了:某些关系性概念含有其好的，或许是最好的意义，如果这些概念不是一开始就专门涉及到人的话。

例如，倘若当其本质要求不被遗忘，那么这种要求就不是虚假的，而仅仅是一种对人而言不合适的要求，这同时表明这种要求在某个领域是存在的:上帝的思想。

相应地，即使语言作品对人类而言不具有可译性，也必须考虑解决。

并且，从严格的翻译概念上讲，这两个问题不是应当真的具有一定的度吗,—在这种考虑当中(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翻译是否应对某些语言作品提出要求。

因为存在这样的规则:如果翻译是一种模式，那么某些作品的可译性必定很重要。

某些作品在本质上具有可译性 , 这与其说翻译对其作品自身具有重要性，还
毋宁说原作固有的一种特殊的意义在其可译性中再现。

显而易见的是，一种翻译再好，对原作而言也并不意味着什么。

不过，翻译因为原作的可译性力量而与原作具有另一种联系。

的确，这种联系是如此内在，以至于该联系对原作而言已经不重要。

这是一种自然的联系，准确地说，
是生命的联系。

正如生命的表达与活着的人最紧密地联系着，而人自身并不意味着什么，翻译也将迈过原作而前行。

尽管不是来自于其生命，也不是来自于其“长生”，不过，由于翻译晚于原作，并且在重要的作品形成的时期从来找不到合适的译者，因此翻译对于那些重要的原作而言，的确就是生命的延续阶段。

艺术作品的生命与生命延续思想根本就不是比喻。

生命的本质并不单独在于其有机的肉体性，这即使在混沌思想时期也是可以成立的。

但这并非是说，可以将生命领域扩大到对心灵的微弱支配，正如费希纳试图做的那样;更不用提将生命定义为动物的不具有重要性的瞬间，例如那种只有偶尔才能识别的感觉。

只有将那些拥有其历史并且不仅是其舞台的东西视为生命，生命的概念才是合适的。

生命在于历史而不是自
然，因此首先应确定生命的范围，而摇摆不定的感知和心灵就不值一提了。

因此哲学家的任务在于从最广泛的历史角度来理解自然的生命。

作品的生命延续比作为造物的人的生命的延续难道不是更明显吗,伟大的文艺作品的延续性来自于其源泉、其作者的那个时代的发展，它因此在之后的若干代人中具有通常是永恒的生命延续期。

后者的含义正是作品的名声。

当一部作品在其生命的延续中进入了其盛名时期，那些不仅仅是转达的翻译就诞生了。

这样的翻译就因此不仅在于服务于原作，正如劣等翻译在工作中孜孜以求的那样，他们对有这样的作品而感激不尽。

在翻译作品中，原作的生命得以重新在最近的和最全面的发展。

原作的这种发展作为一种固有的高级生命是由一种固有的高级目的性决定的。

生命与目的性表面上是可以触摸的，但是对其内在的隐秘联系的认识 , 尤其当生命的一切个体的目的性共同指向某个目的时 , 不可能在其自身的范围内展现，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显露。

一切合目的性的生命现象，正如其目的性一样，最终都不仅是对生命而言具有目的性，而且对其本质的表达，对其意义的表达也是如此。

可见，翻译首先是语言之间的内部关系的目的性的表达。

它不可能揭示和建立任何隐藏的关系，但是它能朦胧地和一波接一波地表达这种目的性，它能。

试图通过朦胧表达的方式来表达某种重要东西属于一种独特的表达模式，这在非语言性的生命中几乎是没有的。

这种表达模式运用了与一波接一波的，也即触摸式的，直白的表达类型所不同的类比和象征。

语言之间的可能的最内在的关系不过是一种独特的趋同而已。

语言并非彼此陌生，除了各种历史联系外，它们在语言意欲表达的内容方面一开始就具有亲属性。

不过，上述的解释尝试似乎经过表面上徒劳的转弯抹角之后又回到了传统的翻译理论。

倘若在翻译中要保留语言间的亲缘性，除了尽可能准确地转达原作的形式和内涵，它还能做什么呢,不过，那种理论中还没有准确性概念，也就无法解释对翻译而言重要的是什么。

事实上，语言间的那种亲缘关系远比两部诗作中的表面和
不确定的相似性更深刻，更确定。

要领会原作和译作间的真正关系，就应当分析类似于“影像说”当中的那种不可能性。

如果说影像说已经表明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在现实的影像中存在客观性，但也是不可求的，那么也可以说:倘若翻译要从最本质的意义上去追求与原作的相似性，那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

原因在于，在原作的存续过程中 , 尽管这么说不确切，因为只有生物才有变化和更新 , 原作自身也会发生变化。

就连固定的词汇也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文学作品的语言在当时可能具有倾向性，但这种倾向可能消失，而从其作品形式中可能诞生新的内在的倾向。

当时新鲜的，可能后来变得陈腐，当时的惯用语，可能后来听起来很古怪。

语言的这种变化和
语义的不断变化的本质应在后代的主观性中，而不是在语言和作品的自我生命中探究的观点 , 即使最幼稚的违心论也不否认这一点 , 表明颠倒了事物的起因和本质。

严格地说，这是以无谓的思想否定一个强有力并且负有成果的历史进程。

即使有人试图用一个作家的最后的笔调为其作品的生命画上句号，也不能挽救那种已经死亡的翻译理论。

正如伟大的诗作的音调和含义在数百年间会彻底改变，译者的母语也在变。

的确，在诗人的词汇在自己的语言中流传的同时，伟大的译作同样也必定称为其自身语言的发展的一部分。

只要翻译不是追求两门死亡语言的毫无生气的同一，而是在一切形式中追求翻译的自我，就必须观察外语词汇的成熟过程以及自身的阵痛。

虽说在译作中显现出语言间的亲缘关系，但这种关系与原作和译作之间的模糊的相似性有别。

这正如在亲属成员中并非一定能找到貌似的。

毫无疑问，后一种意义上的相似性概念系狭义，因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不足以表明血缘的同一性，尽管狭义的血统概念仍然是必须的。

除考虑历史渊源外，还能在哪里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呢,无论在诗作中还是在词汇中都不存在。

实际上，语言间的一切超历史的亲缘关系在于每一种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意指某个相同的东西，但这并非体现
在语言的细节中，而是在相互补充中的意向整体中:这就是纯语言。

尽管一门语言的单一成分、词汇、句子、联系都与外语彼此封闭，但各种语言的意向都相互补充。

要准确把握语言哲学的这条基本法则，就必须区分意指的对象和意指的方式。

尽管Brot和Pain意指的对象是同一的(面包)，但它们的意指方式却不同。

从意指方式来看，这两个词对德国人和法国人而言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是不能互换的，并且二者在最终极力地彼此排斥。

从意指对象来看，这两个词指的绝对是同一事物。

尽管这两个词的意指方式彼此排斥，但这两门语言中的这两个词语却相互补充，即这两个词的意指方式补充其意指对象。

对那些个别的、彼此不能相互补充的语言而言，其意指对象根本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正如个别的词汇和句子一样。

对此，更应从各语言的不断变迁中把握，直到所有的意指方式趋于和谐并诞生纯语言。

在此之前，它只能隐藏在各种语言之中。

然而，假若这些语言在其成为弥赛娅的终结式的历史之前不断持续这种变化，那么基于原作的永恒生命和语言的无穷尽更新的译作正是检验各种语言的神圣成长的试金石:其隐藏的距离公开化有多远，以及当前对这种距离的认识如何。

不过，另一方面需要承认，一切翻译都仅仅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术，也即对语言间的相异性进行权衡。

那种与对语言间的相异性的临时性的权宜方案不同的、一蹴而就的、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是人所不能企及的，或者说还不能直接办到的。

不过间接的证据则是宗教的发展，在这当中其语言的隐藏种子的发育更为成熟。

尽管翻译不比艺术，从长远来看不能要求其永存，但这并不妨碍其指向所有语言功能的最后的、决定性的终极阶段。

通过翻译，原作在更高级、更纯青的语言境界中得以发展，不过，它不会长久地存在，正如并非原作的所有部分都是精华一样;但无论如何，它至少以一种奇特的、穿透的方式表明了这一点，但不是在语言间的先决的、失败的妥协与迁就领域。

而这一切的核心所在，正是原作中不能翻译的内在东西。

人们往往在转述中尽可能剔除这一成分并进行翻译，这样翻译就将这部分内核
原封不动地退回给原作，而真正的译者正是致力于此。

这种东西不像原作诗词的字句那样可以转换，因为内容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在原作中和译作中大不相同。

原作的语言和内容像果皮和果实一样浑然天成，可是译作的语言却像王袍一样层层叠加。

这是因为原作的语言之于原作
是一种更高级的语言，尽管它不是;因此原作的内容排斥不合适的、野蛮的和陌生的语言。

这种断裂性阻碍了对原作内容的翻译，正如它同时使得翻译变得多余。

这是因为从语言历史的某个时间点对原作的任何翻译在其他所有的语言中仅代表了其内容的某一方面。

换言之，翻译是, 讽刺性地 , 将原作嫁接后植于一种更不成熟的语言土壤之中，而不是不经过任何嫁接而直接栽培并且发现其新的内涵。

这里的“讽刺”一词与浪漫主义者联系起来并非多余。

与其他所有人相比，浪漫主义者更具洞察作品生命的能力，而翻译正是原作生命的最高造化。

不过，他们几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将全部注意力放在批评方面，而批评也同样是再原作生命延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发生的。

尽管浪漫主义者的理论并非针对翻译，但是他们的伟大译作却令人感受到翻译这一模式的本质和高贵。

这种感受并非在诗人身上最为明显;事实上诗人对此也许最不敏感。

历史不止一次地表明了传统的偏见，也即认为重要的译者都是诗人，而不重要的诗人也只能是不足轻重的译者。

一系列杰出人物，如路德、福斯和施莱格尔等，其作为译者比其作为诗人重要;而另一些杰出人物，如赫尔德林和格奥尔格，其成就和领域则不能简单化为诗人的，尤其也不能简化为译者。

由于翻译是一种独特的模式，所以也应该视译者的任务为独特的，与诗人的任务截然不同。

翻译的任务在于发现翻译语言中的意向，并从这种意向出发唤醒原作发出的回声。

这正是翻译与诗作的一个根本区别，因为诗作的意向从来不在于语言自身、其整体性、而仅仅在于既定的、语言上的内容组合(语境)。

与诗作不同，翻译不会发现自己处于语言山林的中心，而在山林之外;面对山林但又不进入，翻译将原作呼
唤进来;但是进入的地点是唯一的，也即原作固有的回声碰到了外语的某个作品的回音壁。

翻译的意向不仅仅不同于诗作的，即入于一艺术作品的语言整体而出于某一外语;而且其自身也不同:诗人的意向是自发的，原始的，形象化的;而译者的意向是派生的，嗣后的，意念化的。

这是因为将诸多语言融汇为一门纯真语言的伟大目的完成了译者的工作。

尽管对具体的句子、诗作而言这种目的性判断永远无法成立 , 正如在翻译中一样—但是对意指方式相互补充、相互妥协的语言而言，这种判断是吻合的。

如果存在一门真理的语言，借助于它，一切思想致力于揭示最后的秘密;并且这秘密得以悄然保留，那么这就是真理的语言—真的语言。

这种语言的无与伦比的完美的意旨性和描述性是哲学家仅能期望的，但它深深地隐藏在译作之中。

没有司哲学的缪斯，也没有司翻译的缪斯。

无论多情的艺术家们怎样急于知道这一点，然而他们不知道，这就是门外汉特性。

因为存在这样一位哲学天才，以其最大的狂热追求他那一门语言，这正好体现在翻译中。

“语言之不完美在于其繁多，缺乏那种最精确的语言，因为思想乃毫无修饰的写作，没有声音，但却不言而喻，并令人永志不忘;民族语之差异有碍于世人说出那些本身就是真实的话语，除非那些话语忽然间自我显现”。

如果说马拉梅这番话对哲学家而言也完全可以严格界定的话，那么，具有这样的语言的雏形的翻译就位于诗作和理论之间。

尽管这样的翻译作品的这种特性是滞后的，但在历史上留下深深痕迹的并不鲜见。

倘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译者的任务，那就等于强求将极为混乱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磨炼到炉火纯青。

的确，这样的任务—在翻译中将纯语言的种子孕育成熟—看上去是绝不可能完成的，任何解决方式都是不可靠的。

因为，如果复制意义不再具有决定性，那么解决这问题的基础不就被瓦解了吗,从否定的角度看，这简直等于回到了传统的理论:忠实和自由——如实复制原作的自由和在复制过程中对词句的忠实。

一种翻译理论如果不再寻求意义
的再现而是别有他求的话，这样的理论似乎不着边际了。

这表明，对上述概念的传统运用存在着矛盾。

忠实对意义的复制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忠实地翻译一个个词语几乎根本不可能充分再现原作的意义。

因为这样的忠实在追寻原作的诗义时，不是通过意指的对象，而正是通过意指对象和既定词汇的意指方式的联系来达到目的。

人们致力于此，可以用一个公示来表达:词汇带有情感色彩。

然而，对字面性和句法的忠实必然使对意义的复制偏离整体，并直接导致译文不具有可读性。

荷尔德林在19世纪翻译的索福克勒斯悲剧就是这种字面性的令人恐怖的证据。

由此可见，复制形式的忠实对复制意义的忠实的阻碍有多大就不言而喻了。

照此，从维持意义的角度看，字面性是不能追求的。

这样的字面性助长了劣等译者的徒劳的自由—不过对诗作和语言而言则不然。

因此对那种基于隐藏的理由的合理要求必然地只能从更为合适的联系中去理解。

正如器皿的碎片，尽管可以将其粘合在一起，甚至连最小的碎片也是按原样复位，但这毕竟与原先的器皿不一样了。

既然是这样，翻译就不在于追求与原作意义的相似性，迷人的翻译更多地在于追求自身语言的意指方式的细节，以创造作为器皿的一部分的碎片和一种更高级语言的碎片。

同样，这样的翻译必须忽略传递信息和更高级的意义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原作之所以对译作具有重要性，就在于它已经免除了译者及其译作对所要传达内容的费心以及规则。

“太初有词”，这在翻译领域也适用(意即翻译也有自己的词汇，而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字面性)。

反之，必须让意义随着其语言走，从而使意图不会成为翻版，而是成为和声，成为语言的补充，在这门语言中，含义在自我表达，其自有的意指方式也得以强调。

因此，尤其是在其刚刚问世的时期，说一部译作读起来好像原作一样，这并不是对该译作的最高赞誉。

而(真正的赞誉)在于被字面性所埋葬的忠实意义，即来自于作品的、对语言(间)的补充功能的执着追求的忠实。

真正的译作是透明的，它不掩盖原作，不遮挡其光芒，而是让纯语言通过自己的媒介得以强化，只有这样，译作才能完全落实到原作。

在对句法的转达中的字面性似乎
能担当此任;正是句法调动了词汇，而句子本身则不是译者的原料。

因为，句子是原作语言前的垣墙，而字面性则是通道。

如果说，在过去，翻译的忠实和自由一直被视为互相冲突的两种趋势，那么对其中一种趋势更深刻的偏爱看来并不能使两者和谐，反而会否定另一种的权利。

如果自由不是建立在应当放弃的意义复制的基础上，那么作为法则的自由又是什么,即使某个“语言外壳”的内容与其告知完全同一，但是含义中也仍然保留着最终的、决定性的东西，它距离含义很近但又非常遥远，可能藏在其中也可能更显露一些，可能被含义隔断或者在一切告知之上更有力。

它存在于一切语言和“语言外壳”;在言传的内容旁边，还存在着不可言传的:根据语境的不同，它可以是自象征的，也可以是被象征的。

在语言的终极的外壳中，它是自象征的;在语言自身的形成过程当中，它则是被象征的。

在语言的形成过程中所表现的，或者说试图建立的，正是纯语言自身的那种内核。

不过，即使这种内核以隐藏或者破碎的方式在当今的生活中仍然以被象征的事物表现出来，它在语言的外壳中也仅仅是自象征的。

如果这种外壳是其最终的存在(形式)，也即纯语言自身，并且在其外壳中各种语言只与语言的东西及其变迁相联系，那么纯语言在其外壳中就背负着一种沉重的外来含义。

卸掉这种负担，把自象征的变成被象征的自身，通过语言的运动重新赢得纯语言，这就是翻译唯一的巨大财富。

在这种不再意指什么、不再表达什么，而是作为无表达的、在一切语言中意指的造物词汇的纯语言中，一切告知、一切含义和一切意向都在同一层面相遇，并且将被消除。

同样基于纯语言，翻译的自由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权利阶段。

这种权利的根据是:翻译的任务不在于告知的含义自身，而在于忠实地表达含义。

而自由更能保存纯语言的本色。

将那种依附于外来物的纯语言融于其自身，并通过转换将被围困在作品中的纯语言解放出来，正是译者的任务。

看在它的份上，他将自身语言的腐朽疆界打破:路德、福斯、赫尔德林和格奥尔格拓展了德语的疆域。

, 如果这样来理解译作和原作的关
系，那么含义的重要性还剩下什么呢,我们不妨打个比方来说明:它正如一条直线不断流动并只在一个点与圆相切，并且正如这种相切，倘若说不是那一点确定了这条直线继续其无限运动的轨迹的法则，那么，翻译也在不断流动并且只在那个无限小的意义点上与其原作相交，之后，它便按照忠实法则在语言流动的自由中遵循其自身的轨迹。

这种自由的真正含义，已经由鲁道夫?潘维茨详细地说明了，尽管他当时还不能为此命名并且其理由还不充分。

潘维茨的观点见于其《欧洲文化的危机》，此作与歌德在对《西东合集》的评注中的表述一道，构成迄今在德国发表的关于翻译理论的最好论述。

潘维茨写道:“我们的翻译，甚至最好的翻译，都从一个错误的原则出发。

他们乐意将印地语的、希腊语的和英语的德语化，而不是将德语的印地语化、希腊语化和英语化。

他们对其自身语言的惯用法的敬畏，远远多于对外语作品内在精神的敬畏……译者的原则性错误在于他将自身语言的偶然的状态抱住不放，而不让母语受外语运动的有力推动。

尤其是当他根据一门非常生疏的语言翻译时，他必须追溯到语言自身的最小因子，也即词汇、图像与声音三位一体的地方。

他必须通过外语来拓展和深化他的语言。

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到哪一个阶段任何一门语言才能(随意)转换为另一种语言，也即几乎像口语对口语的交往一样没有分别，对此人们是一无所知的。

不过，要实现这一目标，人们不能漠不关心，而是必须足够认真地对待。

”
一种翻译在多大程度上能体现这种翻译模式的本质，客观上取决于原作的可译性。

原作语言的价值和尊严越低，原作信息转达的成分越多，翻译所能吸取的就越少，直到其占优势地位的意义完全消失，翻译只能完全流于形式，这正是翻译的障碍。

反之，一部作品的创造性品质越高，哪怕对其含义的接触仅仅是流动的瞬间，它仍然是值得翻译的。

这当然只是对原作而言。

反之，译作的被证明的不可译性并不在于翻译的难度，而在于译作对含义表达的流动性太大。

在这一规则和其他类似的视角方面，荷尔德林的译作就是最好的证明，尤其是他翻译的索福克勒斯的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