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礼作乐

周代是孔子最向往的时代。

他称赞道:“周监 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其中“文”指的就是 周代礼乐。

孔子认为周代的礼仪制度参考了夏、 商二朝，最丰富也最完备。

孔子毕生都以重建周 代的礼乐制度为己任，而这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 的创始人，就是周公。

周公制礼作乐，并非是凭空创造，也并非仅仅 制作了祭祀典礼及典礼所用乐歌，而是通过礼乐
制度规范了社会秩序，奠定了周代的制度基础。

那么，周公是什么样的人？他制礼作乐的背后有
何故事呢？周公其人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 弟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

史书记 栽，文王在世时，周公就显示出异于其他兄弟之处 —孝顺父母，忠厚仁爱，深得文王信任。

武王即 位后，周公作为辅佐之臣，帮助武王处理了很多政 务。

在武王伐商时，周公也追随武王上前线。

在 牧野决战前，周公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战前动员 —-《牧誓》，为战士们鼓舞士气，最终一举灭商。

然而，当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武王却由 于曰夜操劳国事而病倒了。

周公见王兄性命危在周公制礼作乐李筱艺
旦夕，就祈求上天以自己代替武王受难。

但天不
遂人愿，武王最终还是撒手人寰，只留下年幼的成
王和尚未展开的宏图伟业，待周公替他完成。

武王去世后，幼子当国，整个国家人心惶惶。

周公为了稳定人心，宣布暂时摄政，以辅佐成王。

此后，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 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 王”。

他恩威并用，迅速稳定国内局势，建立了政 治秩序，最终将权力拱手让与成王。

可以看出，周 公“制礼作乐”是在摄政期间最后进行的一项工 作，其重要性和代表性不言而喻。

而在这之前，周
公则进行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准备。

“天下共主”的根基
周武王刚刚去世时，周公担心会有一些心怀
不轨的诸侯想趁王位交接、新主年幼之机背叛周
王室，就主动出面亲自处理各种事务。

每当有贤
人来访时，周公都必须立刻接见，甚至吃饭和沐浴
时也不敢怠慢。

周公后来提到这段经历时，还历 历在目：“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 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周公堂堂摄政之尊如此谦 卑，这为他赢得了“礼贤下士”的好名声。

但是，周公的勤政爱民在一些小人心中却有 另一番含义。

有些人借周公摄政之事，在背后造 谣，说周公心有二意，想要趁成王年幼，取而代之。

不过周公清者自清，也不辩解，只对最亲近的姜太 公和他的兄弟召公表明心迹说:“如果我不帮助成 王料理国事便会天下大乱，到时候哪还有颜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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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父亲和兄长呀！”周公尊父敬兄，一心为公，身处高位而恪尽臣守，这些高尚的人格无不体现着 礼乐制度的核心精神。

可见周公制礼作乐的同 时，自己也是践行者。

然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丝毫不理会周公的 苦心。

武王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嫉妒周公摄政，诋 毁周公图谋篡位，一时朝野流言四起。

此时，纣王 的儿子武庚见有机可乘，也图谋复国。

于是，他们 勾结在一起，并糾集徐、奄、薄姑和熊、盈等方国部 落，掀起了叛乱。

周公见状，非常痛心，作诗《鸱 鸮》，收录在《诗经•豳风》中。

诗云：“鸱鹗鸱鸮，既 取我子，无毁我室。

恩斯勤斯，溪子之闵斯。

”他将 叛乱之人比喻成贪婪可恶的鸱鸮，斥责他们既抓 走幼鸟还要毁坏巢室，用母鸟的口吻感叹抚养幼 儿的艰难。

最终，为了社稷安危，周公毅然率领军 队进行东征。

经过三年的艰苦作战，平定了叛乱。

这时候，周公深切感觉到礼乐的重要性——没有 “礼”就无以体现君臣尊卑，臣子就会犯上作乱；没 有“乐”，就不能教化人民，人民就不能形成高尚的 品格。

礼乐相辅相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随着形势稳定，周公开始巩固成果，即“三年 践奄”。

奄国参与叛乱，是周朝在东方的心腹大 敌。

因此，周公再次东征，将奄国也纳入统治范 围。

随着版图的扩张，诸侯数量的增多，诸侯与周 王室之间的关系便需要有明确的规定。

于是，周公以王都为中心，按照血缘亲疏将诸侯分封到远 近各地，共同成为周王室的屏障。

由此，分封制得 以确立和巩固，周王室成为了实至名归的“天下共 主”，礼乐制度的政治基础基本形成。

制礼作乐身体力行
为进一步巩固周在东方的统治，周公又与召 公在洛水之旁营建了新都—
—洛邑，并且为洛邑 取名叫“成周”，取“周道始成”之意。

也正是在这里，周公完成了“制礼作乐”的壮举。

他将以往不成文的祭祀礼仪和音乐，结合现
实情况，整理成文，颁行天下，由此形成周代的社
会规范。

据学者研究，《诗经》中《周颂•清庙》一诗便是
记栽洛邑新城建好之后祭祀仪式的盛大场面。

洛
邑的落成，不仅标志周王朝统治的稳固，更为周
礼、周乐文明在天下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窗口。

此时，成长于旧都丰京的成王，在经历了年少
丧父、叔父背叛、东征淮夷等一系列大事后，也已
成熟不少，足以独当一面了。

周公看到成王曰渐
成熟，非常欣慰。

他遵行了当时的诺言，将国政毫
无保留地奉还给了成王，自己则从洛邑回到都城
丰京。

虽然周公不再摄政，但仍心系国家，时刻为
国事操劳。

为进一步规范政治秩序，他又作《周
官》，设官分职，把官僚系统分为天、地、春、夏、秋、
冬几大类，规定了不同等级、不同职位官员的职能
范围。

《史记》记栽，《周官》颁行后，大小官员按照
规定各行其是，政府运作井然有序，百姓也因此受
惠。

实际上，周公还政于成王的做法，本身就是对
礼乐制度下“君尊臣卑”理念的最佳示范。

众所周知，古代君主上朝时一般都是坐北朝
南，以示尊贵3周公在摄政时也是如此：上朝时，
周公一般是站在君主的位置上，面朝南面的诸侯
来处理各种政务，直到还政成王以后，他便走下了
王座，回到臣子的位置，向北面对着他的君主。

即
便这个年轻的君主在血缘上是他的侄儿，但是他
还是要履行臣子的义务。

司马迁形容这是“兴正
礼乐”，高度概括了周公率先垂范的人格精神。

周公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礼乐之道，还教导他
的儿子伯禽也要躬行此道。

武王灭商后，将天下
土地分封给他的兄弟们和有功的臣子，周公的封
地被指定在了鲁地。

但是，由于当时国家政权初
建，尚不穗固，加之武王早逝,使得形势更加紧迫。

周公为了匡扶社稷，决定留在成王身边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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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派伯禽到鲁国担任国君。

伯禽到达封地后 一直没有音信，直到三年后才回到国都，向周公汇 报鲁国的情况。

周公问他为什么回来得这么迟，伯禽回答说：“我要变更当地的风俗，改革那里的 礼制，需要看着他们为父母服丧满三年，才算是符 合您所制定的礼乐规定啊。

所以我才这么晚回来 向您汇报工作。

”
经过伯禽改革后的鲁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礼乐之邦”。

即使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诸 侯纷纷僭越，不再尊敬周天子，鲁国依旧忠实地保 留着周代礼乐文明的火种。

有一次，韩国大夫韩宣子造访鲁国，看到鲁国 的王室还保存着完备的周礼典籍，不禁感叹“周礼 尽在鲁矣”。

还有一次，吴国公子季札来到鲁国，鲁襄公邀 请他一同欣赏《唐》《大雅》《魏》《招前》等一系列周 乐。

在欣赏的过程中，季札心驰神往，由衷地体会 到周文明的庄严、大气,连连称赞“观止矣”。

所谓 “叹为观止”，即由此而来。

通过如上事件可知，春秋时期，鲁国成为儒家 文化的策源地，并非巧合。

久远的传播历史、浓厚 的礼乐氛围、长辈的言传身教，都造就了孔子克己 复礼的文化性格，也无怪乎孔子对周公有如此深 厚的情感。

制礼作乐的意义
然而周公的礼乐制度，最终还是随着西周的 覆灭而走向衰落。

礼崩乐坏的局面下，周王室的 尊严被诸侯们肆意践踏。

但周公的礼乐精神却深 深根植在人们心中：各诱侯国依旧在形式上奉行 着礼乐制度，未敢明目张胆地傦越；也有不少卫道 士奔走呐喊，试图恢复人心，重整礼乐制度。

其中 最著名的当属孔子和孟子，他们不断游说各国当 政者，强调礼乐教化的重要意义。

虽然成效有限，但却是那个时代不容抹去的光辉。

在汉武帝独尊
86 前线/2019.02儒术后，礼乐制度终于再次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由此影响了中国此后千百 年的文明。

这从此后历代官制中可见一斑，例如 汉代的太常官、唐代以后的礼部，都是专为执掌国 家礼乐而设置的。

此外，礼乐制度的深远影响还 体现在了史书编纂：在二十四史中，从最早的《史记》到最末的《明史》，无不设置与礼乐相关的“志 书”，专述礼乐制度的发展。

“礼乐”，从字面上看，包括“礼”和“乐”两方 面：“礼”是具体的礼仪,“乐”则是乐舞 >但如果仅 仅只是形式上的礼仪和乐舞，绝不能对华夏文化 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所谓“礼乐”，不仅是形式 上的政教制度，更是用来教化人心的思想武器。

它由表及里，不仅规范人外在的行为，也强调通过 规范行为来规范内心。

因此，它同时包含着至高 的道德准则和精神期许。

所以周公制礼作乐，所 希望的不只是实现形式上的仪式和礼节，而是要 将它作为道德的准则，融入日常的行为当中。

近 代以来，封建礼教被当作束缚人心的工具加以批 判。

其实，那些被批判的所谓“礼教”早已失去了 礼乐精神的真意。

真正的礼乐精神，其意义并非 是束缚，而是希望人们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 欲，不逾矩”的境界。

据司马迁记栽，当时周公得了重病，临终前也 不忘交代后人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表明我 不会离开成王的决心。

”成周即周公制礼作乐的地 方，可见，他的遗愿是要守护成王，使周的礼乐文 明大放异彩。

此后，周公也就成为了 “礼乐”的代 名词。

《论语》中，孔子常常希望自己能够梦见周公,便是希望有朝一曰他梦中的那个礼仪之邦能够成 为现实。

(作者：李筱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 研究生）
责任编辑/金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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