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影响我国区域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

劳动力成本影响我国区域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
作者：王利平尹靖华
来源：《决策探索·下旬刊》 2019年第6期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日益上涨,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并未产生较大影响”(许召元,胡翠,2014),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郑振雄,周明龙,2017)。

现有研究大体上是沿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企业创新行为、技术效率、行业出口复杂度、产业
结构升级—进而影响出口竞争力”的逻辑链条展开的,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

但也存在几点不足:一是将出口复杂度、产业结构等解释指标混同于显示性指标,二是对贸易竞争力的研究偏向
于对不同要素密集行业的研究,对不同区域的研究不够。

因此,本文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加权EGLS方法进行估计,较好地解决了面板数据存在的组间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问题。

一、我国区域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现状
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内涵可归纳为竞争力来源(具有优势的关键因素)、竞争过程(生产效率更高、科技创新能力更强)和竞争结果(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量的比重)。

因此,制造业国际竞争
力可定义为产业的生产竞争能力、贸易竞争能力(市场份额)以及竞争潜力(科技创新能力)。

国
际竞争力测度指标,可分为反映竞争能力强弱的显示性指标和反映竞争能力形成原因的解释性指标。

贸易竞争能力可以用显示性指标测度,包括显示性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指数、贸易条件指数、进口渗透率、进口强度、净出口份额等指标。

生产竞争能力和潜在竞争能力,可用解释性指标衡量,包括劳动生产率、单位成本、要素价格、技术创新、企业规模、国际分工、产业集聚等指标。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
2006—2015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国际市场占有率稳步上升,出口竞争力很强。

我国东
部制造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由9.58%升至15.05%,2015年已超过了德国(9.77%)和美国(8.46%)。

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国际市场占有率,2006年相当于第34位的以色列(0.44%)和第39位的澳大利
亚(0.33%),2015年已接近排名第19位的波兰(1.37%)和排名第22位的澳大利亚(1.10%)。

总体上,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在过去稳步上升,在部分新兴地区及产品市场上将进一步提高,但在主要地区和产品市场的上升速度持续放缓,未来面临着趋势性下降。

(二)RCA指数
国际市场占有率(MS指数)表示产品的“世界市场势力范围”,是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最直接
体现。

其值越高,表示该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越强。

从统计的角度说,RCA是MS的一个因子,MS是
用于测度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综合性的指标。

总体上,虽然我国制造业RCA指数不断提高,且处于
中等竞争力水平,但处在全球价值链较低端的分工位置。

2010—2014年劳动密集型产业RCA逐
渐减弱(李俊,胡峰,2016),资本密集型制造业RCA指数基本不变(张禹,严兵,2016),但出口份额
增加,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呈上升态势,总体上优势不明显。

二、实证分析
(一)理论框架
要素价格上升一般会削弱要素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

但是在一定条件下,要素价格上升会倒逼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提高其产业竞争力。

一是短期“生产成本效应”。

短期内,企业无法对生
产规模和成本组成结构进行及时调整时,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提高产品价格,
将部分成本转嫁给下游企业和消费者。

消费者则会寻找替代品,减少对该产品的需求量,导致产
品的平均成本上升,这也就意味着相应产品和产业出口竞争力的削弱。

二是长期“技术进步效应”。

从长期来看,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企业可通过激励员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技术
进步、优化产业结构等途径,提升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

更高的工资收入,有利于员工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创新和技术进步。

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导致企业加大对设备和技术的投资,转向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

三是总体影响效应。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取决于短期“成本增加”和长期“技术进步”两种效应的大小。

如果成本增加效应较大,劳动力成本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会导致产品价格上升,出口竞争力削弱。

反之,则是出口竞争力增强。

(二)实证模型
本文借鉴明远(2016)的经验分析模型,在考虑劳动力成本、资本投入、技术因素、行业因素等变量的基础上,探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区域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其中,Ln是对数形式,share代表国际市场竞争力,i表示某一省份,t是年份;w是劳动力成本;Control是控制变量,包括劳动生产率、人均资本(代表资本投入)、研发费用(代表技术投入)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代表创新因素),行业集中度、汇率、贸易开放度、外商直接投资等;η、μ、ε分别表示各省份的个体效应、随时间变化的时间效应与其他随机影响因素。

要素价格上
涨对中国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效应滞后要素价格上涨3—5年,因此模型包含劳动力成本的滞
后项,样本期为2006—2015年。

为了修正组间异方差问题和组内自相关,本文使用广义两阶段最小二乘法(EGLS)。

将各变量以2006年为基期进行指数化作为工具变量。

三个区域的模型变量系数均统计显著,大部分模型
的加权调整可决系数都在85%以上,模型拟合较好。

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对东、中部地区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影响为正。

劳动力成本上升,
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高于行业产品平均价格,对产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企业会通过激励员工、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等途径,促进产业出
口竞争力的增强。

2006—2015年,东部和中部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上升了78.2%和1.19倍,而相应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6.91%和10.49%。

可见,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的“技术进步效应”(劳动生产率)超过了“成本增加效应”(产品价格)。

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两个区域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有正向影响。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部地区的正向影响高于东部地区。

原因可能是: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
导致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企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而短期内东部地区制造业的结构优
化和技术升级还在继续,未能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二是中部地区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增速快于东部地区。

三是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东部沿海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已放缓,而后起的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则显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基于以上原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部地区制造业竞争力的“倒逼”效应更大。

西部劳动力成本的系数为负数。

劳动力成本上涨,导致西部制造业国际市场占有率下降。

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效应小于成本增加效应。

一是西部地区的创新投入不足。

西部地
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由2006年占东、中部地区的0.91%和4.58%,上升至2015年的12.96%和27.36%,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二是西部地区企业管理水平较低。

2006—2015年,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十年间从未超过其他地区。

三是2006—2015年西部制造业人均工资由16639元上升52304元,上升了214%,超过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工资增速(106%和198%)。

四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较差,制度成本和贸易成本高。

西部地区高等级公路和高速公路网络等密度都远远地落后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抬高了境内运输成本,梗阻了内地与沿海港口的对接,割裂了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产业循环(杨继军,2016)。

创新投入、管理水平、制度成本和贸易成本的短板,导致西部地区制造业无法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化解成本上涨压力,进而导致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下降。

综上,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东部和中部制造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上升,西部制造业国际市场占有率下降。

这与许召元和胡翠(2014)的结论相似。

但与郑振雄和周明龙(2017)的结论相反。

原因有两个。

一是样本期限不同。

本文的样本期为2006—2015年,不同时间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制造业发展已经发生变化。

二是研究区域不同。

郑振雄,周明龙(2017)并未区分不同区域,本文则针对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

三、结论和对策
本文针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估计了我国不同区域的面板数据,得出结论:一是劳动力成本对东、中部地区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影响为正。

原因在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的技术进步效应(劳动生产率)超过了成本增加效应(产品价格)。

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部地区的正向影响高于东部,原因可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内迁之后,短期内东部地区制造业未能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中部地区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增速快于东部地区;东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放缓,而中部地区发展迅猛。

三是劳动力成本对西部地区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影响为负,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创新投入不足,制度成本和贸易成本过高,无法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化解成本上涨压力。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对策:一是东部地区应尽快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继续提高贸易开放度,在全球分工中占领高附加值环节,引进优质FDI,加大研发投入。

二是中部地区除了承接好东部
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外,更应注重发展生产效率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三是西部地区应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发挥桥头堡的作用;大力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降低贸易成本,增加创新投入。

(作者单位分别为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