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设计中的整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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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中的整体意识
作者:包敏辰高婷
来源:《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15期
艺术设计是一项复杂而又有着差异的思维活动,思维活动的差异源于创作者思维方式的差异,而思维方式的形成又源于传统文化的熏陶。

中国的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鲜明的独特性。

因此观照中国的艺术设计活动,不能不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突出表现是思维的整体意识,对艺术设计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意识。

所谓整体意识,就是指在认识事物时要从多视角、多方面、多因素做整体把握。

这种整体把握具有立体性、动态性、综合性以及混沌性等特征。

立体性。

艺术设计往往是通过平面来展现的,然而平面性的展现并非来自平面思维,而是立体思维的产物。

就一个物体的观察而言,需做多角度、全方位的观察,反映出横纵、上下、左右、内外等多种关系才有可能获得物体的立体性体貌。

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取象就十分强调立体性。

它不是囿于一个固定的视角,而是采取多视角;它不是反映一个侧面,而是全方位。

因此,西方绘画强调透视,而中国绘画则迥然。

但北朝时期的文艺理论家刘勰首创“物游”一语,宋代画家郭熙将之概括为“饱游饫看”。

所谓“饱游饫看”,就是尽量更多更全面地观察。

“游”和“看”是两种不同的行为状态,“游”是不固定一个点观察,是边走边看,而“看”则有相对稳定性,是停下脚步细看。

为什么要“饱游饫看”?郭熙说:“山近看如此,远数里看又如此,远十数里看又如此,每远每异,所谓‘山形步步移’也。

山正面如此,侧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异,所谓‘山形面面看’也。

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形状,可得不悉乎!”同样的感受,清代文学家戴名世将之概括为“移步换形”,他在《雁荡记》中说:“大抵雁荡诸峰,巧通造化,移步换形。

”是说由于边走边看,不断变换立足点和观察点,雁荡山的形象也因此发生变化。

宋代的大文豪、大画家苏轼在《题西林壁》的诗中说到他观察庐山的体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从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视角看山,得到的印象也各不相同。

然而,即使这样做,也还无法获得庐山的整体印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就是说,要认识庐山的真面目,不仅要深入山中做面面观,还要跳出庐山,做鸟瞰式观察。

在山水画中常见长轴画卷,对表现对象作全景式展现。

如王希孟的长卷《千里江山图》,画面千山万壑争雄竞秀,江河交错,烟波浩渺,气势雄伟壮丽,令人目不暇接。

与这种全景式展现相映成趣的是边角式特写,画面上主体景物很少,往往留有大面积空白。

这种“计白当黑”的手法,充分拓展了想象空间。

可谓以少胜多,以偏赅全,象外有象,余味无穷。

如人称“马一角”的马远,在《寒江独钓图》中,只有一叶扁舟及独坐船头垂钓的渔翁。

船头低倾,船尾微翘,不稳定的构图,表现了波涛的汹涌起伏,极具动态感;而大片空白则表现出了烟波的浩渺,又极具空间感,从而强化了“寒江独钓”的意蕴,可谓“无画处皆成妙境”。

边角式特写虽只写山水一角,却同样有气象万千的艺术效果。

这是因为画家在构思的时候已然全局在胸,只不过在画面上没有表现全局罢了。

动态性。

中国传统绘画,具有一种动态之美,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人物,静止是相对的,而动态则是绝对的。

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了那种延续而不间断的运动过程。

这种动态思维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客观世界的动态认识。

就“宇宙”一词,中国古代文献《尸子》说“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今来曰宙”,认为宇宙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还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运动着的客观世界。

因此,对宇宙的反映不仅要反映它静止的状态,还要反映它运动的状态。

动态是个过程,是个时间概念,只有时间的推移才能表现事物的动态变化。

就在郭熙强调对山水自然进行空间观察的时候,他还强调做时间上的动态观察。

他说:“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谓四时之景不同也。

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阴晴看又如此,所谓朝暮之变态不同也。

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意态,可得不究乎!”
综合性。

艺术设计是一项综合性的思维创作活动。

这种综合性不仅包括时间、空间、方位、运动方向等方面的综合,力求完美、准确地反映客观物体的体貌特征,还要包括创作主体的主观因素。

艺术与科学不同,它不仅求真、求美,还要求善。

真善美的综合才是完美的艺术,才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

基于此,艺术创作绝非如同“镜子”那样纯客观、纯理性地反映客观世界,还要使自己的主观世界与之融为一体。

还是引用郭熙的阐述,他主张山水画不但要“可行可望”,而且还要“可居可游”。

为什么?对欣赏者来说,郭熙认为:“君子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

”而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山水画恰恰可以成为这种精神寻求的代替物。

这种精神需要,对创作者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在“饱游饫看”的过程中,苦苦寻求的不正是他的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精神家园吗?
综合性并非面面俱到的整合,其中也有选择取舍,综合的目的是把事物的最佳处整合表现出来。

清代画家石涛说“搜尽奇峰打草稿”,为什么要搜尽?他又说:“山川万物之具体,有反有正,有偏有侧,有聚有散,有近有远,有内有外,有虚有实,有断有连,有层次,有剥落,有丰致,有缥缈,此生活之大端也。

故山川万物之荐灵于人,因人操此蒙养生活之权,苟非其然,焉能使笔墨之下,有胎有骨,有开有合,有体有用,有形有势,有拱有立,有蹲有跳,有潜伏,有冲霄,有崱屴(zè lì山高耸),有磅礴,有嵯峨,有巑岏(cuán wán山高峻),有奇峭,有险峻,一一尽其灵而足其神?”可见,无论是山川的外部形态,还是本质特征,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不仅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只有将它们完美地综合交融,才能“尽其灵而足其神”。

混沌性。

混沌是古人想象中天地未开辟以前宇宙模糊一团的状态,后用以形容模糊隐约的样子。

在中国文化中,“混沌”作为积极的正面意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可以宏观整体地把握事物,辩证统一地认识事物。

在中国神话把时空浩渺、充满未知的宇宙理解为:“浑天之说:天地如鸡卵,卵中之黄白未分,是混沌也。

卵中之黄白既分,是开辟也。

”这样,就把难以说清楚的宇宙形象完整地表述出来了。

不能不说,在科学意识非常缺乏的远古,我们的先人对宇宙世界的具体分析和认识也是不准确的,但从整体宏观把握上无疑是正确的。

更可贵的是,这种原始的混沌思维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辩证思维方式,造就了独特的创造思维和审美体系。

“混沌”与“模糊”词义相近,就是不那么透彻和清楚。

《道德经》里面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窈兮冥兮”都是指混沌和模糊的状态。

对这种混沌和模糊的语言描述,著名学者季羡林很是赞赏,他说:“模糊能给人以整体概念和整体印象。

这样一来,每个读者都有发挥自己想象能力和审美能力完全的自由。

”混沌思维常常被用作追求和创造以虚见实、以空见形、以无见有、以静见动的审美意境上。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所推崇的朦胧之美、含蓄之美、雄浑之美、空灵之美等正是混沌之美。

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的整体意识与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一脉相承的。

认为天地是一个整体,万物是一个整体,人是一个整体,而天地人又是一个整体。

无论大小,都是一个整体。

因为“物类相同,本标相应”。

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不仅是认识世界的总钥匙,而且是反映表现世界的总钥匙。

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意识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还寄托着中国文化的理想追求和审美情趣。

美术中的以大为美、以充实为美,戏剧中的“大团圆”结局,“全聚德”的店名,无不彰显着这种理想追求和审美情趣。

作为当代艺术的组成部分,艺术设计应当充分认知“整体意识”的重要意义。

(本文为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9JYT46)
参考文献:
1.赵则诚等:《中国历代文论译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姜耕玉:《艺术辩证法——中国艺术智慧形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均为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
编校:董方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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