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奠基之作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
方法论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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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人们普遍认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但对于其到底为何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却未能做出有效的阐释。

在惯常的理解中，人们坚持按照本体论的哲学范式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一种“物质本体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将其延伸或推广至历史领域，从而实现了对历史的唯物主义阐明。

至少有三重理由可以证明此种理解的缺陷：首先，此种理解隐含着对历史唯物主义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原则性差别的否认，二者的不同只是体现为前者更加彻底而已;其次，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主张“消灭哲学”，而“哲学”并非只是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包括以往的一切唯物主义哲学，既然如此，认同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只是传统的本体论式的唯物主义哲学在历史领域彻底化的结果，必定使得马克思陷入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最后，马克思之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包
括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在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历史领域时，皆以失败而告终，表明传统的本体论式的唯物主义在原则上是无法实现对历史的唯物主义阐释的。

为此，我们必须紧密结合《形态》的理论阐述，深度展开马克思所主张的与“唯心主义观点”相对立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真实意义，并以此阐释马克思所宣称的“新唯物主义”何以是“改变世界”的哲学。

一、对“唯心主义观点”的方法论批判对于《形态》的写作目的，正如马克思在其“引言”中所宣称的：“就是要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投合耽于幻想、精神萎靡的德国民众口味的哲学斗争，使之信誉扫地。

”这里的“哲学斗争”是指黑格尔派哲学所展开的纯粹观念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还用“德意志意识形态” “德国哲学”、“德国的批判”对其作指称。

对于德国批判的总体特征，《形态》明确指出它“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

这就表明，黑格尔之后的“德国的批判”仍旧隶属于黑格尔哲学的“传统”，即便是曾经对黑格尔哲学展开过激进批判的费尔巴哈仍然“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1]549 。

因
此，在直接的意义上，整个《形态》的目的及其批判乃是对黑格尔派哲学的批判;在间接的意义上，则是对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当1845 年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马克思和他“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而“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

二、方法论对立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澄明纵观《形态》第一章的内容铺展，其重要特色在于马克思总是基于对德国哲学的批判来澄明他和恩格斯的“共同意见”。

既然对德国哲学的“思辨方法”批判构成了其批判的首要，那么，正如其副标题所宣称的“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第一章所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必定是与“思辨方法”相对立的。

就此而言，两者之间的对立所指称的便必定不是我们惯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即“物质本体论”与“精神本体论”之间的对立，而首要的是方法论的对立。

对此，塔克敏锐地指出：“马克思所用的‘唯物主义’既不具有一种自然的、机械的或生理上的内涵，也不追问意识心理的实在。

‘唯物主义’不是指有关构成宇宙的材料的本性，尽管马克思断定构成宇宙的是物质材料。

而术语
‘唯心主义’在马克思的使用里也相应地区别传统哲学讨论中所使用的‘唯心主义’”，“对马克思而言，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对立是历史的理解方法的对立”。

而当列宁尤其突出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6] 时，无疑隐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在首要的意义是一种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即如王南湜教授所指出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

”[7]为了充分证明此种理解的合理性，我们在阐述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澄明之前，再度追问一下惯常的理解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物质本体论”在历史领域的贯彻的问题之所在。

而为了论述的集中性，同时匹配于本文之经典文本解读的要求，我们将目标锁定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上。

在《形态》的一个注释中，马克思强调他和恩格斯在对德国哲学的个别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先提出一些有关德国哲学和整个意识形态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充分表明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并强调：“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

”[1]520之所以说费尔巴哈“向前迈进了一步”，是
因为他在德国思想界普遍沉浸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时，通过颠倒“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即通过宣称“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之前，通过确立“物质”的本体论地位而变革黑格尔的“精神本体论”已然为费尔巴哈所完成。

但是，当费尔巴哈带着“物质本体论”的前提进入历史领域时，立即暴露出其无法克服的缺陷，即：“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三、“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根本对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通过这种宣称，马克思实际上从历史使命的角度界划出历史唯物主义与一切旧哲学———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

那么，到底是何种原因造成了这一区别?对于其改变世界的功能，传统理解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把握了关于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科学，因而对改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

这一较为明快的解答固然有其合理性，毕竟科学的本然使命在于通过获得规律性知识而指导实践。

而近代以来科学因其对人类生活的积极影响铸就的良好形
象，即正如罗素所概括的，“科学是依靠观测和基于观测的推理，试图首先发现关于世界的各种特殊事实，然后发现把各种事实相互联系起来的规律，这种规律(在幸运的情况下) 使人们能够预言将来发生的事物。

同科学的这种理论方面联系着的是科学技术，它利用科学知识，生产科学时代以前不能生产的，或者至少是要昂贵得多的享受物或奢侈品。

正是由于这一技术方面，甚至连那些非科学家的人们也赋予了科学如此巨大的重要性”，则更加强化了此种理解的合理性。

但是，正是马克思同时给予了“科学”以严厉的批判，明确认为“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

马克思还给予了被其誉为“科学”并致力于把握社会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以严厉的批判，认为“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

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

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

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

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而没
有历史也就隐匿着历史无需改变或不可变革的结论。

显然，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隶属于马克思所要批判的仅仅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而非致力于改造世界的理论。

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成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关键不在于其把握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其所实现的功能转变必定有其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综上所述，作为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或自我变革的奠基性文本之一，《形态》基于方法论的变革而与传统哲学彻底划清了界限，因此，《形态》所凸显的“唯物主义观点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首要的不在于是本体论的对立，而是方法论的对立。

基于这种对立，马克思凸显了“改变世界”之于历史发展的首要的基础性作用，与此同时也赋予了“解释世界”的理论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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