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抢救运动”中的康生、毛泽东与周恩来(下)

延安“抢救运动”中的康生、毛泽东与周恩来（下）
作者：暂无
来源：《读报参考》 2020年第11期
（接上期）
《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毛泽东的“九条方针”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

康生在报告中说：“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

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

”“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指4月9日和12日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国民党的特务分子、破坏分子，他们不去破坏敌人，而是与敌探一起来破坏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和华中、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

他们不是去拯救被日寇毒害的中国青年，而是将许多有为的中国青年，拉到特务的罪恶泥坑中去为日寇的第五纵队服务。

因此从4月10日起，我们党中央又一次地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们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阱。

三个月来，经过所有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人的努力，促使许多失足被害的青年接受了党的号召，起来控诉日寇和国民党杀害青年的罪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

”
在康生作这个报告以后，延安开始了一场“抢救运动”。

所谓“抢救运动”，实际上就是“强迫坦白”。

各机关学校清查出了大批的“特务”。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决定》中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

”并解释说：“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

抗战期间，虽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

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也是很多的。

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

”
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的立论，为康生制造的“特务如麻”舆论提供了理论根据，他以此作为进行所谓反特务斗争方针的“立足点”。

《决定》提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

”康生对此解释说：“运动的方向要我们一定这样做。

拿延安机关来说吧，由一万人的工作人员开辟到二万人的杂务人员；拿延安来说吧，由三万人的工作人员开辟到一万人（当时延安居民约一万人）的老百姓中间，从机关走到各县农村中，走到军队中士兵中间去，走到城市商人中间去，走到中小学校去，大致运动的方向由一万人走上几十万人的陕甘宁边区，要造成这样的运动。

只有造成全边区人民广大的工农兵起来，那时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边区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

”这就是说，《决定》不仅把审查干部的范围扩大了，而且还要到群众中去开展反特务斗争，肃清奸细。

《决定》正式公布，并重申了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即“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

应该说，“九条方针”是正确的。

但是到了康生那里就变了“味”。

这里，笔者再补充一
下康生的变了“味”的调查研究。

康生说：“调查研究在延安有几种新的创作。

叫做三种‘自传’：刚来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检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康生说的实际上是
四种自传，但原文如此）一对照，矛盾百出。

有怕出毛病怕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了大
纲写一百遍也不会错。

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就有漏洞。

还有一个叫
做‘年表大事记’，哪一年干什么，从小一年一年地接起来；还有叫做‘月表’，哪个月干什么。

这个‘月表’有好处，可以找到毛病。

把那个表放在审讯室里，故意把表画得那样大，在
审讯犯人的时候，你讲我看你的年表，看对不对，他想审判官把他的年表列出来了，不讲不行了。

这个‘年表’也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之一。

”康生美其名曰“调查研究”，实际上是一种运
用文字技巧的“逼、供、信”。

从7月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到8月15日中央发出《决定》，仅仅
一个月，在延安“审查出两千多人”，比康生在其报告中所说的已经有“四百五十个人向党自
新改过”，“翻了两番”还要多。

周恩来回延安，促使“抢救运动”转入“甄别”阶段
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以后，为了讨论新形势下的国际国内新政策，1943年5月24日，中共
中央电请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回延安。

7月16日，周恩来等回到延安。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周恩来虽然不在延安，但仍受到了不公正的和过火的指责与批评。

他
在回延安以后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压力；加上“抢救运动”中又抓出了一大批“叛
徒”“特务”“内奸”，尤其是所谓的“红旗党”，大部分是国统区的党组织，属于南方局领
导的范围，进一步加大了他的压力。

周恩来连日与朱德、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康生、彭真等交换意见，
了解整风和审干、“抢救运动”的情况。

7月24日，周恩来旁听了杨家岭的审干会议；26日，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由重庆回延安的方方、钱瑛、吴克坚入中央党校学习。

邓颖超在帮助周恩来整
理大后方的审干材料以后，也要入中央党校学习。

当时的中央党校已经进入了全面审干的阶段，他们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实际上也含有被审查的意思。

8月2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提出：“可以利用意大利法西斯墨
索里尼倒台，要求国民党取消各种特务组织，取缔特务理论和《中国之命运》。

”会议同意此
提议，决定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胡乔木会同周恩来准备文件。

会上，毛泽东说：“今晚开欢
迎会，请恩来在会上讲话。

”
当晚，在欢迎会上，周恩来指出：“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
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同时，周恩来说：“我们全党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整风学习到干部审查，已达到
空前的巩固的程度。

”他的讲话，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基本立场。

8月8日，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参加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并讲话。

在讲话中，
他阐明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别”，提出：要建立坚定的立场，分
清革命与反革命；共产党员不仅要有民族立场，还要有阶级立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
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并且联系自己过去一度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体会，
进行分析与自我批评。

8月30日至9月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两天报告大后方的情况，其中说道，3年来，除送1000多人回延安外，对已经暴露的组织，开始是停止发展，后来
实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政策，提出处置办法11条，即实行平行组织、不转关系等。

七八月间，正是“抢救运动”的高潮，周恩来一方面要作参加整风运动的报告和批
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文章；另一方面要为一些由大后方来到延安以后被关押的同志写各
种证明材料。

进入9月以后，周恩来为总结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作进行总结，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翻阅了大量的历史
资料对党的历史进行再认识。

从9月16-20日，就1928-1930年期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
指示进行分析研究后写出笔记，认为1928年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既反对右倾余毒，又反对“左”倾高调，是其中最好的一个。

中共六大是根据这个决议召开的，但六大决议“未
着重和彻底反‘左’倾，因此反不如它”。

9月21-27日，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
而斗争》的小册子进行分析和批判，并写出笔记。

10月10日以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整风运动进入
总结和提高的阶段。

从11月底到12月初，周恩来作了多次有关整风的发言。

12月22日，为了总结审干、“抢救运动”的经验教训，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康生
关于反特务斗争的汇报。

周恩来回延安以后，通过深入的调查和严肃认真的思考，并结合大后
方党的组织与发展状况，以及国民党的组织发展状况，对延安的知识分子队伍作了头脑冷静的
科学分析。

周恩来说：“截至1943年，国民党员只有一百几十万人，其中学生党员约3万人，主要是在1940年以后发展的。

国民党决不会把3万学生党员都送到延安来，何况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多数是在1937年和1938年来的。

在抗战初期，战争混乱，国民党不可能很有计划地派大
批特务到延安来，有些省如陕西、四川等国民党组织不大发展，也不会有许多特务派到延安来。

”因此，周恩来认为，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80%-90%是好的，他们是为了革命到延
安的。

那种认为80%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看法应予否定。

同时，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

有许多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错误是
没有向党报告。

周恩来找毛泽东反映情况时说：“重庆是国民党的巢穴，也只有二三千特务，
在边区就有上万特务，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经过这场讨论，中央书记处对于延安知识分子的估计和“抢救运动”的看法，头脑开始比
较冷静了。

笔者以为，停止“抢救”，并开始进行“甄别”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以后。

此后，“抢救运动”才得以真正停止，使得错误不再继续扩大。

必须指出，对此，周恩来立了大功，
但没有毛泽东的认可，也是不行的；毛泽东的功，亦不可灭。

但是，康生此时依然“故我”。

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赔礼道歉
从1944年10月起，毛泽东对审干、反特、反奸的问题，不断作出评价，并根据延安的经
验教训，指导各抗日根据地的审干运动。

10月25日，毛泽东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说：“审干、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

‘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
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

‘抢救运动’有错误，错误是夸大了问题方面，但不能说是路
线错了。

”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一份情况通报上，关于反奸斗争的政策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必须
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及九条方针的原则，不警惕不严肃的右倾思想是不对的，不谨慎不精
细的‘左’倾思想也是不对的。

”
11月1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河南工作时指出：“整个大
后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可靠的，要破除认为很多党员不可靠的‘左’的观点。

有少数不可靠的，还要加以分析，要在斗争中进行考验。

总之，需要有两种的态度：一是严肃态度，二是谨慎态度，防止‘左’的或右的观点。

”
12月20日，毛泽东听取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报告时说：“董老的
报告很好。

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做了很好的工作。

大后方有十
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去年审干时估计有些错误。

审干应采取严肃与谨慎的态度，两者
缺一不可。

”
当时，毛泽东始终认为党内有问题，即有特务、有内奸，但不多。

例如，1944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过一次《反特务问题》的报告。

他说，对待敌情的看法，不能“熟视
无睹”，也不能“特务如麻”。

“一个叫熟视无睹或者叫做天下太平，一个叫做特务如麻，再一个叫做甄别工作分清是非轻重。

”“究竟天下太平不太平，我讲天下太平又不太平，太平是真，不太平也是真的。

绝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的党员天下太平，是没有问题，是可靠的。

但
是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

”
因此，毛泽东始终认为审干、“抢救运动”，只要坚持“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既反右又
防止“左”，事情就可以得到解决。

从1944年1月1日起，毛泽东开始对“抢救运动”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赔礼道歉。

由王诤领导的军委三局是搞通信的，有1000多人，在审干、“抢救运动”中大部分成了“特务”，因此与全国各省、各根据地的联系都不通了，急得王诤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后来，
王诤想了一个办法。

1944年1月1日，他带着一批被搞错了的同志，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口，
站得整整齐齐，给毛泽东拜年。

毛泽东出来一看，站了这么一大批人，他明白了，讲了这样一番话：“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

今天我向
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也向我敬个礼！”毛
泽东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把他们的问题一风吹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向他敬了个礼，回去后工作
又开展起来了。

5月的一天，毛泽东对中央党校即将上前线的学员发表讲话。

在讲到整风、审干时，他说：“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儿委屈，有点儿气是可以理解的。

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
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

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

”其时，毛泽东虽向大家敬礼赔不是，但没有人还礼。

他说：“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
敬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这时，全场起立鼓掌。

10月，在中央党校又有一次。

据李维汉回忆，“抢救运动”这个责任康生是“无论如何推
卸不了的。

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在何时何地作过何种检查。

真正在全党承担责任作
出检查的，还是毛泽东。

他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着大家的面，公开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并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并向大家鞠了一个躬。

他又
在1945年七大前夕，在中央大礼堂的一次有中央机关和边区系统干部参加的大会上，公开向被‘抢救’错了的同志道歉，并且要求各单位对在什么场合因‘抢救’戴错了帽子，要在原场合
取下来”。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演讲时，对“抢救运动”的错误主动承担了
责任，说：“前年、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犯了许多错误。

这些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

我赔个不是。

审干应该采取严肃、谨慎的
态度，严肃的态度是反对右倾，谨慎的态度是反对‘左’倾，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

”
此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又先后两次表示要对被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

他说：“我们搞错了的就要说对不起，戴错了帽子的就要恭恭敬敬地把帽子给脱下来，承认错误。

”
毛泽东在结论中说：“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
难过。

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乐的。

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
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

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

”（完）
（摘自《党史博览》宋金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