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诗的“身体”现代性

前期，尚不多见。

昌耀因此超越了程式化的“西部”写作，他笔下藏族形象也发生了质变——他将藏族同胞及其文化的当代处境，命名为“另一种圣迹”，可谓有前瞻性。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另一种圣迹”依然是诗歌乃至一切汉语文学中，需要更充分地被表现的主题。

余论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昌耀的诗歌主题和观念发生了变化。

他很少再集中抒写“青藏高原的形体”，而更倾向于把个体微观感觉，日常情境和室内经验作为诗歌主题，这似乎也暗合了90昌耀诗中的藏族形象抒写年代汉语诗歌整体语境。

综观昌耀诗中的藏族形象，可以简要归纳为四类：一作为政治受难者被救赎的力量——“众神”或“人民”；三是青藏高原乃至大西北景观的一部分；四是与现代化“不协”的元素。

如上所述，作为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在有效写作的诗人，昌耀在上述四种关于藏族形象的抒写，以及它们之间的前后转化逻辑，都令人深思。

诗人昌耀一方面乃“时代中人”，同时又能挣脱时代“共名”的桎梏，琢磨出卓越的诗行。

论析他诗中这四种彼此交叉的藏族形象抒写图式，或可为重释昌耀诗歌开辟新的尝试，也能为我们探看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当代互动图景，提供一种来自诗歌的角度。

（何易礼摘自《文学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一、身体：从哲学到诗歌
西方身体哲学及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身心关系”的问题，对它的认识从古典到现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将对身体经验的认知延伸到语言表达层面，主要是由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提供的思考：“真正的哲学家既受到明晰性的吸引，也受到复杂性和模糊性的吸引”。

梅洛·庞蒂的“知觉经验”是不透明的、模糊的。

含混性的根源在于知觉经验处于一种前语言的状态，它还没有受到理性的规约。

来自身体的经验是原初的、真实的经验，它是沉默的“我思”，梅洛·庞蒂认为文学、艺术才能让沉默的身体说话。

而在语言艺术中，最接近这样一种理想的就是诗歌，诗歌语言的丰富、微妙和含混正是世界的丰富、微妙和含混。

诗歌作为感性审美的语言艺术，它以身体为起点，“原初的诗性源于切身性想象”。

身体的唯一性构成了每一首诗的唯一性。

因此，诗歌最能反映人与世界交往的“原初性”，优秀的诗人总怀揣着对“惊奇”的渴望，进而通过审美的感知和表达获得对世界的体认，“在我们的文化境遇中，诗几乎是一种唯一值得信赖的自我教育的方式。

”
二、新诗的现代性与“身体”
自新诗诞生之日起，相对于“旧诗”，新诗之“新”就是一个如何“现代”的问题。

可以说，不断地求新求
论新诗的“身体”现代性
李 蓉
力。

30年代施蛰存对新诗的理解就是围绕“现代”一词展开的：“《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

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行”。

“现代派”诗人将“新诗”之“新”落实到“情绪”和“语言”上。

在对“新”的追求这一点上，中西方现代诗人表现出一种共同的认知。

而“身体”正是现代生活的核心，这也是现代诗歌重视个人体验的原因。

“身体”对于现代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感性的艺术，还在于“身体的在场”是一个关涉写作真实性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区别于西方现代诗歌的特点。

新诗作为一种审美的语言形式，它的发展置身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新诗的身体现代性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审美的问题，也包含了新诗历史化的问题，新诗的求新也是因为世界的瞬息万变才有了可能，特别是在20世纪的中国。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早期象征主义追求的“感官”是个人化的，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纯个人的感官书写已经被抛弃，因为现实感的增强，进入诗歌艺术的感性经验具有了开放性。

可以说，新诗不仅确立了重视感性的传统，同时，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它因将身体的经验转化为创造性的语言而融入了“感时忧国”的现代框架中。

从“身体”的视角研究新诗在过去并未得到重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一直存在着贬斥“身体”并将“身体”和“精神”对立起来的倾向，这样的看法不仅导致了诗歌创作界和研究界对身体的偏见和误解，也导致了对于新诗发展中的身体问题的漠视。

可以说，新诗的现代性进程也是身体在诗歌中被认知和实践的过程，身体是否在场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在场都关系到新诗现代性的展开。

三、新诗的“身体现代性”及其展开
从“身体”的角度考察中国现代诗歌，可以发现，“身体”在新诗不断建构和修正自身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下几方面展开的：
首先，“身体”对于开创期的新诗具有重要的意义，新诗在艺术上的自觉归功于现代汉语诗歌感性传统的建立。

30年代的“现代派”追求表现瞬息万变的现代生活中的情绪和体验。

但在“左翼”文化的诗歌中，感性的特质被驱逐，革命的理念成为诗歌抒写的中心。

新时期以后，随着先锋诗歌的登场，新诗的感性传统又重新起步。

在新诗将“感性”确立为艺术起点之后，如何将其熔铸于现代的经验之中，在审美感性的基础上表达现代人的复杂经验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再者，在抒情问题上，对“身体”的滥用作为一个反例也促进了新诗在抒情性上的发展。

在郭沫若的诗中，身体是工具性的，它是作为意志驱使的客体对象而存在的，诗歌所具有的节奏感也是为主体意志服务的。

可以看到，当现代的主体获得确认之后，它始终需要与真实的身体和智性获得联结，否则容易走向虚张和浮夸。

最后，“身体”在新诗的整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在于它赋予了新诗清醒的现实精神和深厚的历史意识。

在20世纪各种观念和权力对人的侵袭和掠夺中，诗人只有通过真实的身体来确定自我的根基，这也是信赖身体的诗人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时拥有的基本方式，只有不断地回到“身体”，他才不会将个人作为历史结构中的被动存在物和虚饰想象物。

进入当代，“身体”可以说被驱逐出了诗歌的世界，一直到1980年代以后，汉语诗歌才又接续了中断的现代传统，除了表现出对现代诗歌的继承之外，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它的“身体现代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首先是口语的“肉身性”给1980年代的先锋诗歌注入了活力。

在当代诗歌经历了长期僵化的语言模式之后，“第三代”诗人从原始、生动、肉感的地方性语言、日常语言中寻找突破，由此松动并丰富诗歌的语言环境。

其次是在语言的自觉下，文本的“肉身性”得到重视。

1980年代诗歌在回到语言本体的强烈愿望之下，重新
唐宣宗李忱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时年35岁的诗人李商隐，被授为节度判官，治今天所在地为三台县的梓州，期间云游巴蜀。

途经北碚，写下“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千古诗句。

巴山即缙云山。

如今，在缙云山有一块石头上专门刻着这首诗。

其中的孤独诗意之美，早与缙云山的云霞、温泉一起，印入重庆人的精神生活当中。

11月6日晚，作为第六届中国诗歌节的专场活动—第二届缙云诗会首届“巴山夜雨诗歌奖”颁奖典礼暨主题诗歌朗诵会，在西南大学附属中学学术报告厅举行。

来自川渝乃至全国各地的近百年诗人、学者，参加了此次颁奖典礼和朗诵会。

在活动上，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发表了一番演讲，对川渝的诗歌伟大传统给予梳理。

北碚的诗歌传统尤其是近现代史上，有着丰富的诗歌文化，这里走出来很多优秀诗人。

吉狄马加还特别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位于北碚的西南大学建立的诗歌研究中心，以吕进教授为代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相信，这个诗
歌研究中心，接下来还会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

”
对于缙云诗会，吉狄马加也给予高度肯定，“我今天也看到了第一届缙云诗歌会的诗集，觉得很好。

如果这个缙云诗会能不断举行下去，优秀的诗作会慢慢积累起来，会成为时间深处的文化积累。

”在演讲最后，吉狄马加还提到诗人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如何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

在颁奖活动现场，由吉狄马加题写的“中国新诗创研中心”牌匾，由著名诗人叶延滨向北碚区相关领导授牌。

对“中国新诗创研中心”牌匾，作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创办人，吕进教授很激动，“在成渝两地的诗歌之间，北碚占着重要的地位。

这次北碚被中国作协授予的‘中国新诗创研中心’，非常精准地点出了北碚诗歌的一个亮点—研。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是1986年成立的，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是创举。

而且跟后来出现的很多诗歌研究基地或者中心不同，我们这个研究所，是系级实体单位。

在过去30多年，培养了600多位博士、硕士，充实了新诗人才队伍，提出很多新诗概念，推动新诗前进。

”
北碚被授予“中国新诗创研中心”称号吕进：“研”是北碚诗歌在川渝乃至全国的亮点
是“物”。

在“不及物写作”提倡者看来，文本是具有隐喻性质的“肉身”，一个鲜活、自足的文本是一个完整、系统的生命有机体。

再者，当代诗歌的感性特质显示了对汉语诗歌传统的继承。

1980年代的诗歌在社会、文化和语言层面的理想主
在于确立了一种置身当下、回到身体的写作，叙事性、戏剧性等现代诗歌技巧的使用摒弃了单向度的抒情，呈现了现代人暧昧、复杂的生存状态。

（杜鑫摘自《浙江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