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封冰那些事儿

难忘封冰那些事儿封冰因病缺席校庆聚会，未料两天后竟溘然辞世，这是我们班第五位逝者。

这些天，一直想着为他写点什么，却踌躇难以落笔，忆封冰避不开文革——这是个初想清晰实则模糊的话题。

他与我两度室友（大学和文革后进修班），是我们班最有故事者。

一、封冰来自江苏农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温和随性、达观乐天。

我记忆里，想不出他与谁有过争执或争论，不记得他和谁比较亲密或疏离，没见过他着急变脸，也未遇到过他生气失态。

记忆里，总是微笑、友善地面对同窗。

在血气方刚的年轻集体中，他的从容沉稳有些另类，却讨人喜欢，别具一种洒脱。

面对各类政治活（运）动，封冰总能淡然处之——不激进，不落后，不伤人，不损己。

想来奇怪的是，他高中即共青团员，在大学却从未担任学生干部。

那时，蒋南翔校长已经将培养目标从“红色工程师”，调整为“党和人民各项事业的接班人”，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大力培养学生党员，鼓励学生担当社会工作，限定每人一种职务（活动）等。

那时的清华学子，除了病号，“白身”学生甚少，何以封冰竟然例外？只能猜测，封冰钟情平和宽松的环境，享受心无旁骛的学习境界。

也许，这就是他骨子里的理想生活。

依照轨迹前推，封冰会度过平静闲适的大学生活，会拥有平静祥和的婚恋家庭，会享有平静安定的职业生涯。

然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一切。

一、1966年6月2日，第一节课是《物理化学》考前答疑，我们正在新水利馆等待上课。

突然，一个女孩子在门口喊：“北大聂元梓写了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评论了”。

大家互相探询地望望，仿佛受到什么暗示，都意识到课上不成了。

短暂犹豫后，纷纷离开教室。

没有动员，没有通知，大学学习生涯就这样戛然而止。

长达10年，残酷曲折，影响深远的“大革命”，就这样糊涂开幕了。

1981年，原419宿舍部分成员 1980年文革后返校合影聚会照片（左起第二人为封冰，第三为作者）。

（左起第二人为封冰，第一人为作者）。

所附的四张老照片，原件是6x6的正方构图，封冰亲手改成了3：2构图，说这种格式现代。

清华园热闹起来。

6月5日，刘涛等7人贴出反蒋大字报，触发了“反蒋”“保蒋”攻防战。

我们班也贴了大字报——那种写在废报纸上，有观点无论据，有声势无思想的表态大字报。

封冰一如往常的超脱，不记得他写什么特别大字报，想不起他有什么特殊言论。

6月9日，蒋南翔突被停职。

同日，513人的庞大工作组进驻清华，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任组长。

我们班也派驻了一名工作组员，来自冶金部，大家称他老邓。

老邓住进我们419宿舍，封冰主动腾出床位，搬了出去。

拐点是“6.24”辩论：1966年6月19日，王光美在清华公开亮相，并到七饭厅给学生打菜，引起全校轰动。

那天我无缘目睹盛况，但听说了很多细节，包括她怎样盛土豆。

接着，发生了一件酿成大变故的小事：王光美要去化902班听取学生意见，然而，实际去的不是王光美却未加澄清。

蒯大富等十人写了大字报，质疑工作组套取学生情报。

为证清白，工作组于6月24日晚组织自由参加的“大辩论”，以批倒蒯大富。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但工作组的过分自信和傲慢害了自己，辩论会全面失控。

礼堂上千学生不论是否赞同蒯大富，都一边倒地不满工作组态度和表现。

封冰参加辩论会回来，熬夜赶写了署名大字报《叶林讲话糟的很》，连夜贴到7号楼东山墙上。

大字报直点工作组长大名，直斥叶林权势压人，尖锐、直白创东区之最。

全班第二天才听说去看，那里已贴满了大字报，都是针对封冰大字报的，支持反对的都有。

我清晰地记得，正反两方都没有我们班的名字。

工作组迅即展开了有组织的反击。

6月27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大礼堂派代表凭票参加，各班分教室集中听转播），全校铺开“反蒯斗争”，各班都在批判“蒯氏人物”。

封冰荣列重点批判对象，工作组组织策划了我们班的批封班会。

仔细搜索记忆，已想不起具体细节，只觉得那是一场形式大于内容的批判会，全班奉旨批判、表态。

主导批封者，就是十几天前封冰好心让出床位的老邓。

政治的宿命，竟如此巧合残忍。

至今不知，批判对封冰造成什么伤害，对封冰人生有多大影响。

几十年来，从未听封冰提过那场批判。

但我相信，回避正说明记忆犹在，静默也说明伤害隐存。

我不希望忘掉一切，或假装什么都未发生。

相信坦诚面对、直面一切，才是强者的处理方式。

我们班还有两笔“良心债”：一是，批陈南平教授在我们班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原意是要我们珍惜清华学习机会，被批为散布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二是，批辅导员董E执行蒋氏路线，有同学动手按董E低头（这是我们班唯一的“触及皮肉”）。

批判会的策划过程和具体细节都已遗忘，但事实却忘不了。

几十年后，牛俊民同学几经周折，努力联系董E未就——她不愿接任何电话。

那么精干聪慧的学姐，发生过什么事，何至于此？我们全班的愧疚、歉意竟无以送达，可叹。

我们班属清华文革比较温和的，彼此伤害量小度轻，想来真是万幸。

封冰陷入一生最黑暗的时期。

直到8月22日，周总理在东大操场宣布“工作组批斗学生是错误的，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封冰才得以平反。

此后，清华权柄再度易手，“井冈山兵团”一统清华，封冰成为我们系“头头”之一。

很快，文革的无情无常、反复反常，耗尽了最后的激情和热诚，同学们纷纷加入“逍遥派”——装收音机、打牌、读书、恋爱……，一起沦为了文革大潮看客。

而封冰很少参与和过问班级事物，也没有觉察到他好恶亲疏的些许变化。

想到一个插曲：平反翻身后，不知是好奇还是没过脑子，封冰进城顺便溜达进冶金部，去拜访整他的老邓。

听说封冰来访，老邓“吓得脸都白了”。

两人见面，一个谈笑风生，如遇故人，一个满腹狐疑，似撞“还乡团”。

最后，两人共进晚餐，珍重相别。

大概封冰潜意识里，只要有过接触——过节也好，情谊也罢，都算有缘人吧。

他可能从未深想，假如有“假如”将意味着什么。

能够时而冒出“没心没肺”般的糊涂大度，是封冰可爱之处。

二、清华园越来越乱，“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剩下“团”、“四”两派缠斗不休。

最终（1968年4月）兵戎相见，论武功定输赢了，清华学子惶惶然逃离校园。

我班有三位半同学参与了武斗。

封冰作为“系头”，只能留校尽责，无可逃避。

另两个同学：一个恋情正浓，唯厮守清华才不致南北相望；另一个无钱买票回家，在京仅有女同学而无法借宿，只能冒死留校。

留校就得站岗放哨尽义务，逃脱不了武斗。

有趣的是，文革后我班同学大多脱离专业，而这三位同学却都成为材料科学的杰出学者——说不清是偶然巧合，还是另有冥冥规律。

最后半位，仅持长矛数天，便逃离阵地离校，从权算半位吧。

清华武斗主要限于教学区，广大校园都是“和平区”，可自由往来。

我避难的矿院与清华相邻，常为领粮票、取信等杂事进校，偶尔去看望封冰等人。

枪炮声中，校级机关瘫痪，而后勤部门依然运转，工作人员依然敬业。

东区后勤部门都搬到临时地点办公，粮票、助学金、信件都可以方便领到。

我们7号楼的服务员，定时定点摆信件如地摊，守着摊儿纳鞋垫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1968年7月27日，一个闷热的星期六。

我因厌食乏力到校医院看病，离开医院时间尚早，就到6号楼（“团派”东区驻地之一）找到了封冰。

两人在四层他的住处聊天。

我告诉他其他同学的情况和各种消息，他则讲经历的武斗故事。

封冰说起第一次拼长矛：几十人对攻，他只紧张地盯着面前对手的长矛，只看得见矛尖晃来晃去，宛如身处真空，其它仿佛都消失了。

一仗下来，浑身衣服汗浸的拧出水来。

另一次战斗，武功运气皆差，左臂被刺一枪。

光荣负伤，卧床修养，有人照顾，还有女同学慰问，温颜软语，轻歌曼舞。

说到此，封冰淘气地笑起来。

中午打饭边吃边聊。

互听楼外人声喧闹，楼内脚步杂沓。

探头外望，才发现六号楼被手执横幅、标语的工人团团包围，两个女同学站在西门遮雨挡板上，向工人喊话：“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你们不要上当受蒙蔽，回去吧”，其势若“五四”街头演讲青年。

楼内紧张起来，封冰只想隐藏一把匕首。

这才体会到藏东西是个智慧活，箱子、抽屉、床底、被褥里、书架后……，一个个想法提出来旋即被否定。

我突然想到，楼道吸顶灯罩内，可以藏匕首。

两个人搬桌子在楼道藏好匕首，还没来得及得意，立马发现：一开灯不全暴露了吗？无奈又取出来。

这时，传来什么命令，封冰嘱我不要出去，自己跑下楼去。

我走到四层楼道东尽头的窗口，那里视野宽阔，7、10、11号楼、9饭厅、东大操场一览无余。

大致下午3点左右，看到大批工宣队员冲进10号楼。

不久，10号楼三层窗口冒出浓烟。

下午4点左右，11号楼十余名武斗队员披铠甲、挺长矛冲出来，会合六号楼队伍，一起向10号楼冲去。

很快，就看见工人纷纷从二楼跳窗逃生。

10号楼北侧有2米多高的斜坡，跳楼人落地很难立脚，大多滚下土坡。

看到有几人爬到楼顶，揭瓦片向跳楼者砸下，被击中者立即挣扎着倒下。

不一会儿，那里躺倒一片伤员，这是我一生所见最揪心的惨烈场面。

不久，大队工人被驱向东大操场，部分受伤“俘虏”被送进六号楼，有女同学忙着包扎治疗。

有两个房间审问登记俘虏。

一个小伙子坚不开口，一副硬汉模样。

一中年汉子，连声认错，还主动做“劝降”工作。

人和人真不一样啊。

下午六点，下起了大雨。

雨停，外面也安静下来。

找不到封冰告别，我独自走出六号楼。

这才看到七饭厅前，到处是丢弃的横幅、旗帜、标语等杂物。

绕道走到南校门，校门已封锁禁止出入。

我找到一位貌似负责的解放军军官，解释说：我住在矿院，没有参加武斗，今天看病被围，希望放行。

那军官看看我——背心短裤，手拿药品，不似暴徒，但仍然冷冷回答：“敢打毛主席派的工宣队，是什么性质问题啊，顾全大局吧”。

不被放行，只好站在路边焦急等待。

大约10点左右吧，突然有大批工人列队出去，不知是调防还是换班。

开始，我只呆呆地看他们前行，突然发现队伍有间隔，打的旗子也不同，想到可能是不同厂的工人。

一个念头闪过，飘身插进一个队尾，昂然随行。

天幸无人发觉，不到三分钟，混出了南校门。

回矿院的大道上，挤满了工人队伍。

路过东升乡，看到几十辆汽车大灯将精密仪器馆（9003）照射如昼，那里还在“战斗”。

武斗百日，清华大学13人死亡（学生8人），30多人终生残疾。

为制止武斗，北京市61个工厂三万多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二十几个小时内，5人牺牲、731人负伤（重伤149人）。

为着同一个目标，高举同一面旗帜，在本应文明的学府圣地爆发了原始的野蛮械斗。

几十年后，有人醒悟：7.27“是清华大学百日大战的结束日，是显赫一时的红卫兵夹着尾巴退出历史舞台的纪念日。

”其实，7.27只是序幕。

很快，工宣队全面进驻首都59所大专，接着，全国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我误打误撞赶上了这个转折的关节日子，亲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亲证电影情节确非全部臆造。

第二天傍晚，接到封冰电话，低声嘶哑地说：逃到清河，设法回老家。

不容我回问，立即挂断了电话。

那样小心、慌乱的语调，活脱通缉中的逃犯。